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分封制周王朝的疆土与商王朝相比，空前地扩大了，但是，周人原是偏居“西土”的个“小邦”，如何统治这新征服的广大地区，便成了摆在西周王朝统治者面前的头等大事。分封制倒是西周王朝解决这问题的重要措施。
所谓分封，就是周天子把自己的子弟、亲戚、功臣或古代先王圣贤的后裔等，分别授予定范围的土地和人民，去建立统治据点，以拱卫周王室。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十年》）封建，就是封邦建国的意思。这种统治据点就是“封国”，众多的封国首领便是“诸侯”。
诸侯受封时，要举行册封仪式，周天子向受封者颁布“册命”，其主要内容就是“授民受疆土”，宣布封疆的范围，土地的数量，并把该地区的人民起赐予受封者。此外，受封者还要接受周天子赐予的官属、奴隶、礼器和仪仗等。诸侯要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出兵勤王、缴纳贡赋、朝聘述职、随王祭祀等义务，以起到捍卫王室、以蕃屏周的作用。
西周初，武王时期和周公成王时期，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分封。
武王伐纣以后，即开始进行大分封。“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人，姬姓之国者十人。”（《左传》昭公十年）可见其规模是不小的。武王所封，主要有以下种人，是功臣谋士，以师尚父为首封，封于营丘，国号齐；是他的兄弟，如周公旦封建于曲阜，国号鲁。召公奭封于燕，叔鲜封于管，叔度封于蔡，叔处封于霍，叔振铎封于曹，叔武封于成等；是殷商之后，主要是封商纣之子武庚于殷；是古代圣王后裔，如神农之后封于焦，黄帝之后封于祝，帝尧之后封于蓟，帝舜之后封于陈，大禹之后封于杞，等。大概在封建诸侯的同时，照例还要设置“诸监”，除上述封武庚时设置监外，《仲畿父簋》铭文记载：“仲畿父使畿使于诸侯诸监”，表明“诸侯”与“诸监”并存。
武庚、管、蔡之乱，给周初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更感封建诸侯的重要性。“周公吊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十年）周公东征之后，又次进行大规模分封。他在诛灭武庚、管、蔡之后，便将他们所辖的殷遗民，分为，部分封给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他在灭商后投降周人，武庚叛乱也没有参加，于是封他于商丘，国号宋。另部分则封给成王的叔父康叔，封于殷商故墟，国号卫。武王死后，唐地发生叛乱，成王诛灭唐以后，封他的兄弟叔虞于唐。
此外，从康王以后，周王室仍陆续有所分封，但因主要地区已分封完毕，其规模都不能与周初相比。
在众多的封国中，作为王室支柱的最重要的封国有东方的齐、鲁，北方的燕、晋，中原地区的卫国和长江下游的宜国。
西周的宗法制西周的分封制度，是在宗法制度的指导下进行的。宗法制确定了贵族的亲疏、等级、分封和世袭的关系，解决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成为巩固分封制的重要手段。分封制借助于宗法制而得以顺利贯彻。两者密切结合，相辅相成，起了巩固和加强奴隶主专政的作用，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制度。
分封诸侯与确立宗法统治，是构筑西周王朝统治大厦的两根重要支柱。
周代的宗法制度，虽然也以血缘关系为其基础，但它与氏族组织已有本质的区别。
它利用宗族的血缘关系，加强奴隶制的等级从属关系，实行政治上的分封，把族权与政权紧密地结合起来。
宗法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嫡长子的继承制和余子的分封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大宗与小宗的区分。按照宗法制度的原则，“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公羊传》隐公元年），嫡长子为全宗族的大宗，帝系庶子为小宗。周天子由嫡长子世袭继承，他是姬姓宗族的“大宗，”其余诸子分封为诸侯，是姬姓宗族的“小宗”。在诸侯国内，也是根据嫡长子世袭的原则，由嫡长子继承父位为下代诸侯，他在封国内被奉为“大宗”，他的诸弟被分封为卿大夫，是为“小宗”。卿大夫在各自的采邑内，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他们在自己的采邑内也是大宗，其余诸则为“士”，是为小宗。士的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为庶人。总之，始祖的嫡系后裔均为大宗，从周室的王位到诸侯、卿大夫，都必须由嫡长子世袭继承，形成“世卿世禄”的特权制度，他们是姬姓族制系统中不同等级的大宗。
