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开国隋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后，各地有不少官僚豪强趁机脱离隋朝统治，扩大自己的势力，准备夺取政权，其中最主要的是李渊集团。
李渊原来是西魏柱国大将军李虎之孙，其父李癲，曾任北周安州总管，袭封唐国公。
隋朝建立以后，李渊先后任谯州（今安徽滁县）、陇州（今陕西陇县）、岐州（今陕西凤翔）刺史。大业年（613年），杨玄感起兵反隋，炀帝调李渊为弘化（今甘肃合水）留守，节度陇右诸军。大业十年（615年），李渊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毋幼儿起义。大业十年（617年）初，李渊任太原留守兼晋阳宫监。晋阳（今山西太原）是军事重镇，兵源充足，“食支十年”。因此，李渊“私喜此行”，到达晋阳后，在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形势下，便准备夺取政权。他令长子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令次子世民“于晋阳密招日友”。他们“倾财仗施，卑身下士，逮乎鬻僧博徒，监门厮养，技可称，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就这样，李渊为起兵反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摆在李渊面前的问题是：怎样消灭隋朝在河东的残余势力，夺取长安；怎样防止突厥在背后袭击。刘文静建议暂时和突厥妥协，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李世民同意这个意见，并提出占领河东以后夺取关中、在长安站稳脚跟后再反击突厥的作战方针。
李渊立即派刘文静出使突厥，给始毕可汗送去金帛，还把李渊的红旗改为红白狼头旗，表示臣服突厥，并且与始毕可汗约定，将来同突厥共定京师后，长安土地归李渊，子女财帛归突厥。始毕可汗喜出望外，立即遣使晋阳，送马千匹。
大业十年（617年）李渊正式建立了独立政权，自称大将军，开府置官。任裴寂为长史，李建成为陇西公兼左领军大都督，李世民为陇西公兼右领军大都督。刘文静、武士癳、唐俭、姜癴、长孙顺德等都参与大将军府工作。晋阳囤积的数百万斛粮食、数万匹杂缯，都由李渊控制。李渊父子率甲士3万人从晋阳出发，李元吉留守晋阳。
隋朝代王杨侑驻守长安，闻李渊宣布独立，立即派宋老生、屈突通加强河东防务，把主力部署在霍邑（今山西霍县）带，阻击李渊。月以后，李渊先打败高德儒，夺取了西河郡。月大败宋老生，夺取了霍邑。
大军在霍邑休整了10余天后，进围临汾（今山西临汾），隋兵迎降。不久，绛州（今山西新绛）郡守陈叔达也当了李渊幕僚。河东各县举平定，成了李渊经营关中的根据地。
当李渊在太原起兵不久，平阳公主的丈夫柴绍，便离开家乡，投奔李渊。平阳公主则秘密回到雩阝县（今陕西户县），变卖家产，招兵买马，组成娘子军，后来和她叔父李神通合作，攻下雩阝县等地。
平阳公主的家奴马宝，能言善辩，被提拔担任招抚使。他到关中义军中到处活动，结果把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等都争取过来，投向娘子军。从此平阳公主的势力扩大到癵砐（今陕西周至）、武功（今陕西武功）、始平（今陕西兴平）等地，兵力发展到万人。
李渊的亲戚段纶也在蓝田起兵，聚众万人，与娘子军合作。到李渊渡过黄河的时候，平阳公主和段纶的武装已经控制长安西部和东南部分地区，在关中策应李渊。
李世民渡过黄河以后，领兵西进，沿途小股反隋军队，都归附李世民，到达泾阳（今陕西泾阳）的时候，部众增至9万余人。当时有隰城（今山西汾阳）县房玄龄来降，李世民和他见如故，引为谋主。正在这个时候，平阳公主带领娘子军来见李世民。从此以后，娘子军便归李世民统指挥，全军扩大到20余万人。
李世民和娘子军会师后，严整军令，进兵阿城（秦阿房宫城），并派人报告李渊，约期会师长安。
李渊接报后，即日行军西行。十各路唐军在长安城外会合，有兵20余万。李渊多次传谕守城隋军，宣称他拥护代王杨侑，愿与隋军共同防守关中。隋朝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只有13岁。辅佐他的京兆内史卫文升已年过70，听说唐军兵临城下，忧惧成疾，不能视事。负责防守的左冯翊将军阴世师很讲气节，郡丞骨仪秉性刚硬，不理会李渊。
于是李渊下令攻城。他宣布纪律，入城后不得侵犯隋朝宗庙、宗室和代王，违者灭族。
隋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城固堑深，唐军损兵折将，直攻到第13天，才杀败隋军，攻克长安。时已十月。
攻克长安后的第天，李渊拥立代王杨侑，即位大兴殿，为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自任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总理万机，晋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立建成为唐世子，世民为京兆尹、秦公，元吉为齐公，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其余随征官员，都有封赏。
武德元年（618年）江都兵变，隋炀帝被杀，宇文化及立秦王杨浩为傀儡皇帝。
凶讯传到长安，恭帝退位。恭帝退位后第天，李渊改大兴殿为太极殿，在太极殿登皇帝位，是为高祖，改元武德，定都长安，建立唐朝。突厥始毕可汗派使者来贺，唐高祖在太极殿设宴奏乐，庆祝开国。次日，命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以宽简为原则修改《隋开皇律》，制定《武德律》，以为唐朝开国法典。大封随征将士。立李建成为太子。任李世民为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晋封秦王。元吉为齐王。裴寂为尚书省副长官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门下省长官纳言（后改名侍中），萧王禹为中书省长官内史令（后改名中书令），都是宰相。
李渊定鼎关中，取得了政治和地理优势，他以关中为根据地，平定群雄，去进行统中国的大业。
唐代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唐初，在多年战乱之后，社会经济破坏严重，人民流离失所，政府财政困难。整顿田制和赋税制度，成为安抚流亡、恢复经济、保证财政收入、巩固政权的当务之急。
唐高祖在武德元年（618年）十月下令实行给内外官职分田制度：京官品12顷，品10顷，品9顷，品7顷，品4顷，品3顷50亩，品2顷50亩，品2顷；雍州牧及外州官品20顷，品10顷，品8顷，品5顷，品4顷，品3顷，品2顷50亩。
武德年（619年），高祖下令征收租税：每丁租2石，绢2丈，绵3两。
武德年（624年），唐政府首次颁行均田及赋税制度，其内容是：凡天下男丁给田1顷，笃疾废疾给40亩，寡妻妾30亩（若为户者20亩）。老男亦给田40亩。所受田以20亩为永业田，其余为口分田。受田人亡故，他名下的永业田转授给他的用户人，而口分田则由官府收回另行授给他人。是为均田之制。赋税制度是：每丁岁8粟2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2丈，布加1/5；输绫绢絁者兼调用3两，输布者麻3斤。凡丁岁役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3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日免其调，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不过50日。若夷獠之户皆从半税。凡水旱虫伤为灾，十分损以上免租，损以上免（租）调，损以上课役俱免。
武德田令和赋役令基本上继承了隋大业的制度，并明确了不把般妇女和奴婢、耕牛作为授田及课役的对象。武德田令中没有般妇女受田的内容，这在现存可见的均田制资料中是最早的。
