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的常尧仁又回了云南，这一次，送行到北火车站的秦小翠在月台上名正言顺地哭得呼天抢地。她象一个真正的农村女人那样用巨大的哭声表示了她的不舍，她以一个合法妻子的身份表达了她与丈夫离别在即的悲伤。这一回着实要比婚前那次送行声势浩大，常善娟和舒根富一边一个搀扶着哭得腰身都直不起来的秦小翠，从车窗里探出脑袋的常尧仁也被新婚妻子的哭泣弄得悲戚不已。本是经历过许多次的送别场面，被一个已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的哭声一经渲染，便如同生离死别一样，忽然就意识到了原来云南离上海实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遥远。
火车徐徐开动时，常尧仁心头弥漫了一腔惆怅，虽然这个新婚妻子并不是他十分满意的选择，但既然已是他的老婆，新婚这几日贴心贴肺的关爱还是让他感受到了一个拥有老婆的男人的日子比一个单身男人实在是妥帖和温暖许多。可是接下来天各一方的日子又即将来临，并且现在的离家远行除却对阿奶、父母、弟妹们的牵挂外，又多了一个老婆的牵挂，于是，伤感和郁闷的心情比之以前的任何一次远行都要强烈。常尧仁已不是多年前那个壮志满怀的少年，火车启动时，他感到自己竟有些儿女情长的牵肠挂肚和前途未卜的怅惘。
常尧仁回到了西双版纳，不久，恢复高考的消息在知青中迅速流传开。知青们似乎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于是，一大群人开始投入高考复习中。刘湾镇上诸如米店洪老板的女儿洪芳，豆腐店老板的儿子三弟，或者小百货老板的儿子毛五，都是同一批去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不约而同地凑到了一起，商议起了复习迎考的事。年轻人着实已经不年轻了，常尧仁已经超过三十岁，虽然是刚结婚不久，但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了。这群大多三十出头的知青抱着一腔热情和一线希望投入了高考复习。
那年冬天，停止了十一年的高考终于又一次来临，常尧仁、洪芳、三弟和毛五结伴赶到版纳县城景洪，住进了一所破旧的旅馆。第一天考试，常尧仁随着人流走进景洪唯一一所破旧的中学里。这所中学一共就几间破陋的教室，教室里的课桌显然是东拼西凑找来的，高矮形状各不相同，教室前面的一堵墙壁刷成一片墨黑，算是一块黑板，黑板上方挂着一张巨大的毛主席相片和一张华主席相片。常尧仁还记得两年前，他收到爷爷常冀昌去世的电报后赶回上海奔丧，之后在家休息了近两个月才回的云南。那时节，所有挂着毛主席像的墙壁上又多了一张相片，伟大领袖的身边是一个眉目周正长相富态的新领导人。这个领导人也是“主席”，不是毛主席，是华主席。但是毛主席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实在太至高无上了，人们甚至认为“主席”这个词汇前面必定是有一个“毛”字的。常尧仁就听到外甥女舒畅在一次演出结束回来后，用沾沾自喜的语气告诉他这个长期在穷乡僻壤生活而对上海久已生疏的舅舅传达最新形势。那年月，即便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都是十分关心时事政治的。舒畅对常尧仁说：舅舅，你知道吗？有一个“华毛主席”，很了不起的，就比毛主席差一点点，毛主席逝世了，就是“华毛主席”来领导我们中国了。
常尧仁听了哑然失笑，他问正说得头头是道的舒畅：畅畅，“华毛主席”是谁啊？我还真不知道呢。
舒畅就得意笑起来，舅舅生活的地方果然十分闭塞，她觉得有必要把最新形势向舅舅宣讲一下。她清了清嗓子，象在舞台上报幕一样朗朗开讲：四人帮粉碎以后，华毛主席开始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新中国的建设道路，虽然毛主席逝世了，但毛主席还没有逝世的时候，他老人家就一眼看出谁是他的接班人了，他找来了“华毛主席”，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那时候，“华毛主席”还不叫“华毛主席”，他叫华国锋。毛主席说了“你办事，我放心”后，华国锋就变成“华毛主席”了……
