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家二少爷常明诚又来信了，几十年里，他只给家里写过寥寥数封信，家里只知他是活着，且生活得不错，在北京做着很不小的官。他的来信也是几句问候，几句劝导，象足了一个领导干部面对思想落后的老百姓的教导，却从不提级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工作。常冀昌记得，解放后他写给家里的第一封信，是在十年前，那时，他与小儿子常明义正打算要把刘湾镇上大大小小的商号联合起来。搞联合商会，是常冀昌和他的小儿子常明义的远大理想，而二儿子常明诚的一封来信却阻止了他们，信上果然说得没错，不久以后，信丰祥便被公私合营了。常冀昌想成为刘湾镇上联合商会最大的股东，成为整个刘湾镇商业的主宰，乃至使信丰祥成为大上海举足轻重的大商号的想法在一夜之间破灭。当然，公私合营后，他依然是股东，但这股东，只是闲呆在家里拿一份股息的摆设，并无做主的机会，他的经验和思想，在如今的商业社里，是无法落实、也是不适宜去做的。
人的适应能力是可以无限发掘的，这么多年来，常冀昌从老板变成了不作主的股东，从刘湾镇上一呼百应的知名人物，变成一个整日去茶馆里喝茶听书的退休老人，倒也渐渐地习惯了这过于闲散的生活。常明义虽然做着原信丰祥的店铺负责人，但发挥他商人才智的余地实在微小得捉襟见肘，信心和冲劲便是这般渐渐地削弱，直至消灭。
这十年来，常明诚的来信稀少且简单，常冀昌回信时提的一些问题，他也多半不予回答，只在信里说：我是在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贡献自己微薄而有限的力量，做什么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抱着什么样的信仰去做工作。久而久之，常冀昌也习惯了，来不来信都一样，他只要知晓，他的二儿子正在北京很好地过着他的日子，这就够了。
常明诚的最新来信送到常冀昌手里时，老爷子就象看以往的任何一封北京来信那样，懒洋洋地拆开厚实的牛皮纸袋口。因为他知道，这信里，无外乎几句简单的问候，一两段大好形势的宣讲。但毕竟，这是儿子的来信，总是要拆开看看的。然而读完这封信，常冀昌却有些忧心忡忡起来。信里是这样写的：
爹爹：
您好！工作繁忙，没有给家里多写信，勿怪。这次给您去信，主要是想提醒您和明义阿弟，尽管您是刘湾镇商业合作社的股东，但商业合作社是人民群众的财产，不是我们家私有的。尤其是明义阿弟，他在店里做一个小干部，要注意公私分明，不贪污、不腐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轰轰烈烈地开始，我希望爹爹和阿弟经得起考验。
姆妈还好吗？年岁大的人要注意身体，月珍姆妈也是一样的。保重。
明诚
1963年X月X日
常明诚的来信着实把他的父亲常冀昌吓了一跳，什么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常冀昌并不明白这运动究竟会对他有什么影响，但是以他的经验，大凡运动，于他这个资本家身份的人来说，都是逃不脱干系的。但是明诚说到“公私分明、不贪污、不腐败”这些话，常冀昌又放心了许多，他里外细想，信丰祥一合营，他就退休了，不在店里干了，他是不可能不分公私的，也没有机会贪污，更是因为不当官不做领导，也就没有腐败的可能了。明诚格外提醒的是明义，但以他对小儿子的了解，明义也是决计不可能干出假公济私贪污腐败的事情的。这么想想，又觉得明诚的信有些危言耸听，什么叫经得起考验？常家的子孙就是不考验，也做得堂堂正正。即使是千万次考验，结论也只能是：过去是做的光明正大的生意，现在是上的兢兢业业的班。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常冀昌对此有十分的把握。
虽然常冀昌是十分信任自己的儿子的，但他还是把常明诚信里的意思转达给了常明义。常明义便不耐烦地截断老爷子的话：阿爹，你放心，我怎么会贪污，二哥总是这样神经过敏，不要理他就是。