武德年（624年）田令还包括给官永业田和给道士田的内容。给官永业田的限额是：亲王100顷，职事官品60顷，郡王及职事官从品50顷，国公及职事官正品40顷，郡公及职事官从品35顷，县公及职事官正品25顷，职事官从品20顷，侯及职事官正品12顷，伯及职事官从品10顷，子及职事官正品8顷，男及职事官从品5顷，职事官品品2顷50亩，品品2顷；勋官上柱国30顷，柱国25顷，上护军20顷，护军15顷，上轻骑都尉10顷，轻骑都尉7顷，上骑都尉6顷，骑都尉4顷，骁骑尉飞骑尉80亩，云骑尉武骑尉60亩；散官品以上受田限额与职事官相同。品以上各类官须在宽乡受官永业田，品以下的则在本乡受之。道士给田30亩，女官、僧尼可能与之相同。
武德田令以本地耕地可以满足给田定额的地方为宽乡，反之则为狭乡。在宽乡可以按照全额受田，在狭乡则要减半。同时，对于耕种年休耕年的瘠薄耕地加倍给授，对于宽乡的耕种年休耕年的耕地则再加倍给授。
均田制是唐前期的基本土地制度，而与之伴行的租庸调制则是该期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的目的是要向得受田者收取赋税劳役。从武德时起的百余年中，唐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租庸调。
唐政府曾在永徽年（651年）、太级元年（712年）、开元年（719年）、开元十年（737年）多次修令，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基本内容没有变动。而口分田和官永业田则有多次变更。
唐初，大量土地荒芜，封建国家有大批土地可以用于给授各类应受田者。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编户的增加，均田制的实施主要体现在永业田的继承、口分田的退还与给授，而不是按限额给授，即所谓“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唐代欠田簿、退田簿、给田簿，以及敦煌文书中的唐代户籍簿等历史档案资料记载了封建国家依均田制的规定进行耕地使用权管理的情况，充分证明了均田制在唐玄宗及以前的唐代前、中期确实是实施了的。封建国家尽量收回老、死、逃、绝户的口分田、永业田，将其重新分配给具备受田条件的人使用，以把更多的小自耕农束缚在土地上，使自己有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和力役、兵役的来源。但是，封建国家更要维护统治阶级特别是其中、上层的特权，包括占有大量土地的特权。在唐代均田制下，官吏占有大额的官永业田、职田，皇帝还不时把巨额田产赏赐给勋戚大臣。地主阶级用种种手段侵吞兼并田产，逾限占田，政府很少去认真追究。这样，土地逐渐向地主集中，政府能用于给授的耕地越来越少，根本不可能按额授田。受田定额只能是占田的最高限额，已受田数量与应受田额度之间无必然联系，均田使农民自己买的田地也被纳入其已受田数额之中，成为唐代均田制实施中的特点。
尽管如此，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是适应唐前期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状况的，因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直到均田制末期的天宝年间（8世纪中期），租庸调的收入仍然占唐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60%左右，对巩固中央集权国家作用巨大。
随着地主经济的逐渐成熟和唐朝统治集团的不断腐败，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到了开元初年（8世纪20年代），土地兼并使大量均田农民破产逃亡，唐政府不得不方面实行括户以防止租庸调收入过快下滑，另方面则反复强调官僚贵族的占田限额以减缓土地兼并的速度。但这些都非治本之计。从高宗朝起，政府就日益重视户税和地税，使之由补充租庸调发展到与之并行。天宝年间，均田制迅速弛坏，租庸调制随之下落。
安史之乱及随后的河北藩镇割据终于使实行了300年的均田制、租庸调制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给租佃制和以户税地税为先导的、按财产田亩计征的两税法。
唐代科举制度唐代科举制在隋代的基础上进步发展。科举分常举和制举种。制举主要试策，由皇帝临时定下名目考选。制举名目繁多，有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科、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等百数十种。这是种网罗非常人才的考试，平常人和官吏都可以应考。考中者，原是官吏的立即升迁，未入仕的由吏部授予官职。
唐文宗以后，制举始实际停废。常举每年举行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唐初，秀才科等级最高，唐太宗以后，士人趋向开始转向明经和进士科，尤以进士科为重。在贞观23年中，进士共205人，在高宗、武则天统治的55年中，据不完全的记载，进士有1000余人，平均每年录取的人数较贞观时增加1倍以上。玄宗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更加突出，官僚虽位极人臣，但如果不是进士科出身，“终不为美”。
各科考试内容不同。明经主要试贴经，即选择考生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仅露行，用纸帖遮盖部分字句，测试其背诵经书的能力。这种考试比较容易。进士科在隋代仅试策，唐太宗时曾加试经史。唐高宗末年又加试诗赋杂文。天宝年间始专试诗赋。
考试成绩分上中下等，上等、中等为及第，下等即落第。每年应考者或百人或千人不等，能及第者少则10余人，多则30余人。由于考生多而录取名额少，所以考中进士非常不易。旦及第便名闻士林，号称“登龙门”。明法科试律令，明算试《章》、《夏侯阳》、《周髀》等数学著作。明书科试《说文》、《字林》等字书。这种科目是为选择专门人才而设，考生被录取后只能在和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秀才科仅试策，取消了隋代加试的杂文。由于录取标准异常严格，及第者屈指可数。此科渐渐成为种虚悬的科目。武则天长安年（702年），又创立武举科。州县以下习艺者每年被推举至兵部课试。所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又有马枪、部关、负重、身材之选。考试通过者，兵部即除官给禄。唐代武举亦属常举，但不重要。
参加科考者有两种来源。种是国子监和州县学的生徒，由学馆荐举至尚书省参加考试。另种是不在学馆，直接来自州县者，称为乡贡。他们首先自己在州县报名，即所谓“怀牒自列于州县”，经州县考试合格后，再举送至尚书省参加考试。允许考生自由报考，这是唐代科举制较之隋代更加完备的个重要标志。
考官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唐初由吏部的考功郎中主持科考，贞观以后，由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十年（736年）玄宗以员外郎位望较轻，遂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考，后成为定制。开元中，礼部考试通过后送中书、门下详覆。宰相如不同意，可以改动。
详覆之制屡兴屡废。礼部考试是取得出身资格的考试，考中者仅取得进士及第或明经及第的资格，尚不能正式做官，只有再通过吏部铨试，才能释褐除官，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吏部铨选的主要标准是身、言、书、判。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辨正，书指书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
唐穆宗、敬宗都曾下令科考及第者免徭役，唐武宗明确规定进士科出身的称“衣冠户”，有免除差科色役的特权。
