后世可能也多看到方孝孺的迂，就如鲁迅先生。似乎方孝孺还能够有其他的选择，似乎他死得太冤枉，似乎他为自己的旧君主殉难根本是不值得的……
可是让我们深入地思考一下，临此大节，一个深受传统教义习染的忠诚卫道士还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吗？这个社会本来就是提倡的“忠君节义”、本来就是信奉的“三纲五常”、本来就是讲求的“食君之禄，为君分忧”，如果一个封建士大夫在自己应该作出牺牲的时候而没有牺牲，后世则又要对他不齿了，尤其是在封建舆论之下，他就会永世不得翻身（而方孝孺正好赶上了这样一个考验自身忠勇的关节，幸哉？不幸？）；还有，这本来已经形成了一种浓厚的社会气氛，是上自天子下到庶民都认同的一种价值信仰标准，所以，虽然朱棣在表面上是那么地恨方孝孺入骨，可是内心深处肯定也是非常敬重方孝孺的气节与胆义的。
而在方孝孺自己就经常这样向弟子垂训：“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也；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义也”，“士之可贵者在节气，不在才智。国家可使数十年无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无气节之臣”，“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则效之。贱物而贵德，孰谓道远，将允蹈之”，尤其这最后一句：“君子有四贵：学贵要，虑贵远，信贵笃，行贵果。”诚然，方孝孺是表现得激烈了一些，否则也不至于牵累“十族”，可是让我们想一想，假使在他看来自己的“国”都没有了，要“家”亦何为？
其实在后世看来，朱棣与朱允炆好像是窝里斗，所以方孝孺如此激烈的反应就实在有些显得无谓甚至荒唐，好像他的死就不如文天祥死得更有意义和价值。然而，如果让我们深入到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之处时，我们也许就不会这样想了。也就是说按照当时的人伦大义，一个皇帝绝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当得起的，“君权神授”，不是哪个人都可以担得起“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神圣重任的；而且，一个皇帝就代表了一个国家政治和价值标准的最高权威，如果轻易地废立或者推翻他，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出现严重的政治与思想混乱，以至于上自官员下到百姓都感到无所适从——而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精神生活是追求稳定的，因此谁如果试图打破这种稳定，那么谁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民公敌”！当然，还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深入、细致地思考的。因此，到今天才会有人这样说：“方孝孺之死固然是忠于气节，但更多的是忠于制度，方孝孺为人不免空疏迂阔，但绝非是愚忠二字所能涵盖的。”
有人还指责说方孝孺能力不及，以至于误国：“高巍已上言，削藩宜用贾谊分建诸侯之说和主父偃推恩之策，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方孝孺作为建文帝倚信的大臣，却未能使建文帝听服高巍的建言，而其后遂有燕王靖难之祸。”这样的指责我们不能轻易否认它就是错的，当然它也难免有简化历史之嫌，可是一个人的能力总有高低大小，凡人都不过只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就同方孝孺自己也这样认为的：“士之可贵者在节气，不在才智。国家可使数十年无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无气节之臣。”乱世重才，而治世重德。
不过还有一点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朱棣其令人发指的血腥和残暴，他甚至比他的老子朱元璋还有过之（朱元璋为澄清吏治就曾经下令活活剥掉许多贪官的人皮），当然这主要应该归因于他所处的环境，朱棣和他老子一样本来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让我们再看《大明律》之刑法也是何等的严酷）。他对于自己的敌人或者反对他的人从来都不会手软，和方孝孺一起为旧政权殉难的还有大臣黄子澄、齐泰、铁铉等，他们都是被朱棣残忍地处死的，而且亲族子女也尝尽了人间炼狱之苦，比如据明代的《奉天刑赏录》之《教坊录》记载：“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邓诚等于右顺门里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条汉子守着，年小的都怀有身孕，除夕生了小龟子，又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奉钦（旨）：‘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树儿。’”也就是将来要将她们买身到娼家。再比如铁铉因为在“靖难之役”中屡次率兵挫败朱棣叛军，结果朱棣就这样疯狂地报复他：“割其耳鼻……逐寸磔之……乃令舁大镬至纳油敷斛，熬之，投铉尸，倾刻成煤炭。”
其实，朱棣的罪恶我们并不想细数，但也正是他的凶残才更加彰显出了方孝孺的高大和正义形象，尤其方孝孺又一次为我们活生生地演绎出了我们中国人的骨气及凛凛正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方孝孺也更为我们再一次地证明了，在这个世界上——人的坚强信念永远是为血腥的暴力所压不倒、摧不垮的！
在本节的最后，笔者撰一副不太工整的对联来挽600多年前的方孝孺先生以及与他一起赴难的死士：
死了也就死了，若不念忠良辈有君难未靖，十族被累；
活着又怎么着？向未闻负义徒能生前荣华，死后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