常冀昌摇摇头，长长地叹息一声，说：你也不要小视你二哥的话，他在北京，总是比我们更清楚政策，他好歹也是一个官，中央的指示他是了解的。
这一说，把常明义说得有些生气。他本是对这印象并不十分深刻的二哥没有任何成见，但上一次的来信，就神神叨叨地说了一通官话，不让他们扩展信丰祥没错，但他的话也不至于就是圣旨，这个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从不给家里带来什么好处，倒是总往家里发布一些不详的预言，这次又明显是针对自己的。常明义便对父亲说：晓得了，阿爹我让你放心，你就不要担忧什么了，我不会做那种狗皮倒灶的事体的。
常冀昌这才若有所虑地闭了嘴。
这段时间，李厚娣的身体状况十分不好，她每日里除了靠在后门院墙边晒晒太阳，就是躲在自己房里呆坐，与常冀昌年龄相仿的女人，已早早变得老态龙钟。那一日与任何一日没什么两样，早上起来后，李厚娣照例在吃过早饭后到后院南墙边去晒太阳，那里常年摆放着一只老式藤椅，那是她的专座。她颤巍巍地坐下，抬起头，眯缝着眼睛，把老眼昏花的目光直对着耀眼的阳光。那张衰老不堪的脸上，密密麻麻的褐色点点，依然清晰散布，与丛丛皱纹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片杂乱无秩的景象。
李厚地无声地坐在太阳底下，她感觉今日的阳光有些过于热辣，晒得她的脑袋有些泛晕，但她是常常会有头晕的感觉的，因此她也并未觉得这头晕是严重的。她看着院子里几株茂密的香樟树，想起常冀昌刚买下这个老客堂和连着客堂的院子时，这些树早已是十分葱茏茂密了。不知这树是哪一年载下了，兴许，还是钦公当年修捍海塘住在这里时亲手栽下的。不过，谁种的树倒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子孙后代可以在树下乘凉，造福的是后代啊。李厚娣尽管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家庭妇女，但长期与常冀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也是懂得一些道理的，她也十分清楚这幢她生活了足足四十多年的房子的来历，便与常冀昌一样，珍视着这幢房子带给常家的好运。尽管这些年里，好运似乎有些远离常家，但她依然感激，并且虔诚地认为，祖先栽下的树木，给他们这些子孙庇荫了。这么想着，李厚娣便有些微微的激动，她想站起来走到那几棵香樟树前摸摸皱皮疙瘩的老树干，可她发现自己的腿脚居然不听使唤。她听到了从屋里传出一些孩子们的吵闹声和嬉笑声，她想喊上红娟、善娟或者尧仁出来扶她一把，好让她站起来，可她发现自己竟也无力张嘴出声。她就那样死死地坐在藤椅里，木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大树，直到中午时分。李月珍做好了简单的饭菜，招呼家里大大小小七八口人吃饭，她发现，从早上就到院子里去晒太阳的李厚娣没有出现在饭桌边。李月珍让尧仁到院子里去喊一声大阿奶吃饭，常尧仁走到后门口，对着院子里大声地喊道：大阿奶，吃饭了。没有人回答她，常尧仁便出了后门走到院子里，他看见李厚娣大阿奶纹丝不动地坐在藤椅里，似乎瞌睡过去了。常尧仁便走到她身边，凑到她耳朵边大声喊：大阿奶，不要困了，吃饭了。李厚娣依然不应，他伸出手轻轻推了推她，接下来，常尧仁就惊恐地看到，大阿奶本是稳坐在藤椅里的身躯，在他伸手轻碰后，忽然象抽去了筋骨的橡皮人一样缓缓滑了下去。常尧仁急得大叫：大阿奶，大阿奶！
大阿奶没有回答他，她本就衰老迟钝的身子已完全瘫倒在了长着稀疏的杂草的泥地上。
李厚娣中风了，所幸没有丢了命，但从此以后，她只能横躺在床上不得动弹，连到院子里晒太阳都不行了。中风后的老女人不仅生活不能自理，连屎尿竟也失控。李月珍便成了她的贴身服伺了，饭是李月珍端到她跟前喂给她吃，擦身擦澡的事情也是李月珍做，偶尔叫一声大儿媳宋丽珍帮忙抬一下老太太换个贴身衣裤，宋丽珍也是捏着鼻子表现出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李厚娣躺在床上，很少说话。