礼部考试般是正月考试，月发榜。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
同时及第者称“同年”。
唐朝入仕的途径除科举制外，还有门荫和国外入流。唐初，由此途入仕的官员远比科举出身的人多。以后进士出身的宰相逐渐增加，到德宗、宪宗之际，由科举入仕的宰相及高级官吏才占了多数。科举制成为向地主政权输送官吏的主要渠道。这是选官制度的个进步，在削弱门阀士族等级特权、扩大唐政权的社会基础、提高官吏文化水平诸方面，科举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以后，历经宋元至明清，虽考试内容、方法有所变化，但科举制度本身直相沿不替。
科举制在实行中也存在某些弊端，曾出现冒名顶替、漏泄考题等舞弊现象。尤为严重的是座主、门生、同年结为朋党，相互援引，宦风由此败坏。牛李竞争中，牛党领袖李宗闵和牛僧孺就是同年进士，牛党骨干令狐楚、萧亻免与皇甫是亦有同年之谊。他们主张选用官吏以词彩居先，其党人经常“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他们通过进士科举结成势力雄厚的私党，往往门父子兄弟都从进士起家，住居显要，成为新兴的进士贵族。由此，科举制为中小地主广开仕途的作用也大大降低。这些弊端到宋代因糊名、誊录的新规定的实施而得到克服。
玄武门之变武德年（626年），长安发生了次政变，李世民杀死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迫使高祖交出政权。这场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惨剧是当时政局必然产生的结果。
太原起兵以后，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都统领军队，身任元帅。他们各自收罗文武才智之人，作为羽翼。李世民官居特设的“天策上将”。府中有著名的十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著名，其余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死后由刘孝孙补）、褚亮、李玄道、李守素、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勋，也都是时俊彦。秦府猛将最多，尉迟恭、秦叔宝、程咬金等都在他的麾下。太子建成的手下，文官如魏征、王珪是后来的贞观名臣，武将如薛万彻等，也勇猛善战。他又有方骁勇2000余人做东宫卫士，实力比秦府充足。齐王元吉地位声望不及两个兄长，但素以勇武著名，手下也有相当力量。
太子建成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但是在唐朝创业的过程中，秦王世民打的硬仗最多。两人既然旗鼓相当，必然会出现争夺皇位的斗争。齐王没有独树帜的条件，便和太子暂时结成联盟，共同与世民较量。
武德年以后，全国已经统，唐王朝的统治地位已相当稳固。于是太子和秦王争夺皇位的斗争就更加明朗化。
太子请秦王赴宴，王府亲随劝秦王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去。秦王认为：过去兄弟之间虽然发生矛盾，也许还不会达到谋害同胞的地步，于是便前往东宫。
太子准备的宴席非常丰盛。席间太子和齐王频频举杯劝酒，不断颂扬李世民的武功。喝着谈着，忽然，秦王觉得头晕目眩，两脚发软。秦王情知不妙，他挣扎下想站起来，但身不由己地倒在地上了。齐王看见他哥倒下，便紧张起来，赶紧问太子：“这，这，怎么办？”太子把眼睛瞪，喝道：“慌什么？派人送回去。”
李世民被送回秦王府，灌了许多解毒药，吐了不少苦水，才保住性命。皇帝晓得这件事以后，狠狠地训斥了太子顿。
太子见秦王没死，还不甘心，就怂恿皇帝到郊外打猎，并要求秦王陪驾前往。父皇命令，秦王只好跟随出行。
太子叫部下给秦王备了匹烈性马。秦王没有想到太子又在耍阴谋，在打猎场上，纵马操弓，追赶头鹿。突然，烈马野性发作，仰颈狂跳，把秦王甩出丈多远，险些摔死。
秦王府的兵精将猛，是众所周知的事。为了削弱秦王的势力，太子和齐王绞尽脑汁设法瓦解秦王的队伍。凡是有调兵遣将的机会，他总是竭力设法把秦王的部将调开。
例如，程咬金原来是秦王府左统军，在打败宋金刚和平定王世充的战斗中，身先士卒，斩将蹇旗，建立奇功，封宿国公，是秦王府员得力的干将。因此，太子很担心自己抵挡不了秦王，于是在皇帝面前造谣，结果把程咬金调任康州刺史，使他离开了秦王府，但程咬金并未立即离开长安，他设法拖延时间，以便维护秦王的安全。
另方面，太子对于暂时无法调离秦王府的武将，便采用收买的手段拉拢。例如，尉迟恭是秦王亲手提拔的将领，膂力过人，勇猛善战。太子曾用车金银珠宝收买他，但遭到尉迟恭的拒绝。太子没有买通尉迟恭，又以金帛贿赂段志玄和李安远，“潜引以为党援”。不过太子的瓦解活动都没有成功。
秦王李世民针锋相对，也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武德年（626年）他曾派张亮带领1000余人，带着大量金帛到东都带，“阴引山东豪杰”。在设法争夺太子的人员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效果。例如，常何与敬君弘原来都是太子的爪牙，担任防卫宫城的重任，经过秦王的瓦解活动，常何和敬君弘暗中脱离太子集团，变成了秦王的助手。
秦王沉着观变，准备抓住机会，给对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他部下将校，如尉迟恭等，看到本身的前途取决于秦王的成败，也都劝他早下决心。
政变发生在玄武门前。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唐朝宫城在都城的北面，北门守兵是保护宫城的主力，抓住了这个关键就抓住了皇帝，就可以用最高统治者的名义发布命令，使自己处于合法地位。
那天，守卫玄武门的将领正是常何，他本是建成的心腹，这时已被世民收买。建成不了解这情况，毫无戒备地经玄武门去朝见李渊。世民乘此机会，带了尉迟恭等少数将士，发动袭击。他亲手射杀建成，尉迟恭射杀了元吉。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闻讯赶来，仗着人多，猛攻玄武门。世民面使卫兵抵抗，面使尉迟恭进宫，逼迫高祖下“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命令。场事变就迅速地结束了。
天以后，高祖立秦王为太子；月初，禅位给太子。次年改元贞观。
贞观之治李世民在位23年（627—649），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在他统治的时间里，生产关系有所调整，生产力发展较快，社会经济恢复迅速，人口也有很大增长，史称：“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钱”（《贞观政要·政体》）。这就是被史学家称作“贞观之治”的时代。
唐太宗即位初年，曾“与群臣论上盗，或请重法以禁之”。唐太宗不同意这样的做法，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繁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资治通鉴》卷192，武德年）。唐太宗这段话，可以说是贞观时期政治措施的指导方针。
唐太宗即位以后，采取了各种措施巩固政权。在政治上，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并发展庠序，改革科举，修《氏族志》，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在太宗朝，省部制度和科举制都有较大的发展；在经济上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改革军事制度；修订《唐律》，完善了封建法制。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唐太宗也有许多颇为得当的措施。唐太宗时期的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使唐代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时期。