每等级都有其相应的小宗，小宗对大宗来说都属于“庶”。
大宗掌握着宗庙祭祀的特权。宗庙建筑于大宗的所在地。天子的宗庙，是最高级的祭祀祖先的场所，因此叫做“太庙”。诸侯、卿大夫也在各自的所在地建立宗庙，祭祀始祖。宗庙中供奉着历代祖先的神主，始祖居中，以下父子以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只有大宗才有主祭宗庙的特权，小宗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代社会里，掌握了祭祀权，实际就是掌握了国家权力。在这里，明显地体现了政权与族权、神权的结合。
大宗与小宗的关系，是种等级从属关系，小宗必须服从大宗。各级小宗都要受到同级大宗的支配和约束，每级别的大小宗关系，都是上下关系，领导与服从的关系。
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主，也是政治上的共主。周天子的都城镐京，被尊奉为“宗周”。各级大宗都受到族人兄弟的共同尊崇，被奉为“宗子”。对于“宗子”的等级从属，集中体现在“尊祖”和“敬宗”的关系上面。尊祖是宗法制的条重要原则，而对祖先的尊敬则表现于祭祀。祭祀祖先的特权既然掌握在宗子手中，庶子不能祭祖，他们对于祖先的尊敬，就要通过服从宗子，即“敬宗”而体现出来。敬宗就是尊祖的表现，尊祖则必须敬宗。
主祭祖宗的特权，使大小宗之间的等级从属关系得到了进步加强，保证了周天子以至于各级大小诸侯利用宗子的身份实行统治。
与嫡长子世代相袭的原则相适应，大宗是永远不迁祖的，“文王孙子，本支百世”（《诗·大雅·文王》），形成所谓“百世不迁之宗。”（《礼记·大传》）而小宗则“世则迁之宗，即由本人依次往上推算，由父、祖、曾祖至高祖为世，高祖以上的远祖神主便迁入祧庙，不再祭祀。也就是说，大宗与小宗的关系，般只维持世，世之后便成为疏远的族属。这种情况，就叫做“祖迁于上，宗易于下”（《礼记·丧服小记》），在上面迁去个远祖，下面便改变次大宗、小宗的关系。
“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年），宗法制的原则，也适用于异姓贵族。
在西周，姬姓是奴隶主贵族中占居支配地位的宗族，它通过婚姻关系，把异姓贵族联系起来。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这种甥舅关系，也包含在宗法制的范围内，成为宗法制的组成部分。
宗法制度作为奴隶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只能从属于奴隶主国家的政治需要，宗法关系必须服从政权关系。所谓“不以亲亲害尊尊”（《谷梁传》文公年），就是不允许利用血缘关系以侵犯政权，当宗法与政权发生矛盾时，宗法关系就应当服从于政权关系。
为了防止因子孙繁衍，势力扩大，造成对于政权的威胁，便规定“别子为祖”（《礼记·丧服小记》），把嫡长子以外的诸子区别开来，称为“别子”，让他们另外去建立个宗族系统，“自卑别于尊”，使其与地位尊贵的嫡长子区别开来，以保证国祚绵长。
宗法制度加强了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等级制度，在宗法制度的指导原则下，奴隶主阶级内部，形成了“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等套等级名份制度。这种职位上的等级区分，又决定了爵位上的等级区分，产生了相应的“公、侯、伯、子、男”等爵称号。
礼刑并用礼刑并用是西周奴隶主统治的重要特点，礼之用在于维系贵族等级，消除其内部分歧；刑之用则是专为镇压劳动人民。
