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起用旧党，尽废新法，并对执行新法的人多加贬斥。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局面趋于稳定。但元丰党人（变法派）仍分布中外，并且时常制造舆论，以期动摇旧党的统治。当时的宰相吕大防、刘挚对此十分忧虑，于是就打算适当起用这些人，以此来平息“夙怨”，并称之谓“调停”。可见，所谓“调停”，即是调和，以此来缓解新旧党之间的矛盾。对此，宣仁太后疑而未决。苏辙对此办法十分不满，不但“面斥其非”（当面指责宰相），并且上疏曰：“亲君子，远小人，则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此理之必然。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也。故臣谓小人虽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无所偏废可也。若遂引之于内，是犹患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埛（jiōng）牧（野外牧场），无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隐退。”极言君子小人不可共处之理。如“调停”将“小人”弄到朝廷，无异于引狼入室。
上疏接着又说，对于神宗时的用事之臣（即新法派），“今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哲宗和宣仁太后）慈仁，宥之于外，盖已厚矣。而议者惑于说（被他们的邪说所迷惑），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谓之‘调停’。此辈若返，岂肯但已（只止于此）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意思是说，对于新法派人物，朝廷对他们已经很宽容、仁慈了。但他们只能在“外”，万不可返“内”。若招而纳之，后患无穷。
苏辙的“疏”入奏，宣仁太后命宰臣读于帘前。听后说：“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忠、奸；君子，小人），其言极中理。”苏辙的意见，得到宣仁太后的首肯。因为哲宗当时只是傀儡，宣仁太后大权在握。宣仁后认为苏辙讲得很有道理，诸臣也就“从而和之”。于是“调停”之说也就销声匿迹。
北宋中后期的新旧党争，归根结底是执政路线之争。新旧两党，势如水火，你上台整我，我上台整你；台上人快意，台下人不满，此势之必然。吕大防等人因怕新法派人物不高兴就想用“调停”之法来调和矛盾，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假如我们抛开所谓“革新”与“保守”的观念不说，仅以政治斗争而论，苏辙的意见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