唐太宗统治集团中，有大批出色的政治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魏征是贞观时期的著名人物，他对历史政治兴亡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通过大量谏诤参与唐太宗的政治决策。他的谏诤，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和礼仪等各方面，而中心议题则是如何从隋末“丧乱”达到唐初“天下大治”。唐初的大政方针、唐太宗的政治作为和帝王风范，都受到魏征的很大影响。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时期的著名宰相，他们个多谋，个善断，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史称“房谋杜断”，对于贞观时期的政治清明也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此外，贞观时期的著名文臣武将还有出身于农民起义将领的徐世责力（李世责力、李责力）、秦叔宝、程咬金，有寒苦出身的刘洎、马周、张亮等，以及出身关陇士族的李靖、长孙无忌、于志宁、韦挺等。尽管他们背景不同、才能各异，却组成了个出色的统治集团，成为唐太宗的有力辅佐。
唐太宗君臣较好地吸取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总结出丰富的、比较顺应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政治思想。贞观年间的系列政治措施都是这些政治思想的直接体现。
唐太宗即位之后，首先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10年左右的社会动荡，战乱之余，唐初经济片萧条，出现了“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纳谏》）的残破景象。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人民生活困苦。贞观年（630）李世民狩猎时就发现“野人多褴褛”（《册府元龟·帝王部·狩猎》）。不设法恢复生产，农民生活就不能有所改善，社会矛盾就不能缓和，这对唐政权来说，确实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其次，唐国家财政处于左右支绌的严重拮据状况：“每岁的租，未实仓廪，随即出给，才供当年”（《旧唐书·戴胄传》）。遇水旱就更无力赈贷，穷于应付。为了改善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变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李世民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只能是首先大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唐初恢复农业生产的最大困难之，是劳动力的严重不足。隋代极盛时全国户数近900万，而到贞观时期，骤降至“户不满百万”（《通典·食货典》）。若以每户平均5口人计算，全国人口仅1000余万。为了尽快增加户口，繁殖人口，唐太宗采取了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首先，招徕、赎还隋唐之际流落到沿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和被掠去的汉人。其次，大力奖励男子及时嫁娶，提倡鳏寡婚配，以达到繁殖人口的目的。贞观朝历时20余年，人口约增加了50%左右。
均田制的推行是唐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之。此外，由于隋炀帝的横征暴敛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隋朝覆灭。李世民对此亲见亲闻，故能从中吸取教训，采取轻徭薄赋政策。从隋炀帝的竭泽而渔到唐太宗的轻徭薄赋，是当时赋敛政策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实行省徭减赋，就必须节约国家的财政开支。唐太宗并省州县、精简吏员、完善府兵制等项措施都能在这方面起显著的作用。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注意厉行节约。是提倡俭朴，力戒奢靡，以纠正隋炀帝的腐化恶习。李世民即位之初，立即“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因此“天下大悦”（《旧唐书·太宗本纪上》）。他曾对臣下说过：
“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的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百姓不堪，遂致灭亡。此皆朕所目见”（《贞观政要·政体》）。他前后放免宫女3000余人，这不仅使隋末以来被幽闭深宫的女子得以婚配，而且也节省了宫廷费用。唐太宗的俭朴作风确实在社会、政治方面收到良好的效果，所以开元年间有人说：“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资治通鉴》卷210，开元元年）。当时的大臣如中书令岑文本，“居宅卑湿”；户部尚书戴胄，“居宅弊陋”；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家贫无正寝”；谏议大夫魏征，“宅内先正无堂”，生活都较朴素。史称贞观“十年间，风俗简朴”（《贞观政要·俭约》）。这对积累社会财富，有定的积极意义。
为了俭中国用，除了俭朴之外，唐太宗还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直到贞观十年（644）发兵征高丽以前，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这种政策，自然有利于农民安居垅亩，发展农业生产。
在政治统治方法上，唐太宗能够做到知人善任和纳谏。唐太宗很能搜罗和使用人才，如李责力（即徐世责力）本来是农民起义军将领，魏征是其政敌李建成的幕僚，都为唐太宗重用。马周出身寒微，为中郎将常何家客，当时皇帝正下令让百官“上书言得失”，他替常何写了奏疏，“陈便宜十余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唐太宗知道是马周所为，立即派人去召马周，没有来到之前，“凡度遣使催促”。后来太宗先得拔他为监察御史，最后官至中书令。李世民曾再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周见事敏速，性甚慎重……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人，实借此人，共康时政也”（《贞观政要·任贤》）。求贤若渴的心情，跃然纸上。当时参与朝政的大臣，包括各个社会集团的人物。其中关陇贵族有长孙无忌、宇文士及、于志宁、李靖、侯君集、杜如晦，江东士族有萧矺、陈叔达、岑文本、虞世南、褚遂良，山东旧族有高士廉、房玄龄、王砇，山东庶族有李责力、程咬金、马周等。唐太宗的目的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巩固政权。
唐太宗不仅能网罗各种人才，而且能知人善任，使之各得其所。卢照邻称其人才济济的盛况为“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王砇、魏（征）、来（济）、褚（遂良）之辈以材术显”（《幽忧子集·南阳公集序》）。唐太宗用人，了解臣下的优点和弱点，所以他能扬长避短，使他们各得其宜。例如常被人称道的“房谋杜断”，就反映了这特点。史称：“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裨谌草创，东里润色，相须而成，俾无悔事”（《旧唐书》卷66《后伦》），为唐太宗任命房玄龄、杜如晦均为丞相，两人各具优点，互为补充，极有利于国家。史书又说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下》）。此语当然有些歌功颂德，但太宗能够搜罗和使用人才的优点，确是比较突出。