礼的主要内容是“亲亲尊尊”，特别强调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礼的名目繁多，相传有吉、凶、宾、军、嘉大类。吉，是祭祀和敬事鬼神之礼；凶，是丧葬凶荒之礼；宾，是迎宾朝聘之礼；军，是兴师动众之礼；嘉，是饮宴嫁娶之礼。行礼要有定的仪式，并演奏与礼相致的乐章。西周的礼乐制度有极其严格的等级，如墓葬中的列鼎数目，按周礼规定“天子鼎，诸侯，大夫，元士”。这是不能僭越的。因此，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贱）重（贵），皆有称者也”。礼乐制度是通过维系等级名分的方法，来达到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和团结，以加强奴隶主专政的目的。但它也反映了西周时代的文明，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西周统治者在商朝刑法的基础上，制定了更完整的刑法。其种类繁多，法网严密，主要有刑：墨刑（即黥刑，在脸上刺字涂黑）；劓刑（割掉鼻子）；非刂刑（即刖刑，砍掉脚）；宫刑（破坏男女的生殖机能）；大辟（即杀头）。刑之律，共有3000条，其中墨刑、劓刑各1000条，非刂刑500条，宫刑300条，大辟200条。此外，还有赎刑，就是交纳定数目的青铜可赎罪；又规定“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刑不上大夫”，充分暴露了西周刑法是专门用为镇压奴隶和平民的阶级本质。
井田制井田制是中国奴隶社会基本的土地制度，是奴隶制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等级制，即是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之上的。井田制在西周时期得到了进步的发展。
井田制实际是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其形式继续保存下来，但是，它的性质却已改变，变为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经历夏、商、周代，成为当时起主导作用的土地制度，直至春秋战国时期才走上历史舞台。
井田制度在西周时期得到充分的发展，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这时关于井田制的材料，比起商代来也要丰富些。从文献资料和些出土铜器的铭文，可知西周时期的井田制，主要具有如下内容和特征。
首先，土地的所有权，已经从原来的农村公社所有，变为奴隶主阶级所有。奴隶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国王，成了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就是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生动写照。国王凭借政治上的统治权力，把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卿大夫等各级贵族。
其次，西周的井田制，还保留着定期平均分配份地的遗风。
第，关于井田的区划，虽然各地各封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夫受田百亩，却是当时通行的标准。
第，井田制是建立在农村公社——邑、里上面的。
《周礼·地官·小司徒》：“夫为井，井为邑，邑为丘。”个邑包含个井，即十户人。这个数字不定那么划，但我们至少可以想见，当时个邑的大小大约为几十户人家。邑是我国古代的个基层单位。邑也称为里，《尔雅·释言》说：“里，邑也。”由于在邑、里中都都有“社神”，所以有时邑、里也被称为“社”。古书上说：“周礼，十家为社”。可见“社”与“邑”“里”是规模差不多的基层单位。
总之，所谓井田制，就是种改变了性质的农村公社土地制度，它是我国夏、商、周时期基本的土地制度，也是其时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
从上述的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奴隶制发展到了西周时期，已经达到它的顶峰，但是，极盛而衰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到达顶峰正是走向下坡的开始，所以到了西周后期，奴隶制便呈现出种种衰亡瓦解的迹象了。