常尧仁佯装认真倾听，但听到这里，实在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舒畅对舅舅的大笑很气愤，她停止了宣讲，嘴一撅生气了。常尧仁这才向舒畅解释了应该叫“华主席”，而不是“华毛主席”。虽然最后舒畅接受了舅舅的指正，但这个幼儿园小朋友还是对自己“华毛主席”的说法十分留恋，改了好久才改过来。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并不懂得什么叫“主席”，自从她有记忆的年岁起，听到的就是“毛主席”，她以为，“毛主席”是一个完整的词汇，“毛”和“主席”之间是不可能拆开使用的，所以，当出现一个华主席的时候，她便十分自然地把这个国家新领导人叫做“华毛主席”了。
坐在景洪唯一的高考考场里的常尧仁在临考前因为看到墙上贴着的领袖画像，忽然想到了远在上海的家人，他的嘴角微微一扯，露出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笑，这笑里包含着一些神秘的快意，似一个被关了十年禁闭的人，忽然得了解放，心头战战兢兢，但还是不由地为时下获得的解放而发自内心地高兴。这高兴当然还是收敛的，不能过于张扬，只有真正考上了大学，才可以把欢快流露一些出来。此刻的常尧仁，便是一个把快乐收藏得很严实的人。不过严实归严实，常尧仁稍不留神，还是在考场里把一丝笑意在嘴角上牵扯了出来。
关于高考的事情，他早已写信告诉了父母。父亲常明义来信说：尧仁终于又有机会念书了，要好好珍惜，努力复习，争取考上大学。但考虑到你究竟只念了一年多农业中学，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仅凭你自学，和那些念了高中再停学的人比，还是有差距，所以前途依然不容乐观，爹爹姆妈没有能力帮你办回上海，一切靠你自己了。
多年前，常尧仁被迫离开了校园，那时节，正是他强烈渴求着学习的少年初成时。今天，他作为一名考生，又坐回了教室，这感觉，竟是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开试铃声打响的那一刻，监考老师拆开试卷封口，开始一张张往下发考卷。白色纸张分发到常尧仁手里，他轻轻打开卷子，心却激越地“砰砰”跳动着。命运就在这张试卷上了，一切将从头开始，一切都会因为这张试卷而改变。常尧仁坐在静静的考场里，心情却激动异常。
考场里响起了一片纸笔摩擦的“刷刷”声，常尧仁深深呼吸了一口西双版纳温暖的冬季空气，开始埋头答题。
高考发榜后，常明义收到了儿子常尧仁的来信。果然如他所料，大学之门虽然未有对常尧仁关闭，但毕竟全靠自学，常尧仁尽管已经全力以赴，但志愿表上填报的上海的大学却未能如愿被录取。常尧仁考入了云南师范学院。尽管与理想稍有距离，但毕竟，现在常尧仁是一个大学生了。同在西双版纳插队的米店洪老板的女儿洪芳、豆腐店老板的儿子三弟、小百货老板的儿子毛五都落榜了。常尧仁的信写得轻描淡写，考进云南师范学院在他看来并非特大喜讯，若是收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或者上海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那才可叫喜讯呢。但常明义把常尧仁考上大学的消息在家里一宣布，全家老少都欣喜不已。秦小翠更是一脸骄傲，丈夫当上大学生了，而且不是工农兵大学生，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大学生。
全家老少只有常善娟和舒根富夫妇一脸沉重，舒根富说：尧仁考上了大学是好事，但考上的是云南的大学，今后留在云南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常善娟说：云南怎么能和上海比，要是总呆在那个地方，和小翠就一直分居两地了。
秦小翠还没心没肺地说：那我以后也到云南去好了。
常善娟很有深谋远虑地说：那以后你们要是有了小囡，也是云南户口了，好好的上海人不做，去做云南人，有什么好啊？
对大阿姐，秦小翠是三分敬重，七分畏惧。大阿姐把她介绍给了常尧仁，把她带进常家虽不奢侈但比农村好得多的生活。所以常善娟这么一说，她就没话讲了。常明义也比较了解形势，他说：既然尧仁已经考上了大学，那好好念书是现在顶重要的事情。究竟将来能不能回上海，这也是说不清楚的事情，国家对大学生一向是全国分配，在上海念大学的人都有可能被分到外地，尧仁大学毕业了倒作兴有机会分回上海呢。