唐太宗还善于纳谏。魏征就是当时有名的“诤臣”。他先曾跟随李密，继又降于窦建德，后则紧事太子建成，每次都站在李世民的对立面。但唐太宗不避仇嫌，不计恩怨，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性情抗直，敢于谏诤，遇太宗发怒，亦神色不移，据理力争。
前后所谏200余事，多为李世民采纳。除了魏征之外，唐初的些大臣都敢于进谏。这种风气的形成，是由唐太宗的“乐于受谏”所造成的。正如魏征所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麟、触忌讳也”（《贞观政要·任贤》）。唐初很快就造成“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等协调和谐的局面。
唐太宗为了集思广益，纠偏补过，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制度。
是建立“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宰相入朝议事，必使谏官随入，与闻政事，参与讨论，有所陈说，以便采纳。王夫之认为，这种制度使当时言无不尽，“而治得其理”；以王砇、魏征为谏议大夫，房玄龄、杜如晦为宰相，而太宗在各种政见之间加以明智的选择和折中，可以集思广益，“足以折中群论而从违不爽”（《读通鉴论》卷20《太宗》）。
是命令“京官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资治通鉴》卷192，武德年）。这种制度使品以上的在京官员，可以随时被召见，询访外事，讨论政教得失。
是中书舍人花判事制度。唐制：“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年）。政事凡经朝议决策，即交中书舍人草诏，舍人员各执所见，各书诏，署名后交中书省首长选择。又交门下省审核封驳。若有错误，给事中可涂归驳回中书省重拟。于是诏令既出，少有错失，因此“鲜有败事”。
除了用贤、纳谏以外，唐太宗还用各种手段笼络臣下。贞观十年（643），唐太宗于凌烟阁为开国功臣长孙无忌等24人绘像纪功。唐太宗撰赞，褚遂良题字，阎立本绘画。
这些作法，也是唐太宗用贤纳谏、表彰人才的种重要组成部分。唐初对待功臣的态度和政策，吕温有篇论述写得生动、真切：“其始也，文为经、武为纬。智斯作，忠所述。其末也，大不逼，小不遏，退者全，来者达。控而纵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尽之。不设笼槛，以观辽廓之致；不顿缰锁，以极权奇之变。执德而众力尽，悬大信而群臣竭。
高祖聚之以义，太宗用之以道”（《唐文粹·凌烟阁勋臣赞十首序》）。这里所提到的“大不逼，小不遏，退者全，来者达”，“不设笼槛”，“不顿缰锁”，在古代封建专制制度下是难能可贵的。
唐太宗不仅对朝廷大臣十分爱护重用，对地方官员也经常留意考察，以便做到用贤去污，除暴安良。贞观年（634），他曾派李靖等诸道黜陟大使巡行全国，升迁廉吏，惩治贪官。因此，贞观时期的吏治是比较清明的。
唐太宗采取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措施，并且保持了比较开明、清廉的政治空气，从而使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封建经济走向繁荣，出现了比较昌盛的局面。有关史籍曾对“贞观之治”作过比较详细的叙述：“贞观初，户不及百万，绢匹易米斗。至年，米斗、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物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夷附降者百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十人，号称太平”（《新唐书·食货志》）。欧阳修这段评论，可能有些夸大，但“马牛被野”、“民物蕃息”、“号称太平”，反映出生产发展、社会安定的局面。贞观之治所带来的政治清明与经济繁荣，使唐朝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盛世。唐太宗君臣的作为不仅巩固了李氏王朝，也使人民获得了个较为安定的政治环境，能够安心地从事劳动生产，从而创建了个在中世纪少见的文化灿烂、国力鼎盛、富强的中国。
太宗与魏征“贞观之治”最被人称道的是它的开明性，这个开明性是通过太宗善听纳谏表现出来的。太宗纳谏，最典型的，就是千古传颂的他与魏征的故事。
还在武德年，李世民刚坐上皇帝位子时，因为天下经历大乱之后，壮丁较少，兵源不足，他委派使臣征兵。主持征兵的右仆射封伦建议降低兵役年龄，不满18岁的中男只要身强力壮就须入征。太宗批准了这个建议，写好了敕书。魏征坚决反对，敕书连续次送到魏征手里，他都不肯在敕书上署名。太宗很生气，召来魏征，连连斥责，说：“身强力壮的中男都是妄图逃避兵役的奸民，征他们入伍，有什么不好，你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己见！”
魏征并没有被吓退，回答说：“竭泽而渔，暂时虽然有鱼吃，但把大小鱼都捞尽，以后就无鱼可捕了；毁林打猎，虽然暂时可猎到不少野兽，但从此就永远打不到野兽了。如果把全国的中男都征入伍，种田的人少了，那租调徭役由谁来承担？况且兵在精不在多，只要训练有方，何必多征凑数！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现在做了皇帝没几天就无端降低兵役年龄，扩大征兵范围，岂不是不讲信用？陛下失信于民的事，已经有好几起了。”
太宗很吃惊，反问：“朕有什么失信？”
魏征件件地批评起来。太宗听后转怒为喜，撤回了征兵中男的敕书，还赐给魏征只金瓮。
到贞观十年（642年），魏征病重，太宗曾去魏府探病，征询国事。最后次探病，魏征已病入膏肓，君臣相对，泪流满面。第天，魏征去世，年64岁。太宗亲临恸哭，废朝5日，赐谥文贞，陪葬昭陵（太宗的陵）。灵车开往墓地时，太宗登上宫中苑西楼，望丧而哭。他亲自作文，刻于墓碑，表彰魏征。
后来，太宗还追思不已。次，在朝会时，他对大臣们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这面镜子，来防止自己的过失。如今朕失去了魏征这面好镜子了！”
贤相房杜“贞观之治”中，还有两个名宰相，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辅助太宗、任用贤才、修订法律、综理朝政、励精图治，史称贤相。
房玄龄和杜如晦原是秦王府的首席谋士，李世民坐上皇位不久，在殿上召集诸功臣，论功定封，陈叔达站在丹墀下唱名，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尉迟恭、侯君集列名第，都实封1300户，房玄龄爵邢国公，杜如晦爵葵国公。唱名完毕，太宗说：“朕定的名次，恐怕不能尽当，各人还可自说。”可是殿上下子沸腾起来，争论功劳，有的还捋起袖子，指天画地，纷扰不已。李神通仗着自己是太宗的叔父，上前争论，反对房、杜列名第，说：“臣举兵关西，首先响应义旗。房玄龄、杜如晦不过是刀笔吏，如今名次反在臣之上，臣心中不服。”太宗说：“义旗举起，人人都有响应之心。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但也是为了自求脱祸，而且建德南侵，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反，叔父望风而逃。房、杜运筹帷幄，安定社稷，如同汉之萧何，所以功居第。”李神通理屈无言，诸将领见了，顿时息了争功之心，相互说：“陛下论功行赏大公无私，我们还争什么。”都心悦诚服了。接着，太宗就把政事委托给房、杜。