周公东征周公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他曾跟随武王伐纣，功勋卓著。灭商以后，又与召公奭起辅佐武王。武王之死与嗣君的年幼，对于新建立的周王朝是个严峻的考验。而周公旦摄政，又引起王室贵族的疑惧，连召公奭也产生了怀疑，以为周公旦有夺取王位，取而代之的企图。留在殷都作“监”的管叔、蔡叔，更是由怀疑而至不满，到处散播流言蜚语，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王室统治集团的变故和动荡，给了殷商残余势力以可乘之机，武庚串通“监”，联络东方的淮夷（今江苏、安徽带）、徐（今山东临沂带）、奄（今山东曲阜）、蒲姑（今山东博兴东北）等邦国，起兵叛周。时之间，内忧外患交相袭来，使新王朝面临“若涉渊水”（《尚书·大诰》）的困境。
在这困难而复杂的局势面前，周公旦表现了卓越的政治家才能。他首先安定统治集团的内部。他对太公望和召公奭这两个关键人物反复做了解释工作，说：“我之所以不避嫌疑，毅然站出来辅佐成王，摄行大政，是担心天下乘此时机叛周，这样我们将何以告慰太王、王季、文王等先王。武王早终，成王年少，此时此刻我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周室，我的目的全在于此。”他还引用商代的历史，说明辅佐大臣摄政是自古以来的传统，辅佐大臣在保治殷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伊尹辅佐成汤，到甘盘辅佐武丁，莫不如此。
表明自己效法伊尹、甘盘，忠于周室，竭诚辅王的心志。经过他耐心的解释和说服，终于消除了误会，稳定了王室核心的团结。
与此同时，他毅然决定出兵东征，讨伐叛乱势力。这决定也遭到许多王室贵族和诸侯百官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条：
是困难太大，民心不平静；是那些发动叛乱的人，有的就出在王室和邦国君长家里，连我们有些人的父兄也牵连在里面，因此不便于讨伐他们。周公量力排众议，对反对派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
周公旦经过番“内弭父兄，外抚诸侯”（《逸周书·作雒篇》）的工作，安定好了内部之后，便亲率大军东征。东征军迅速诛灭了以武庚为首的殷贵族叛乱势力，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接着，他又挥师东进，经过年的苦战，相继削平了参与叛乱的东方小国和诸侯。孟子说，周公“伐奄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滕文公下》）。武王克商以后，纣王的残余势力不少逃到东方，如谀臣飞廉即是其例。周公东征把殷商的残余势力和东方叛国并扫荡，把他们赶到海边，有的向江南或北方逃窜而去。这样，就把周王朝的统治伸展到了黄河下游和东部沿海。
武王伐纣虽然推翻了商朝的统治，但是，对于商朝曾统治600年之久的东部广大地区，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有效的统治。所以，西周王朝建立不久，他们就纷纷举兵叛周。
周公东征，才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从而控制了这个地区。所以，这次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第次灭商战争。经过这次战争，周王朝的灭商事业才得以最后完成。
营建东都为了巩固东征的胜利成果，进步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旦又着手大力营建东都。
营建东都的计划，早在武王时就已制定。在攻克朝歌之后，武王曾登上座高岗，远眺商邑，俯瞰废墟，喟然长叹。商王朝的覆灭，促使他积极思考如何巩固统治的问题。
回到镐京之后，他又经常彻夜不眠。周公旦前去慰问，问他为何不能安眠？武王说“上天授命于殷，也曾登进名贤之人十十夫，使殷家得以传至今日而不致摈灭。但是，这最后十年，殷王不能擅自保守天命，使麋鹿在牧，飞鸿在野，小人当道，灾害频仍，把好端端的殷朝葬送掉。上天抛弃了殷家，使我们周人得以承受天命，建立新朝。我们要好好考虑如何保守天命，怎么能高枕无忧呢？”武王与周公旦反复讨论，总结殷亡周兴的教训，说：“要铲除殷纣的势力，安定我们的西土，必须在东方营建新都。洛水和伊水的弯曲处，是通达的平原，曾是夏朝都邑所在，这南望涂山，北眺太行山，南临伊洛，北依黄河，正在建都的好地方。”近年在宝鸡发现的件西周青铜器——“何尊”，上面的铭文也说：武王攻克大邑商后，即向上天卜告，说：“我要住在这中央地区，从这里来治理民众。”周人的发祥地在西方，他们的势力和基地也在西方，如何统治新得到的东部广大地区，是西周统治者从建国伊始便考虑的件大事。周公东征以后，把武王的这谋划迅速付诸实施。