这一天，李月珍给李厚娣送饭到床头，一边喂她吃，一边说：厚娣阿姐，明诚来信了，这孩子真孝顺，信里说要你多保重身体呢。
躺在床上象只木偶一样的李厚娣没有回应，喉头里有沉重的喘息声，似堵着浓重的痰，说不出话来，眼角却有两颗浊泪淌了下来。李月珍慌忙补充说：明诚在信里说了，今年过年要是不忙，他会回家的。
显然是谎言，但面对一个连话也说不清楚的人，谎言反是一种慰籍。果然，李厚娣听了李月珍撒的谎，喉头的浓痰忽然就散了，发出一声通畅的呻吟。然后，她居然说出了一句话，尽管十分含糊，但李月珍还是听清楚了：带娘子小囡一道回转来。
李厚娣认为，儿子常明诚在外面一定是娶了妻子有了孩子的，既然可以回家过年，那就带上妻子和孩子一起回来。李月珍顺水推舟地说：晓得了，让明义回信给他二哥，过年带上娘子和小囡一道回来。
李厚娣这才又松了口气，张开嘴巴，含进了李月珍送上来的一口饭。就这样，李厚娣躺在床上，鼻子里还尚存一息，但这气息似乎是专为等待她的儿子常明诚回家而强撑着的，许是有着期盼，她竟也从衣食无法自我料理，慢慢地恢复到了可以偶尔坐起来，与上楼探望她的孙儿孙女们说说话。就这样，她时而昏昏沉沉地闭着眼睛睡，时而瞪着眼睛看床头木窗框外一角婆娑的香樟树冠。有时候，她会忽然坐起来，探出身体，盯着某一片树叶，定怏怏的眼神，一看就是大半天，似这香樟树的众多油绿色叶片有着源源不断的可探究之处。没有人知晓她在想什么，但所有的人，也都知道她在想什么。李月珍有些看不下去了，看她磨得形销骨散、人不象人鬼不如鬼的样子，心疼得实在厉害。她对常冀昌说：尧仁的阿爷，我看，写封信给明诚吧，就算请他过年回来一趟，看看他的亲生姆妈，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能熬过年脚是运气好的，要是不回来，作兴最后一眼也看不到了。
常冀昌摇头叹息道：这讨窄的小子，怎么就不想他老爹老娘呢？他自己不晓得回来，我也是不会求他回来的，信可以写，但我不会写那些硬要他回来的话。
李月珍有些恼怒，便负气般地用了稍为严厉的语气：这真是皇帝不急急太监，儿子是你的，娘子也是你的，又关我什么事体了？我倒在这里瞎起劲。
常冀昌倒“扑哧”一下笑了出来，他捏了一把李月珍扎在脑后的已花白的头发团，笑说：你才是我的娘子，你怎么倒当上太监了，胡说八道的。
老到七十多岁的男人，对女人依然有着一份柔情。李月珍向来不会因得宠而骄纵自己，常冀昌越是把话说得让她心满意足，她越要在面子上做得贤德谦逊。她收起因常冀昌在她花白稀疏的发团上的轻柔一捏而暗生甜蜜的欢喜表情，整整色说：算了，我叫明义给他阿哥写信吧，也不用你去求你儿子回来。不过，要是你请他回家的话，他说不定还会买你个面子，明义请他，就说不准了。
老爷子发出一阵猛烈的干咳，用轻到几乎自己都无法听到的声音说：随你吧，我不管。
常冀昌的一句“随你吧”，便是给李月珍的申请批示了一个“同意”。常明义也是领了母亲的旨意，很快给常明诚去了一封信。信一寄出，全家人便翘首盼望着回函。不管是常冀昌还是李月珍，只要是站在家门口，总是会把眼光放得远远地，眺望着随塘河上的钦公塘蜿蜒而去，延伸至无尽的天际。他们是希望某一日忽然在自己的眼光里出现一个、两个或者三四个身影，这些身影是有着常家人的显著特征的，男人是修长挺刮的，孩子是灵秀活络的，只要细看，便知晓，这是常冀昌的儿孙们回来了。这想象在他们的心里暗自滋生着，钦公塘上却依然只有刘湾镇上常出常没到熟透的脸，只用眼梢瞄一下，就知道是对街洪家三儿子还是隔壁计家大女婿，没有想象当中的那样一群人出现，哪怕只是单吊吊一个修长的男人身影，也没有。
李月珍每天送饭食到李厚娣床头，也决计不敢再提一句“今年过年的计划肉票够了”或者“明义给明诚去过信了大概过不了几天就会有回音了”这样的话了。她沉默地喂饭，仰天横躺的女人亦是沉默地张口接饭，眼睛里，有着浓重的不解和疑惑。这老姐妹俩，一个是不敢说话，一个是有话说不出，各自心里的苦水，都灌满了胸腔，却无法倾倒。