太宗命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修改高祖时制订的《武德律》，制定了《贞观律》。《贞规律》比《隋律》减少了死刑92条，减流放为徒（苦役）72条。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19名法学家，专门为《唐律》作注，就是著名的《唐律疏议》。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法典，也是以后各朝代法律的蓝本。
太宗关照房玄龄为政要择贤才而用，对他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他并省机构。经裁改后，中央政府仅643名文武官员。贞观年，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任尚书右仆射，共掌朝政。房玄龄明达政事、善谋多策，杜如晦果敢决断、拿得定主意，两人关系融洽、配合默契、用法宽平。太宗还对他们说：“公为仆射，应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这是宰相的责任。”房玄龄总领百司，选用人才，不求完备无缺，也不用自己的长处来要求别人，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房玄龄还监修国史，贞观后期还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他就荐用了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和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组成了写作班子。杜如晦则专管选官，太宗朝得人，他的功绩不小。两人夙夜尽心竭力，千方百计为太宗选拔人才，唐的台阁（中央机构）规模及典章文物也都是两人手定。所以史称唐世贤相，首推房、杜。
武后临朝称制唐太宗去世后，唐高宗李治继位。高宗即位第年（650年），改元永徽。永徽初期，君臣兢兢业业，朝廷大体上相安无事，只是后宫王皇后与萧淑妃相互争宠，使高宗两面为难。到后来，高宗索性撇了两人，另去长安安业坊感业寺寻访老相好了。
原来，太宗生前曾有小宠姬，生得妩媚艳丽，14岁进宫，被封为才人。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则天，名明空。高宗做太子时，曾乘入侍太宗之机，与她偷过情。太宗去世，武才人和许多太宗嫔御起被安置在感业寺中为尼。高宗进了感业寺，寺众接驾。高宗举目望去，其中姿容出众、丽色照人的正是武才人。只见她桃花如旧、人面依然，不过少了头凤髻、两鬓鸦鬟。等烧过了香，高宗便携了武氏进云房叙旧，两人久别重逢、悲喜交集，不由情不自禁、相对哭泣。
这事给王皇后知道了。但王皇后正因妒忌萧淑妃，想正好可给萧淑妃树敌手，所以非但不责怪，反而劝高宗把武才人接回宫来，还暗中叫武氏蓄发。武氏蓄发不久，又是头乌云，便随了内侍回到唐宫。这时她26岁。武氏十分乖觉，见了王皇后，就恭恭敬敬地叩下头去，还说了许多恭维话，王皇后十分高兴。以后，武氏极力巴结王皇后，把王皇后哄得欢喜不尽。王皇后也就常在高宗面前说武氏的好话。不久，高宗封武氏为昭仪。
从此，萧淑妃和王皇后都日益失宠。王皇后见弄巧成拙，十分懊悔，就与萧淑妃联手，与武昭仪争宠。可高宗根本不理她们，只相信武昭仪的话。武昭仪见自己名位已定，又愈来愈受高宗宠爱，就开始了陷害王皇后、争夺后位的阴谋。
武昭仪先百般笼络宫女、女官，每次得到赏赐就全分给她们。这些宫人因为王皇后平时脾气大、不尊重她们，对王皇后素有怨言，如今见武昭仪对她们倾心相交，自然很感激，都乐意为她所用。然后，武昭仪就命受她笼络的宫人暗中监视王皇后，把王皇后的举动都报告给她。她再添油加醋说给高宗听。可谁知高宗虽然不常与王皇后同房，却也没有废后之意。武昭仪只好另想良计。
机会终于来了。永徽年（650年）十武昭仪生了个女孩，王皇后很喜欢，到昭仪宫中看玩。武昭仪心中盘算定当，等王皇后走，就残忍无情地扼死了亲生女儿，然后再给死婴盖上被子。高宗来了，武昭仪承欢言笑了会，就揭开被子，装作突然发现死婴，假意啼哭起来，并问左右有谁来过。左右都说：“皇后刚刚来过。”高宗听了，勃然大怒，说：“皇后杀了我的女儿！”武昭仪乘机大进谗言，于是高宗决意废王皇后。
废立皇后，在中国帝王朝代，可是国家大事，必须通过大臣。高宗感到首先要取得执政的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当夜就带了武昭仪，御驾来到太尉府。君臣在厅上畅饮，饮到高兴处，高宗忽然授长孙无忌的个儿子为朝散大夫。长孙无忌推辞不过，接受了。这时高宗装作随便的样子，说皇后无子还要妒忌别人。长孙无忌方知高宗此来用意，但他假痴假呆，不接口，顾左右而言他。高宗与武昭仪见长孙无忌有意回避，心中不悦，罢席而归。
但高宗还不死心，暗中派内侍送去金银宝器各1车，绫锦10车，讨好长孙无忌。武昭仪又多次支使母亲杨氏到太尉府，乞请长孙无忌立武昭仪为后，长孙无忌不应许。卫尉卿许敬宗也自去见长孙无忌，劝长孙无忌依允，给长孙无忌狠狠训了顿。
这时武昭仪又生了个儿子。叫李弘。她得意非凡，非要取王皇后而代之。她命心腹宫女准备了个木偶，上写高宗姓名与年庚字，悄悄埋在王皇后宫中，然后便去报告高宗。高宗气冲冲来到王皇后宫中，命内侍挖掘，果然得木偶，不由大骂王皇后。
他不听王皇后分辩，也不顾大臣反对，准备意孤行，要废王皇后。永徽年（655年）高宗在武昭仪撺掇下，下敕禁止皇后母亲柳氏入宫，把吏部尚书柳奭贬到外州去做刺史。武昭仪又引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中书侍郎李义府为心腹，在朝臣中为她活动。瓦岗名将裴仁基之子长安令裴行俭获知高宗执意要立武昭仪为后，认为国家之祸将从此开始，十分焦虑，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商议怎么办。此事被袁公瑜侦知、告发，裴行俭也被贬为外任。
就这样，废立皇后事被长孙无忌等大臣顶了半年多，君臣冲突终于爆发了。
高宗升许敬宗为礼部尚书，表明了要立武昭仪为后的意向。退朝后，召长孙无忌、李世责力、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议事。褚遂良看出了高宗的意向，说：“今日召我们，多半为了中宫的事。皇上心意已决。太尉是元舅，司空（李世责力）是功臣，不能让皇上背上杀元舅、功臣的恶名。我起自草莽，无汗马功劳，得居高位，又受先帝顾托，不以死争，有什么面目去见先帝！”表示由他去力争，阻止高宗废王皇后。于是李世责力称病不入。
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人进了内殿，高宗劈面就问：“皇后不生儿子，武昭仪有儿子，今朕欲立武昭仪为皇后，怎么样？”褚遂良挺身反对，说：“皇后出身名门，是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时，拉着臣手说：‘朕佳儿佳妇，托付给卿。’这话陛下也听到。如今言犹在耳。皇后没有过失，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违背先帝遗命！”君臣不欢而散。
第天，高宗临朝，正式提出废立皇后的事。褚遂良跪奏说：“陛下定要另立皇后，也应慎重从名族中选择，何必立武氏？武氏侍奉过先帝，天下人都知道，实在不妥，后世也要议论陛下！”说完，把朝笏放在殿阶上，脱帽叩头，说：“笏还给陛下，放臣归田里。”血都叩了出来。这番话无疑是揭了高宗的丑，高宗恼羞成怒，命令左右将褚遂良撵出去。武昭仪在帘内火上浇油，大声尖叫：“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闻言，急忙出班保奏：“遂良是顾命大臣，就是有罪，也不可加刑。”褚遂良才得免难。侍中、太子宾客韩瑗和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来济也都涕泣谏阻废王皇后，弄得高宗无法可想。
可就在这时，李世责力背叛了长孙无忌、褚遂良，在另天，单独去见高宗。高宗向他问计：“朕想立武昭仪为后，褚遂良坚持反对，他又是顾命大臣。难道这事就这样算了吗？”李世责力说：“这是陛下家事，何必还去问外人。”为高宗解决了难题，高宗主意打定了。许敬宗受到指示，就在朝房中，肆无忌惮地宣扬：“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子，还想换个老婆，何况天子呢！天子要另立皇后，关别人什么事，要妄生异议！”