常明义的话给全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虽然回上海的机会可说是渺茫之极，但现时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书念好。常明义给儿子回了一封信，做派老套的男人还保留着旧时礼仪，在对儿子考上大学表示了祝贺之后，不忘一番训诫，无非是希望他勤勉学业，光宗耀祖。常明义似乎又看到了希望，父亲常冀昌一手创下的家业在他手里未有继往开来，反是败落下来。虽说这不是他常明义的过错，但内心还是愧疚。现在，情势转变，高考恢复了，重振家业的希望虽然还是不敢提，但尧仁有书念了，希望也就接近了。
常尧仁离开建设兵团，到昆明去念大学了。卷铺盖走人时，米店洪老板的女儿洪芳，豆腐店老板的儿子三弟，和小百货老板的儿子毛五都去景洪给他送行。这群资本家或小业主出身的年轻人带着既是羡慕又是落寞的心情把他们的老乡送上了破旧的长途客车，学习成绩与常尧仁差距最小的三弟竟流下了眼泪。他哽咽着说：尧仁，你争气，考上大学了，你要好好念书，替我们刘湾镇出来的知青长脸，我可算是没有希望了，一辈子呆在山沟里种地，不甘心也没用了。
常尧仁安慰道：三弟，今年没考上明年还可以考，你准备得充分一些，再复习一年，作兴考到上海的大学也说不定的。
长途车开动时，常尧仁伸出脑袋挥手告别。冬季的西双版纳气候温热，毫无冬天的感觉，倒是象上海的初秋季节，秋高气爽的样子。阳光照着景洪县城的大街和房屋，汽车启动时喧嚣着飞扬起一片尘土，路边的棕榈树上蒙着厚厚的尘埃，车下的同伴们黝黑而瘦削的脸上几双眼睛灼灼发亮，好似常尧仁上了大学，连带他们也多了几分希望。常尧仁微笑着挥手，脸上露出一片希望的光芒，他对着一脸愁容的三弟挥了挥拳头，这拳头是他对未考上大学的三弟的鼓舞，也是对自己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的无限憧憬。他的表情，他的动作，十分酷似当年第一次离开上海去云南时的样子，常尧仁无疑又找到了信心，他微笑着告别西双版纳，告别依然要在这个贫穷的地方继续生活下去的同伴，踏上了大学之路。
时隔不久，西双版纳橄榄坝发生了一起怀孕女知青惨死的事故，最后发展到知青们集体上访，闹绝食。三弟也参加了上访绝食队伍，三弟给在昆明念书的常尧仁去信说：尧仁，最近中央下了全国知青会议新文件，确定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回城的希望完全破灭了，我们不可能回上海了。尧仁，这几天我们正在商议上访的事，我们要集体去昆明的知青办公室，如果知青办不解决问题，那我们就北上请愿党中央，我们要见华主席，要见邓副主席，我们要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我们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尧仁，你真幸运，你考上了大学，从此与我不再是同样的命运。这次请愿上访，我是作好了一切准备的，为了更多知青和知青的后代们的命运，我甘愿牺牲自己。尧仁，你要努力念书，为我们上海知青争气。保重！
三弟决绝惨烈的来信让常尧仁久久不能平静，也为依然守在西双版纳农场里的同伴们担忧不已，那个惨死在农场医院里的姑娘徐玲先虽然和常尧仁不在同一个农场，在一次回上海休探亲假的火车上，常尧仁与这个女孩巧遇过。他还能依稀回忆起她的模样，那一回，她和她兵团农场的同事——新婚的丈夫一起回上海，两个人，一个是羞涩腼腆的男孩，一个是大方爽朗的女孩。因为同是上海知青，所以一上火车，常尧仁就和他们交谈起来。他还记得，女孩扎着两个刷子辫，笑起来一脸天真灿烂的阳光。这已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候，这个新婚的上海知青，怎么会想到自己将把青春的生命永远埋葬在橄榄坝？
常尧仁躺在简陋的集体宿舍里，胸口热流翻腾涌动，鼻子酸痛不已。想到三弟他们即将投入为知青命运斗争的请愿上访，常尧仁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虽然他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但依然命运叵测，再说，做了十年知青，难道自己一考进大学就不是知青了吗？常尧仁想了一整夜，凌晨时分，他起床，铺开信纸，给三弟去了一封信。
常尧仁加入了从农场赶到昆明的请愿团，近百名请愿团代表打着旗帜，在昆明火车站的铁轨上集体卧轨示威。常尧仁承担起了三弟们的食宿安排，为此，他把父母寄给他的半年生活费几乎花完。可是示威请愿还是没有达到目的，三弟们被迫又回了西双版纳。
半年以后，常尧仁又接到了三弟寄来的激情洋溢的信，三弟说，中央领导终于批准知青可以回家乡了，虽然不知道回家后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际遇，但毕竟，我们可以回家了。