成王年月，成王从镐京步行至25里外沣水西岸的丰京，祭告了文王庙，派太保召公奭先到洛阳视察地形。同年月，周公亲往营建。他抽调大批民力，在瞉水东岸修建成周，在瞉水西岸兴建王城。他把东征中俘虏的殷贵族，即所谓“殷顽”，强迫迁徙于成周，集中起来严加管束。在王城派驻师兵力，负责监视“殷顽”和东部地区。人们把新都总称“雒邑”，而把关中的镐京叫做“宗周”。由于雒邑在宗周之东，故又称“东都”。东都的建立，使从宗周至成周的泾、渭、河、洛的千里之地，都包括在王畿之内。周王朝的统治地位大大加强。东都作为“天下之中”，更是诸侯朝会，方入贡的重要中心，对加强周王室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周公制礼作乐西周的新天子成王，继位时年纪尚小，无法操办丧事。王叔周公姬旦便按天子的排场替武王举行了十分繁琐的“凶礼”。周公先命左右侍臣为武王换上服饰，然后，命出缕蚕丝，放在武王的口鼻上面，察看是否还有呼吸，这种手续叫“嘱纡”。观察了会，世子和群臣们见蚕丝毫不摇动，知道完全气绝，便大声举哀号哭。这时，周公又吩咐12个小臣每人拿了件武王身前常穿的冕服，分头爬到各处屋顶上，向北高呼“天子回来啊！”连叫声，下了屋顶，再把冕服盖在武王身上，希望武王的魂魄能跟衣服道回来。
这种手续叫“复”，是表示慎重的礼仪。“复”了会，小臣遵命又急急张罗丧事。先抬上张桌子，将日常吃的酒菜摆在上面，扶上世子主祭。祭奠完毕，挂上帷幕，然后敲响大鼓。鼓声阵阵，公卿和在镐京的诸侯听到传报声便飞速穿上丧服，入宫奔丧。
周公规定天子要7天才大殓，于是又有几个小臣抬来块极大的冰块，放在武王尸体边上防腐。浴尸开始前，大家都得退出，只留几个贴身的伺臣用清水替武王浴身，又用煮过的淘米水泡洗头发。沐浴干净了，还得把指甲剪去，发须修好，换上12套干净衣服。盖上新被单后，再请世子进屋，跪在尸体前，接过祝人捧着的米粒、玉珠往武往嘴里填。站在东边的男人和西边的女人见祝人替武王掩上面巾，便脱下半边袖子，袒露臂膀，用麻丝结了头发，捶胸顿脚地大声恸哭。
大殓前，再得举行次祭奠。然后，替武王尸体套上19套衣服。礼毕，小臣马上把尸体移到正堂，每夜上了烛，点到天亮。到了第天，庄重的大殓开始，先把120套华丽的绘绣衮衣替武王穿上，又戴上冕旒，插好玉圭，再装入棺木。天子的棺木有5重。最里面的重点用3寸水牛皮合作的个厚6寸的棺。第一是檩木做的4寸棺。第一是梓木做的6寸棺。第一也是梓木做的8寸棺。最外面的重点柏木木郭，足有1尺厚。每重棺木都用皮条捆扎结实，漆好了，再放入外重棺内。5重棺木漆好日京干需要许多日子，所以周公规定必须7个月才能将武王下葬。
在这丧礼的日子里，世子、王子们只能住在草房里，用土块当枕头，睡在草苫上。穿的是下襟没有纽扣的麻衣，这种丧服叫“斩衰”。吃的必须是粥和蔬菜，还要早晚不停地哭泣，夏天也不能洗澡。3个月后，才能吃些菜果，满年方可吃荤腥，年期满才能喝酒，穿丝织衣裳。
繁复的丧礼，在君权至上的周公眼里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可是13岁的周成王却经不住这般折磨，病倒了。
过了2年，成王长到15岁，周公替他行了“嘉礼”，即用于饮宴婚冠的整套繁碎的仪式。当时男子长到20岁才能行冠礼，女子长到15岁才能行笄礼。行了冠、笄礼就算作成人，可以嫁娶了。天子和诸侯为要管理国家，所以最早的12岁也就可以行冠礼，以便享受到成人的权利。般的冠礼由小孩父兄作主，请位贵宾替小孩戴上成人的帽子。第次戴的是缁布冠，第次戴的是皮弁，第次戴的是爵弁。周成王是天子，所以最后次，在片钟笙乐曲和颂词声中周公亲手替他戴上天子才能戴的衮冕。
成王行过冠礼成了人，他的私人教师伯禽便被周公安排到封地去当诸侯。伯禽并不乐意离开京都，但又不敢违抗父命（伯禽是周公的儿子），临行前，他约小叔子康叔同去拜访大学问家商子。周公平素对儿子的管教十分严格，所以伯禽也很重礼仪。那时要去见个人必须带礼物，称为贽。这礼物并不要求太多。夏天是束肉脯。冬天是头雉鸡，大夫是头雁鸟，卿是只羔羊。主人接受了贽礼，等客人临走时，仍旧要还给他。只有臣下献给国君、卑幼献给尊长的贽礼，是不还的。这就是朝聘会客时用的“宾礼”。那天，伯禽和康叔备了贽礼乘车去见商子。他俩站在车上，路频频向遇到的熟人点头致礼，称为式。
当时，兴师动众还要用“军礼”。周公送走儿子便决定去征伐殷商的残余武庚伙。
军队出发之前，周公卜了吉日，举行了威武雄壮的军礼。祭礼开始，乐队奏起镗镗的钟鼓，军乐声中，乐工唱起了颂词，大声颂扬先祖先辈开辟疆土、造就国家、爱护百姓、取信诸侯的功德。这时，参加助祭的大臣官吏个个按照自己的职位，威仪济济地站列在两旁自己的位置上，同周公起检阅高唱战歌的官兵。军礼结束，周公才率军出征。