上海市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终于波及了刘湾镇。常冀昌已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且早已闲附在家，所以，这运动似与他没有直接关系。常明义却是原信丰祥、现刘湾镇供销合作社布店的负责人，所以，这运动，是与他脱不了干系的。运动开始侵袭到刘湾镇上的时候，所有开过店做过老板如今依然在老店址里做活计的人，都惶惶不安起来。工作组领导一个个把他们找去谈话，要他们交代清楚这些年里有无贪污腐败行为。大部分被招去谈话的人起初并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问题，也确实回忆不起来自己究竟有没有做过那些顺手牵羊或者假公济私的小动作，当然，如果真的把拿过店里的一卷绳子或者吃过店里的一把红枣这样的事情说出来，这些昔日的老板们也是很没有面子的。自然，一开始是要否认的，但工作组岂会轻易放过他们？工作组的同志有着战无不胜的信心，工作组的同志有着明察秋毫的眼睛，工作组的同志更有着层出不穷的办法，他们能让刘湾镇上所有大大小小的干部统统洗一遍脑，然后，脑袋里的垃圾污垢赃物乃至腐朽反动罪恶的东西，便全数倾囊而出了。
对街的米店洪老板开始强硬得很，他矢口否认自己干过贪污的事情，他说他是连一颗米粒也不会带回家的，他自家吃的米都是孩子们拿了粮卡从柜台外面买回去的，他是宁可饿死也不会干那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事情的。洪老板的信誓旦旦把他本就缺乏信心的表情渲染得充满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工作组的领导们不是吃素的，他们也不是被两三句花言巧语就能蒙骗过去的，所以，洪老板被关在工作组里的时间便显得尤为漫长。
审查洪老板期间，常明义正严阵以待，他知道，不出几天，这遭遇马上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好年二哥常明诚来信上已提到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常明义是有心理准备的，他也对自己这几年来担任部门负责人时的工作作了一番严格的审视，经过反复回忆，他认为，自己在工作中的表现是无懈可击的，他非但没有贪污腐败，他甚至还经常加班，或者替别人顶班，因为他的家离得近，所以，他常常无条件付出自己的劳动，不索取任何报酬。所以，常明义觉得，自己是完全能够安全通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米店洪老板终于在工作组的第十一次讯问后交代了他细水长流积少成多的贪污行为。工作组人员向领导汇报他们的调查成果时，就是这样陈述洪老板的贪污行为的：米店负责人洪长根虽然没有从店里的粮仓里带回家一颗米，但洪长根却每天让自己家养的鸡擅自跑进米店来觅食，洪长根家的鸡因此而养得异常肥壮，是鸡贪污了店里的米，不是洪长根，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鸡是洪长根家的，洪长根家的鸡贪污了，就等于洪长根贪污了。当然，鸡贪污店里的米，并不是洪长根教唆的，但洪长根听任那些公鸡母鸡们自由出入米店，这就等于洪长根是默许了鸡的贪污行为的，且这些鸡养肥之后，洪长根的老婆一刀把鸡杀了，然后煮熟后全家人一起吃鸡，洪长根也是吃了鸡的，所以，洪长根协同全家人一起间接地贪污了店里的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按照这几年洪长根家养的鸡的数量来算，平均一年养十二只鸡，一般存活下来的有一半，那就是六只鸡，每天每鸡消耗两把米，两把米算一两，六只鸡一天吃掉半斤粮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一百八十二斤半粮食。也就是说，洪长根家的鸡一年就贪污这么多粮食，这些年来，那就了不得了，大贪污犯啊！