于是，高宗放开了手脚，贬褚遂良到离长安2400多里的潭州（治所今湖南长沙）做都督，来儆戒反对另立皇后的朝臣。韩瑗悲泣不已，上疏再谏，说褚遂良是社稷忠臣、大唐的微子，不能远放。影射武昭仪是亡殷的妲己，旦立为皇后，大唐易姓就不远了。
高宗根本听不进去。
十高宗下诏说：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她们的母亲及其兄弟都除名，流放岭南。第天诏立武昭仪为皇后。十月初，举行册立仪式，由李世责力把皇后玺绶授武后，百官在肃仪门朝见新皇后。武后从此走向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高宗内外政事，多与武后商议。武后原有政治野心，又有政治才干，渐渐地骄恣自擅，跟高宗争起权来。高宗被弄得很不高兴，转而想起废后王氏和废妃萧氏的好处来。
王皇后、淑妃被废后，囚在冷宫别院。高宗找了个机会，瞒着武后，去看望王皇后和萧淑妃。只见囚室严密封闭，只留个壁洞供递送食物，高宗不觉恻然伤心，在室外呼喊：
“皇后、萧淑妃在哪儿？”听得高宗声音，王皇后哭泣起来，回答说：“妾等得罪，贬为宫婢，哪能还有尊称！”又哀求说：“陛下如果还念旧情，使妾等重见天日，乞求名此院为回心院。”高宗应允说：“朕自有处置。”
谁知消息走漏，武后知道了，勃然大怒，跟高宗大吵场，还想了个狠毒残忍的惩罚王、萧两人的办法，说：“叫这两个婆子骨醉！”她矫旨派人将王、萧两人各杖百，然后斩断了两人手足，叫做“人瓮”，塞进了酒瓮。王、萧两人晓得是武后之谋，萧淑妃大骂：
“阿武妖猾，到这个地步！我愿下世投生做猫，叫阿武做鼠，扼她的喉！”浸了数日，两人就死了。
来人把萧淑妃的话回了武后。武后又恨又怕，命人将已死的王、萧两人的首级割下泄恨，又下令宫中不许养猫。可是她仍经常梦见王、萧两人披发沥血来找她算账，吓得她再迁居，最后不敢再住在长安，徙居到洛阳。
杀害了王皇后、萧淑妃，武后巩固了在后宫的地位，进步挟持高宗。高宗昏庸，政事多听她取决，重用武后心腹许敬宗、李义府。许、李两人是唐初出名的奸臣，都在立武后中立了大功。许敬宗出身江东士族，隋末投奔李密。他为人无行，但写得手好文章，被秦王召补秦府学士。高宗即位，就重用他，代于志宁为礼部尚书；后因嫁女纳贿，被弹劾降职，但很快召入为卫尉卿、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不久复职礼部尚书。许敬宗修国史，歪曲事实，凡恨的人，就写得坏，谁贿赂他，就隐去恶事。处理政事更是顺风阿旨，阴附武后。李义府也以善文章著名，也为人阴险奸猾，平时逢人先笑，但肚子坏水，只要稍有嫌隙就要暗中陷害。当时人都说他笑中有刀，因他阴柔而能害人，背后给他起了绰号，叫“李猫”。高宗拜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品，监修国史。
许敬宗为了进步投靠武后，就在王皇后被害后，立即上奏说太子李忠是庶出的，应废庶立嫡。也就是要改立武后的儿子为太子。李忠是高宗长子，永徽年立为太子，但是后宫刘氏所生，没有坚强的靠山，他很知趣地主动提出让位。显庆元年（656年），高宗改封李忠为梁王，立武后的长子李弘为太子。从此，武后没有了后宫之忧，集中心思，来对付不合己意的元老勋臣，控制朝臣了。许敬宗、李义府是她的最好帮手。
武后撺掇高宗，升许敬宗为侍中，李义府参加政事兼中书令。许、李两人就迎合武后旨意，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勾结褚遂良图谋不轨。高宗准奏，将褚遂良贬再贬，韩瑗、来济也被贬为外州刺史。不久，褚遂良、韩瑗忧愤而死。武后在通向执政的道路上，又清除了个重要障碍。
接着，武后指使许敬宗伺隙构陷长孙无忌。恰巧这时有人告发太子洗马韦季方结党，高宗命许敬宗审理。许敬宗严刑通讯，要韦季方攀诬长孙无忌。韦季方被逼不过，想要自杀，却又没有死成。
许敬宗竟抓住这个机会，诬奏韦季方想与长孙无忌勾结，伺机谋反，如今事情败露，畏罪自杀。高宗不信，说：“舅舅怎么会谋反！”许敬宗说：“臣审得详细，反状已清楚，陛下还要怀疑，恐非社稷之福。”高宗不禁哭泣起来，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如今我舅舅又是这样！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该怎么办啊？”许敬宗说：“房遗爱是个乳臭小儿，成得了怎么气候。可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做了30年宰相，旦谋反，谁能当得了他。请陛下速做决定。”
高宗仍下不了决心，命许敬宗再去详细审问。次日，许敬宗奏说：“昨夜季方已承认与无忌同反。季方供说柳奭曾劝无忌立梁王为太子，如今梁王被废，无忌忧恐，为自安之计，才日夜与季方商议谋反。”高宗相信了，又哭泣起来，说：“舅舅果真如此，朕决不忍杀他。杀了他，天下人定要骂朕，后世定要骂朕！”许敬宗催促说：“古人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陛下若不早决，臣恐变生肘腋，后悔无及！”
高宗于是不再犹豫，也不召问长孙无忌核实，就下诏削去长孙无忌官职及封邑，押送到黔州安置。又废梁王为庶人，贬柳奭倒像州，贬于志宁到荣州。不久，又派人到黔州逼长孙无忌自杀，倒像州杀死柳奭。长孙无忌的子孙近亲也被杀的被杀，流放的流放。杀了长孙无忌，武后更加肆无忌惮，揽权行威。显庆年（660年）十高宗小中风，头痛、目不能视，百官奏事，只得都委武后批决。武后聪明敏锐，涉猎文史，因此所处理的事都能符合高宗意思。于是政权渐渐移归武后，威势与皇帝样。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中外称之为“圣”。
可是武后因此愈来愈骄横，不再奉顺高宗旨意，渐渐不把高宗放在眼里。高宗举动都受制于武后，不能自己做点事。他对此愤愤不平，偷偷地召来西台侍郎上官仪商议对策。上官仪说：“皇后专恣，天下人都不赞成，废了她。”高宗认为不错，就命上官仪起草了废后诏。
谁知宫中早就布满武后心腹，奔告武后。武后急忙赶来，大吵大闹，吓得高宗畏首畏尾，不敢发出诏书，还说：“我初无此心，都是上官仪教我的。”于是武后立即唆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状，说他串通废太子李忠，阴谋叛逆。高宗这时已毫无主意，切听任武后。结果，李忠赐死、上官仪处死，凡平时与上官仪有过来往的朝臣士大夫统统贬官流放。
从此，高宗临朝，武后垂帘听政。政事不论大小，官员要升要降、要斩要杀，都由她说了算。天下大权，全归中宫，高宗不过傀儡个，拱手而已。武后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随后，武则天鸩杀太子李弘，逼死太子李贤。高宗继位后又废掉了继位的中宗和睿宗，并镇压了徐敬业的讨武行动。她还利用酷吏苛刑，大开杀戒，诛灭唐宗室诸王，连两个亲孙子也没放过，步步向皇权和君位迈近。
永昌元年（689年）十武则天下诏改用周历，就是以十月为正月。自名为明空，改诏为制。升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武攸宁为纳言。通向皇位的道路已经铺平，个武氏皇朝呼之欲出。
又大杀唐宗室，连两个亲孙子也没放过。诛杀他们的亲党数百家，把唐宗室几乎全部杀光，幼弱的流放岭南。
同时，武则天组织朝野，为她制造登基舆论。和尚法明等编了部《大云经疏》，宣称太后是弥勒佛下世，应该替代唐朝做人主。武则天下令全国各州都要建立大云寺，藏部《大云经》，由高僧向百姓宣讲，为她夺取皇位大造舆论。酷吏傅游艺承旨纠合关中900多人，请愿“劝进”，改国号，赐皇帝姓武。武则天假意不许，但提升傅游艺为给事中。于是，太后之意，路人皆知。文武百官、远近百姓、和尚、道士等6万多人按傅游艺请愿内容上书。声势浩大，连皇帝李旦也吃不住压力，上表自请赐姓武。喧喧嚷嚷，闹了个多月。
武则天登则天楼，宣布大赦天下，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自称圣神皇帝，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个女皇帝。
