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之时，因西夏内乱，乘势对西夏用兵，西夏败，遂于熙河增设兰州、于延安增设安疆、米脂等五寨。这无疑是打破了宋仁宗时宋和西夏的边界格局。哲宗即位后，西夏于元祐二年（1086）派使臣至宋祝贺哲宗登位。使者回西夏，未出宋境，西夏又遣使入境。朝廷深知西夏屡派使者是想请求收回五寨之地，但宋朝的大臣们有主弃，有主守，议而未决。
关于五寨之事，其实从哲宗即位初，朝臣内部便有截然不同的两派意见。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苏辙曾上《论兰州等地状》。开头便陈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主弃五寨者认为：五寨险远，运输不便，若竭力固守，必“坐困中国”。与其等将来“危而后弃，不如方今无事举而与之，犹足以示国恩惠。”而主守五寨者则认为：兰州“当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为耕战之备。”若举而弃之，无异于“借寇兵，资盗粮，其势必为后患。”对于争议，苏辙力主弃五寨。理由有三：一是哲宗初立，太皇太后听政，“当此之时，安靖则有余，举动则不足。”若要固守，西戎必争，一旦开战，“民力困匮”，此所谓“时可弃不可守”；二是理之曲直。当年仁宗之世，元昊叛命，曲在元昊；而今则是宋占西夏之地，若“惜而不与”，则曲在朝廷。此所谓“理可弃而不可守”；三是算之多寡。虽弃守各有利弊，但苏辙认为固守弊大于利。目前守而不战，费用已达三百余贯；一旦战争不止，费用必然倍增。“民力不支，则土崩之祸或不可测也。”因此，他力主弃五寨，并说：“先帝讨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归之，理无不可。”
然而，这场争论并未因苏辙上疏而中止。于是苏辙于同年七月七日，又上《再论兰州等地状》。他认为：“西使入界，恐必有讲和请地之议。乞因此时举兰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弃而与之，安边息民，为社稷之计。”仍力主弃五寨之地：“臣窃见皇帝陛下登极以来，夏国虽屡遣使，而疆埸（yì，边境）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益知朝廷厌兵，是以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与，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今若又不许，遣其来使徒手而归，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与，不复为恩；不许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又说：“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慈以此反覆深虑，早赐裁断，无使西戎别致猖狂，弃守之议，皆不得其便，则天下幸甚。”
由于苏辙等又一再上疏，陈述弃守之利害，力劝朝廷弃五寨以示恩惠。最终，朝廷采纳了苏辙等人的意见，答应将五寨之地还给西夏，西夏遂服。宋和西夏边境又归于相对平静。
西夏是北宋王朝在西北方的主要外患，北宋主要是以“岁赐”予以安抚，求其不来侵扰。至于弃、守五寨之事，苏辙等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力主弃五寨而“安边息民”，缓和两国关系，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故不得以“保守”论，更不可以“卖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