领导首肯工作组的成绩，并报以赞赏：很好，你们的工作初见成效，但洪长根的问题还不是最大的问题，隐藏在刘湾镇上的大问题，你们还需要继续挖掘，比如，那个叫什么来着？对了，信丰祥，信丰祥的常明义，他的问题，肯定要比洪长根的大得多，过去，信丰祥可是刘湾镇上最大的商号。
常明义终于在惴惴不安中等来了工作组的召唤，自然是在一番教育后提到了正题。常明义是作好了思想准备的，他交代的时候，思路十分清晰，但话语里却没有丝毫妥协。他说：这些年，党和国家让我在供销合作社里担任负责人，我是十分感激的，人民群众也教育了我，我通过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实在是不敢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情。虽然过去信丰祥是我们家的，但现在是全体供销合作社成员的共同财产，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深刻领会这个道理，所以我也是十分严格要求自己的。我没有任何贪污行为，不仅没有贪污，我还把家里的用具家什摆在店里使用，比如现在店里正用着的一把裁布的剪刀，就是因为去年有一次，店里的剪刀豁口了，用起来不顺手了，我就把家里的剪刀拿到店里去用了，一用就用到现在，也没问店里讨回家。还有，店里扎布用的绳子，有时候用完了，一下子没补上新的，我一般是从自己家里拿来先用的，我也从未想过要让店里补还的。还有……
审问的人打断他：常明义，你不要避重就轻，剪刀和绳子都是小事情，你仔细想想，我们请你来说清楚你的问题，也不是无的放矢，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就看你的态度好不好了。
常明义心里一惊，便闭了嘴，细细地想过一遍，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有过什么贪污行为。但有一点，他不敢确定，自己的妻子程美珊也在店里上班，不知道她有没有做过偷偷摸摸不检点的事。接下来，常明义说话的语气便没有了适才的肯定和决断了，他开始犹豫，他委委琐琐地说：我对自己是敢保证的，我肯定没有贪污。不过，我是要回家问问我娘子的，不晓得她有没有拿过店里的东西。
常明义的话提醒了工作组的同志，他们便说：那好，今朝就说到这里，你回家问一下你家娘子，前前后后想一想，明天来一并交代清楚。
这一天，常明义和程美珊整夜未睡，夫妻俩和衣躺在床上，想着这几年里自己到底有没有从店里拿回家过什么东西，直想得一夜间头上都生出了白发。常明义不断提醒着程美珊：善娟的姆妈，你再想想，你有没有把零头布拿回家过？上次店里借用我们家做仓库，那些布匹后来是不是全部送到店里了？我们有没有漏在自己家里的？
程美珊有些不耐烦了：没有没有，我是从不会做这种事体的。再说了，信丰祥里用的柜台家具，哪一样不是我们家的？我有时候用用自己家的东西也算贪污吗？
常明义用十分严厉的语气呵斥程美珊：你可真是女人之见，什么叫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只要是店里的东西，就是公家的，不是我们家的。往后可不能在外面这么说啊。
程美珊赶忙点头。接下来，这一对中年夫妇便一桩桩，一段段地回忆着往事。程美珊低着脑袋拼命想，忽然想起什么来，赶紧说：善娟爹爹，我想起一桩事体，有一次，我要扎一个拖把，家里破布条不够，我就到店里去找，结果找到了角落里几条卖布时裁下来的边料，我就拿回家扎在拖把上了，这个算的吗？
常明义点头回答：算，这个也算。说完，便记录下了有关程美珊贪污了店里的四根布条回家扎拖把的第一条罪状。
常明义自己也使劲想着，他想来想去，自己店里他是没有做过什么，只有一次常明义帮隔壁的杂货店卸货，在搬一个装酱油的大瓦罐时，一不小心把罐子砸碎了，整缸酱油洒了。于是，他为自己记上了一笔：贪污隔壁杂货店酱油一缸。
程美珊象是得着了鼓励，更是用心地想着，忽然又想起一个：她爹爹，还有一次，我把店里量布的一把长尺不小心折断了，我没有赔给店里一把新的，我们就只用半根断尺量布，这也算我贪污吗？