周公打败武庚班师回京后，马上把朝廷大事规划清楚，又把多年来流传的繁多礼节总结成百礼仪，千威仪，形成了套衣服、器具、交际往来等极细极密的礼仪。据说，吉（祭礼时用“吉礼”，小心侍奉鬼神）、凶、宾、嘉、军礼，是西周贵族常用的大礼仪。这些繁文缛礼再配上与他们身份相适应的音乐，就形成了整套礼乐制度。在宗庙里使用的青铜器和乐器，成为礼乐制度的象征。因而“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周公制订的这套礼乐制度，使西周各级统治者获得了周王赋予的特权，并规定了他们对周王朝履行的定义务。这对西周王朝的巩固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起了不小作用。由于周公的功劳，还受到了使用“天子礼乐”的特殊恩赏。
国人暴动共和执政厉王害夫是夷王的儿子，西周第十个国王，是个贪婪残暴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更进步激化。
厉王好利，他信任同样“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将至”的荣夷公，任命他为卿士，委以大权，进步实行专利。所谓专利，就是专山林川泽之利，把原来公有的山林川泽霸占为己有，不许人民樵采渔猎。厉王专利，不完全是他个人“好利”，也不是时兴之所至的偶然的行为，这是西周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个反映。共王时裘卫就曾向矩伯买来林瞏里和颜林，使这片山林成为他的“专利”。可见，对于山林川泽的“专利”是西周后期开始出现的种社会现象，是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而产生的现象。
到了厉王时期，不仅“匹夫专利”，王室贵族如荣夷公之流“专利”，连周天子也“专利”起来了。
厉王染指山林川泽，实行专利，触犯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其结果是“所怒甚多”。
厉王的专利特别严重地触犯了“国人”的利益，因此激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
国人中的基本群众是平民。他们有自己的土地，平时参加农业生产，战时要“执干戈以卫社稷”，是兵役和军赋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上层也可以进入官僚的行列，参与政治。这个阶层是不稳定的，处在经常的分化之中，少数人可以上升为奴隶主，大多数人则随时有下降为奴隶的危险。西周后期，随着对外战争和赋敛的有增无减，他们的负担与日俱增，迅速破产和分化。他们与奴隶主贵族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发出了怨天尤人的呼声。
在厉王的暴政之下，阶级矛盾处于触即发之势，“民之贫乱，宁为荼毒”（《大雅·桑柔》），民不堪命，都不顾切盼望天下大乱，宁愿吃更大的苦头，不惜同归于尽。在厉王的高压统治之下，国人实在忍无可忍，终于暴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真像决堤的江河样奔腾倾泻，冲垮了厉王的残暴统治。
愤怒的国人冲进王宫，袭击厉王。厉王闻讯，狼狈逃窜，渡过黄河，逃奔于彘（今山西霍县）。厉王的太子静，逃到召公家中躲藏，起义者闻讯，又包围了召公的家，要他交出太子静。召公把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给起义者杀死，这才保住了太子静条命。
厉王奔彘之后，周朝的行政操在大臣召公和周公之手，号曰“共和执政”。
这次国人暴动是我国历史上第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暴动。据宣王时期的铜器《瞐簋》铭文记载，参加这次起义的有“邦人、正人、师氏人”。“邦人”就是国人。“正人”就是工正所属的手工业奴隶。“师氏人”就是军队的下层卒伍。可见参加这次起义的是以平民为主体的各阶层群众。