三弟的信让常尧仁再一次心潮波动，同伴们一个个都回上海了，他这个考上大学的人却将成为永久的云南人。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究竟是放弃学业回上海，还是留在昆明继续念书？他写信把云南的形势告诉了家人，常明义接到信后，犹豫起来。他的本意，是希望尧仁先把大学念完。但想到将来儿子可能永远呆在那么远的地方，他又感觉一阵阵心寒。惨烈的记忆让他心有余悸，他始终对二哥从一九三八年离家出走到临死前最后一刻才回家感觉辛酸不已。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哪怕落魄潦倒，但只要一家人在一间屋里相守着，才可以叫人放心一些，才不至于弄得家破人亡。
常明义一筹莫展，他无法拿出现实而残酷的决断。常善娟和舒根富却坚决主张常尧仁回上海。长子常尧仁在云南的十年里，舒根富一直承担着真正的长子义务，有时候甚至是一些家庭事务的决策问题，常明义也是尽力不拿主义，不是请教年迈的母亲李月珍，就是干脆把权利下放给舒根富。这个贫农出身、当过兵、现在是工人阶级的见多识广的女婿，实在是比他这个当岳父的更有主见更有魄力。可是现在，摆在眼前的是常尧仁命运之路的选择问题，这么重大的事情，由舒根富来决定显然不合适。舒根富也十分识趣地说：爹爹，这是大事情，我毕竟年轻，没有经验，要不，找阿奶商量一下？
常明义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得请示已经老态龙钟的李月珍。将近九十岁的长寿老人脑瓜依然灵清，只是已经无法独自走到后院里去晒太阳。她端端正正地坐在房里的一张老藤椅上，腰板挺直，一脸严肃地听完常明义的汇报，然后奴着掉光了牙齿而瘪塌的嘴对常明义说：明义，我也活不了多少日子了，叫尧仁回来吧，他可是吃了十年苦的人啦。他一个人吃了苦，下面几个小的就免去受苦了。就算弟弟妹妹出钱养着他，又有什么过分？弟妹们是应该报恩他们的阿哥的，没有阿哥去云南，哪有他们的工矿？我还想早点抱重孙子呢。
李月珍说完，脸上露出了微弱的笑意，因为没有牙齿，皮肉又松弛到了极限，这笑，就牵动着她整张老脸出现了千丝万缕的变化，最后，笑容凝固在嘴角边，老太太的脸，就呈现出一片温煦和稚气。温煦是成熟的，稚气是幼嫩的，这两样加在一起，便似老人忽然回忆起一件少年时代的调皮往事，让她复又回到了年轻时代。大约她是想到了重孙子，便有了一份期盼和憧憬，老脸上，便露出了近乎稚气的笑容。
李月珍的话让常明义忽然意识到，不管儿子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只要每天见到一个健康的儿子，哪怕他没有工作，哪怕他丢了学业，也是不遗憾的。说到底，常明义究竟是对变化多端的世道缺乏信任感，这个世道让人们不敢有远大的目光，也不敢轻易对未来高瞻远瞩，未来的事情，只有等未来到了才能说得定。或者，未来已经到来，也还是不能因这一刻的状况来推断下一刻的形势，未来终归不可捉摸。于是，人们的目光变得短浅起来，抓住眼前的利益，就是最现实最塌实的。
与其说是李月珍决定了孙子常尧仁去留云南的问题，还不如说，常明义全家借助了李月珍长辈的身份和权威，最终作出了常尧仁放弃云南师范学院，只身回上海的决定。在给常尧仁写信时，常明义还是颇为儿子放弃已经就读了一年多大学感觉痛惜不已。但正如前面所说，今后的一切都是未可知的，对未来有所寄托，那就等于把自己的血肉魂灵托付给无常的世界，一切都将变得无测而不可把握。那么就让儿子回到身边来吧，哪怕平庸，但只要在他眼前，就是安全的，而安全，就是幸福了。难道不是吗？从这样一个多变的时代过来的人，难道会否认“安全就是幸福”？
从云南边境通往内地几乎所有的水陆干线上，一列列火车满载着难民般的知青，一辆辆汽车，一艘艘轮船昼夜不停地往城市方向开去。常尧仁挤在坐满返城知青的列车里，上海正亦步亦趋地接近他，这一回，是真正的回家，回到故乡，不再离开。可是，此刻的常尧仁，内心更多的却是挥之不去的惆怅。他和列车里其他的返城知青是不同的，他放弃了云南的大学，即将一无所有地返回故乡，这一无所有与别人的一无所有是不一样的。别人从来都是一无所有，而他，是拥有了，又放弃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一无所有，是需要他具备超越他人的勇气和魄力的。常尧仁做到了，但他内心的苦涩和迷惘，也因为这不同于别人的抉择而加倍剧烈。上海就在眼前了，刘湾镇就要到了，以后，他再也不会离开故乡了。可是，他将以什么样的身份在故乡生活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