常明义想了想，也把这条记录了下来。就这样，这夫妻俩倒象是在回忆自己的先进事迹一样，争相指出对方手脚不够干净的地方，同时也为自己又想起了一件几乎忘记的偷鸡摸狗顺手牵羊的往事而居然感觉颇有成就感。一夜下来，常明义夫妻俩终于拼凑出了他们将在第二天去工作组交代的六七条在店里工作期间做过的不为人知的罪状。
第二天，常明义再一次去接受审讯时，他把一夜苦忆回想起来的罪状以及认罪书交了上去，工作组里的那个近视眼接过认罪书，把一张稿纸贴在鼻尖上看了好久，然后抬起头来看了看常明义，冷笑着说：你想了一夜，就想出这些？
常明义一夜没好好睡觉，这会儿又被审讯刁难，心里的火焰已有些蠢蠢欲动。他压了压几乎升腾而起的烦躁情绪，然后用平静的语调说：我就做过这些，我用了一整夜的时间，也只想起了这些。
工作组成员们相互传阅了常明义的认罪书，然后对站在他们面前不敢乱说乱动的男人说：行啊，你的态度不错，今天先回去，我们会深入调查的，在我们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你能及时交代清楚，我们还会考虑你的态度，如果我们查出你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后果你自己负责了。
不知工作组是否真的派人去调查了，常明义也是在严重的不安情绪中度过了漫长的等待时间，犹如等待着生杀的命运。他每天都在回忆着自己的过往行为，希望从中能找出被自己忽视的问题，一旦能回忆起这样一两条大问题，他倒反而感觉到塌实。这是一种极其矛盾的心态，如果交代不出问题，那他是不能过关的，如果交代出了问题，他就能过关了吗？自然是问题越大，越过不了关，随之而来的是更可怕的处理结果。所以，那些天，常明义的日子，过得的确有些惶惶不可终日。
所幸，常明义终于因自己和程美珊齐心协力共同回忆的那几条罪状而人云亦云地成了一名身负“贪污”罪名的人物。工作组没有查出更多更大的问题，这使常明义既庆幸又遗憾。庆幸的是，自己终于可以在这次运动中安然过关了。遗憾的是，他觉得自己未能想出更多更严重的发生的自己身上的问题而颇觉自己的无能。虽然也是把一个“贪污”的罪名安置于他的头上，但自己的行为，实在是有辱“贪污”的冠名的。常明义的贪污行为居然远远够不上洪长根的严重程度，工作组本来对这个昔日的连锁绸布庄少主常明义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们希望从常明义嘴里听到更多的有关信丰祥的内幕，事实上却没有，只有写在一张纸上的几条不痛不痒的罪名，很不过瘾。
常明义把一缸酱油、四根布条、一把长尺等等的价值折算成钞票交给了工作组。当然，还有自家的鸡吃了店里的米的洪老板、每天早晨起来磨豆浆时喝一杯鲜豆浆的豆腐店许老板、顺手牵了几只装酱油酱菜的缸盆瓦罐回家的杂货铺钱老板，他们也无一例外地成了贪污犯。虽还未及坐牢杀头，但都换了工作，原来是米店的负责人，现在调到了布店，原来是豆腐铺子的老板，现在成了杂货店的店员，常明义呢，调到了十二里外别镇上的布店里，继续当部门负责人。常明义变得更为小心翼翼了，他不敢越雷池半步，但凡遇到需他拿主意作决定的事情，他一概请示领导，自己从不轻易决策。信丰祥绸布庄的少东家，如今越发唯唯诺诺低头哈腰，早年叱咤江湖奔波于商场的身影已不知去向。改头换面的常明义得出了一个他自认为十分经典的结论：一定要让尧仁念好书，将来在国家单位找个好工作。
其时，常明义依然认为只有读好书才能成为国家单位的一员，一如当年他因了自己读书出色而被三家银行录取，遗憾的是终究因病了一场而未能去成，要是去了，也不会遭现在这样的罪了。
这一年，常尧仁依然还在农业中学以鹤立鸡群的成绩傲视他那些近似于文盲的同学乃至头脑简单学识浅薄的农村教师们。善娟初中毕业后，因为成份问题而没有升学机会，便进了临近刘湾镇的一个叫江水镇的供销社布店当上了一名营业员。出身商家，子女已不是大小姐少东家，但做生意拨算盘的本事原就有一手的，所以，善娟也算是继承了常家的旧业，当上了布店的店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