这次起义推翻了周厉王的残暴统治，沉重地打击了西周奴隶主统治集团，戳穿了周天子是上帝的代表、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国人暴动点燃的斗争烈火遍地燃烧，“乱生不夷，靡国不泯”（《大雅·桑柔》），动乱连年，无法平服，没有个国家不趋于灭亡。周王朝更面临“国步斯频”的境地。这次起义不仅是西周历史的个转折点，从此以后“赫赫宗周”江河日下，加速了它灭亡的进程，而且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的统治，进步冲击了井田制和助耕公田的剥削制度，为封建制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历史有明确纪年的是《史记·十诸侯年表》记载之“共和”元年。这年（公元前841年），西周镐京的“国人”因不堪厉王的暴政，举行了暴动。结果是厉王被逐于彘（今山西霍县），天子大权由他人执掌，直至共和十年宣王立。
宣王中兴周共和十年（前828年），周厉王死后，召公把太子静奉为天子，即周宣王。周宣王对所处的内外交患的动荡局面，采取了些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周王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气象。
首先周宣王在政治上表明不搞独断，有事与大臣共同商议，《毛公鼎》上记有：“自己发出的政令要有毛公的签字才有效”。他申令各级官吏不要欺压百姓，不可贪财，不准酗酒，以扭转官府中腐败的作风。其次，在经济上，取消了厉王时期的专制政策，放宽了山林川泽的控制，周宣王还宣布“不藉千亩”，废除藉田典礼。这是在周王室的区域内废除奴隶制和籍田制，这样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还缓和了厉王时形成的紧张的阶级关系。
籍田制是让奴隶耕种王室和奴隶主贵族的土地。西周以来，周天子和各级奴隶主贵族控制着大面积的良田沃土，这些土地称为公田。由于当时生产技术低下，耕作公田时需要成千上万的奴隶，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耕种。奴隶们没有自由，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在田间劳作还要受到“田畯”的鞭打和监督。田地里收获的所有果实，全部要归奴隶主贵族所有。奴隶们也有小块自己的耕地，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东西才是奴隶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奴隶们只能“公事毕”、然后“治私事”。先把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收种完毕，才能管理自己私田的事。
废除籍田制，是把贵族、王室的公田分给奴隶们让他们去耕种，然后王室收取成果。
这是奴隶主贵族受到压力下被迫采取的项措施。
随着籍田的废除，藉田典礼也显得可有可无了。奴隶集体耕种公田，所产全部物产是周王室和贵族经济的主要来源，所以他们对籍田很重视，每年春耕时节，周天子便举行藉田典礼，就是天子在田地上亲自动手挖铲土，然后百官们跟着挖，最后让奴隶们耕作。西周时“天子亲藉千亩”的典礼虽然是摆摆样子，但实际上给大批率领、监督奴隶耕作的百官们，起到了示范和鼓动的作用，使那些“田畯”更忠于职守了。
宣王“不藉千亩”的措施，也使部分国有土地上的奴隶转化为“隶农”，他们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原没有人格的奴隶，具有了半独立的人格，成为“隶农”，同时，在厉王时遭到严重摧残的农业生产逐渐有所恢复。宣王凭借暂时得到恢复的国力，开始了对外征战，北伐犭严狁、西戎，南征用蛮、淮夷，使宣王时局得到“中兴”。
自西周中叶，少数民族就时有犯周的行动，为了解除这些少数民族的威胁，转移国内视线，周宣王先后发动了对西北犭严狁、东方徐戎、南方楚和西方戎人的征伐。
周宣王年（前826年），宣王开始对南方的荆蛮和东南的淮夷发动战争。他曾命令方叔带兵攻打荆蛮，命令召虎率师攻伐淮夷，命令尹吉甫征讨徐戎。直到公元前810年，历经16年的苦战，才把这些部落征服，这样，周王朝的版图又扩大了。周宣王把新征伐的土地赏赐给召虎、申伯、仲山甫等功臣。
宣王时的征战，“复先王之境土”，从少数民族手中收复了周朝中期以后因国力衰弱而失去的国土，并且恢复了边疆少数民族与周王朝的关系。这与周恭王以来那日渐冷落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后人称周宣王的这胜利为“宣王中兴”。