张说辩诬长安年（703）武则天想任命张易之弟昌期为雍州长史，征询宰相们，诸相都附和说：“陛下得人了。”这时魏元忠为左台大夫、同凤阁鸾台品、同平章事，他坚决反对，说：“昌期不能担任！”武则天问为什么，魏元忠答：“昌期少年，不习吏事，过去做岐州刺史，治得户口都快逃光了。雍州是帝京，责任重，事情多，怎么干得了！”
武则天哑口无言。魏元忠进而说：“臣备位宰相，不能尽忠死节，让小人在侧，这是臣的罪！”武则天听出他在指斥张，很不高兴，张氏兄弟更是恨透了他。
不久，武则天生病。张昌宗怕她旦死去，弟兄们要被魏元忠杀掉，就向武则天进谗言，说：“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私下议论说太后老了，还不如投靠太子以为长久之计。”
武则天大怒，逮捕了魏元忠、高戬，择日叫他们与张昌宗廷辨。
张昌宗担心说不过魏元忠，就暗中去找凤阁舍人来说帮忙作证，许诺事成后授给美官。他以为张说曾和张易之同在起受命预修《教珠英》，不会推辞。果然，张说口答应。
次日，武则天召集太子、相王及宰相们，命魏元忠与张昌宗当众对质。魏张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争论不决。张昌宗突然提出请求，召问张说，说张说能证明魏元忠说过要投靠太子的话。
张说闻召，正要进去，被同僚凤阁舍人宋王景拦住，说：“个人最重要的是名与义，鬼神难欺，不可党附坏人陷害忠良，来贪求苟全！如果获罪流放，是很大光荣。事有不测，我宋王景定叩閤力争，与先生起死。努力做吧，万代瞻仰，在此举！”殿中侍御史张廷王圭也走过来，打气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几提醒张说：“不要污了青史，给子孙留骂名！”
等张说到了御前，武则天就问，张说却闷声不响。魏元忠急了，朝着张说说：“张说想与昌宗起罗织魏元忠吗！”张说怒斥说：“元忠为宰相，怎么说出这种里巷小人的话来！”张昌宗见他人争吵，可高兴了，在旁催促张说快说。不料张说对武则天说：“陛下请看，当着陛下的面，他还这样逼臣，在外面更不要说了。臣如今不敢不说实话，臣实在没有听见过元忠说过这话，不过昌宗逼臣作伪证。”
张易之、昌宗听了，急得大呼：“张说与魏元忠同反！”武则天听了张说的话，也不高兴，要张讲下去。张说：“张说曾经说元忠是伊尹、周公。伊尹流放太甲，周公摄代王位，把元忠比作伊、周，不是想谋反，又是什么？”
张说马上反驳，说：“易之兄弟是小人，只闻伊、周之语，哪知伊、周之道！臣岂不知道今日附和昌宗就能立取相位，为元忠说话立遭族灭！但臣怕元忠冤魂，不敢诬告他。”
武则天不禁大怒，说：“张说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把他和魏元忠同关起来。”还命宰相和河内王武懿宗继续审讯。
朝廷大臣不断抗疏，为魏、张两人辩诬，武则天根本不听，反而把疏状给张看。最后，武则天贬魏元忠为高要（广东今县）尉，张说、高戬流放岭南。
魏元忠临行前，向武则天辞别，说：“臣老了，今去岭南，十死生。陛下他日必有思是之时。”武则天不解而问，魏元忠指着侍在旁的张说：“这小儿，终为乱阶。”张忙下殿，拍胸叫冤不停。武则天安慰他们说：“元忠去了！”
但是，武则天万万没有想到，场旨在诛灭诸张、反对女帝、拥立中宗、恢复唐室的风暴，就在她的眼底下酝酿，即将爆发。
中宗复位长安年（704年）十武则天生了场病，几天不见大臣，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在旁侍候。凤阁侍郎崔玄日韦上疏说：“太子、相王足可侍奉汤药，禁宫重地，不可让异姓人随便出入。”武则天在奏疏上批道：“感卿厚意。”张见了批语，怕武则天对他们日渐疏远，旦病危，将大祸临头，便在宫廷内外私结党羽，暗作准备。
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病重，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张柬之，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崔玄日韦，中台御史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人合谋，决定诛灭张。张柬之召见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问他：“将军今日富贵，是谁所赐？”李多祚说：
“大帝（高宗）啊。”又问：“今张危害大帝之子，将军不思报大帝之恩么？”李多祚说：“只要有利于国家，惟相公之命是从。”并对天发誓，以表忠心。于是张柬之调荆州长史杨元琰，以及桓彦范、敬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为左、右羽林将军，掌管羽林军。不久，灵武道按抚使姚元之（本名元崇，改名元之，后又改名为崇）回京，张柬之、桓彦范立刻去见他，同他商议讨逆之计，姚元之满口赞成。于是张柬之便派桓彦范和敬晖去见太子李哲，把商定的计划告诉他。李哲也同意了。
农历正张柬之、崔玄日韦、桓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军百余人至玄武门，遣李多祚、李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王同皎至东宫迎李哲。李哲起初吓得不肯出来。后经王同皎、李湛以利害相劝，方始应允。王同皎马上把他扶抱上马，同赶到武则天居住的迎仙宫。
这时，张柬之等已经将张易之、张昌宗捉住杀了。见李哲到来，便簇拥着到武则天寝所，武则天问：“哪个作乱？”张柬之答：“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已奉太子之命将人杀了。因恐泄露机密，没有敢奏闻陛下。”武则天看了李哲眼，恨恨地说：“原来是你呀，张既诛，你可便还东宫。”桓彦范奏道：“太子不可再回东宫！过去天皇（高宗）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天意人心，久思李氏，愿陛下传位太子，上顺天心，下孚民望。”武则天环视众人，看见李湛（李义府之子），便说：“你也是诛易之的将军口罗？我对你父子不薄，不想乃有今日！”李湛羞愧地低了头不敢回答。武则天又看着崔玄日韦说：“别人都是因人荐用，只有你是我手提拔的，想不到你也来了！”崔玄日韦说：“这正是为了报答陛下啊！”武则天无可奈何，只得下诏传位太子。
中宗即位，大赦天下，只有张的党羽不赦。相王李旦加号安国相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品；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授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品，崔玄日韦为内史；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敬晖、桓彦范为纳言，并赐爵郡公。李多祚赐爵辽阳郡王，王同皎为驸马都尉、并右千牛卫将军，赐爵琅琊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赵国公，其余有功人员，各有封赏。复国号为唐。隔了两天，迁武则天居上阳宫，留李湛宿卫。次日，中宗率百官至上阳宫，上武则天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
睿宗即位中宗神龙元年（705年）立妃韦氏为皇后，追赠后父韦玄贞为上洛王、母崔氏为妃。左拾遗贾虚己上疏，认为“异姓不封王，古今通例，今唐室初复，就封后族为王，决非明智之举。”中宗不听。谁知韦氏做了皇后，就效仿武则天在高宗时的故事，每当中宗坐朝，她便坐在帷幔后听政。桓彦范劝中宗不能这样做，中宗竟不采纳。
这时张余党虽已诛灭，武氏宗族仍居要职。
太子李重俊，不是韦后所生，所以不受韦后喜爱。武思尤为忌畏太子，怕对他不利。上官婉儿因武思的缘故，每下制敕，总是推尊武氏。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根本不把太子放在眼里，而且常常欺侮他，甚至呼他为奴。武崇训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