宣王晚年，不断的对外战争，使国力损耗很大，“西师”、成周师都遭袭击，周宣王十年（前792年），宣王征伐条戎、奔戎，遭到惨败。周宣王十年（前789年）征伐西戎时不得不把“南国之师”调来作战。但这仗宣王再次败北，“南国之师”被戎人彻底消灭。财力和人力的严重困乏，使得宣王想到了利用各级贵族手下没有被国家控制的“隶农”来缓解眼前的困境，让贵族们按照实际的人数带领他们从事战争和各种劳役。但此举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料民干太厚”。
镐京之役周幽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继位后，不但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减轻民众的负担，缓和内部矛盾，反而重用虢石父类“善谀奸利”的小人充当各级大臣，专门从事对人民的搜刮剥削，结果造成“民率流亡”，进步激化了各种矛盾。与此同时，周室畿内又遇上地震、旱灾等天祸，广大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度遭到抑制的西北方戎狄族此时也乘机抬头，侵扰周室。周王朝完全滑向了内外交困、面楚歌的深渊。所以，幽王废嫡立庶犹如向干柴上投了把火，漫天的大火随即熊熊燃起，镐京之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周幽王自己玩火自焚，充当了西周王朝的殉葬品。
原来周幽王有个名叫褒姒的妃子，他非常宠爱。为了表示自己这种“千宠爱在身”的立场，周幽王色迷心窍，竟然藐视“立嫡不立长”的礼乐传统，废掉太子宜臼，而改立摄氏所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还想将宜臼杀掉，迫使其逃亡外祖父申侯处。幽王不做不休，又将宜臼的母亲申后废黜，立褒姒为后。幽王废嫡立庶的举动，严重违背了礼制，极大地激化了王室内部的矛盾，成为镐京之乱爆发的导火线。
申后是周王朝个诸侯国申侯的女儿，申侯见幽王废了申后和太子宜臼，自己也由侯爵降为伯爵，私人利益受到损害，决心设法夺回外甥的王位继承权。可他知道凭自己的实力做不到这点，就把希望寄托在争取外力之上。为此，他串通缯侯，共同联合犬戎，企图通过犬戎入侵镐京，扶植宜臼上台。犬戎正等待有这样的机会，于是双方拍即合，发动了对镐京的进攻。
幽王十年（公元前771年），申侯、缯侯联合戎兵大举入侵，矛头直指周统治中心镐京。镐京西北方向没有坚固的防御设施，王室直接统率的主力“西师”也未进行力战，致使戎兵长驱直入，迅速抵达京郊地区，镐京被围。幽王坐拥愁城，只好把解围的希望寄托于众诸侯的勤王部队。如果各路勤王之师前来援救，镐京解围还是充满希望的，可是周幽王当年“烽火戏诸侯”的恶作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终于导致了周幽王身首异处，宗周社稷覆灭。
镐京被围日久，勤王之师到达无期。幽王孤注掷，派遣虢石父率兵出城，作试探性攻击，希望侥幸取胜，振奋军心士气。谁知与戎兵接战交锋后，周师即告溃败，虢石父也被乱兵杀死。犬戎和申侯的部队乘胜追击，蜂拥而进，攻入城中。戎兵入城后，大肆野蛮屠杀无辜居民，抢掠财宝，并放火烧毁宫殿和民宅。座历时250多年的雄伟都城，至此被彻底破坏，化为片焦土。
戎兵入城后，幽王惊慌失措，计无所出。司徒郑伯友于危急中，指挥所属将士奋勇力战，乘夜保护幽王、王后突围而出。到达骊山后令举骊山烽火，烽火台虽烟冲云霄，但仍然没有路诸侯之师前来救援。不得已只好继续仓惶东撤，但是终因行动迟缓，为犬戎兵追及，陷于重重包围。郑伯友率部左冲右突，未能突围成功，死于乱箭之下。幽王本人被戎兵捕杀于骊山脚下的戏水之畔，王后褒姒被俘。西周王朝遂告灭亡。
等到镐京失陷，幽王被杀的消息传来，诸侯们才明白这回举烽火已不再是游戏，于是就纷纷组织勤王之师。其中卫、晋、郑、秦诸国部队成为勤王联军中的主力，它们开抵到镐京城下，对戎兵发起反击。经过激烈残酷的战斗，勤王联军终于击败戎兵，将其驱逐出城，收复了饱受兵燹之祸的镐京。至此，镐京之战终于画上了句号。
镐京收复之后，直在中国避难的原太子宜臼被立为国君，史称平王。由于镐京已被摧毁，片荒凉，无法立足，平王只好在晋文侯、郑武公、卫共伯、秦襄公等武装保护下，辗转将都城东迁到洛邑（在今河南洛阳），这年是公元前770年。从此，历史进入了东周时期，周王朝渐渐丧失了驾驭、控制方诸侯的力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而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大动荡的岁月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