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 52岁那年被调防台湾，这个浓眉大眼、愁容满面的汉子带着 17条火腿、90个皮蛋、40支毛笔，还有两坛绍兴酒就出发了。
胡传打心眼里讨厌这次台湾之行，他在江苏税务督察任上做得很好，与巡抚刚毅关系很好，这次调他去台湾，完全是台湾巡抚邵友濂搞的鬼，刚毅向皇帝上奏折，想留住胡传，皇上坚决不同意，他只好带着一肚子怨气来到台湾。他舍不得上海的爱妻与娇子，还有小东门内那个温暖的家，漂泊了十几年，一直没有续娶，就是因为生活不能安定。现在在江苏候补，生活稍稍安定，他就娶了农家姑娘冯顺弟，就是想过平常人的日子，结婚不久，就将她接到上海生活。那短暂的光阴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那时候胡适刚刚出生，正咿呀学语。胡传空闲时间居多，就教冯顺弟认字。他很有耐心，将红纸裁成一个一个方块，然后将字写在红方块纸上，写了一千多个。每天晚上，他就在灯下教她认字，那是这个小家最温暖宁静的时分。胡适学习生字，冯顺弟借机温习熟字，有时候胡传忙起来，她就做代理老师，一字一句教胡适。胡适是极其聪明的孩子，不长时间，他就认识了一千多字。胡适后来说：“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抄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
他们一家最好的日子其实是在台湾，那时候冯顺弟年轻温柔，胡传正值壮年，两个人常常如胶似漆。跟随着父母在椰风海韵之间穿行，小小的胡适非常快乐，但这份快乐像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仿佛从来不曾出现过，《马关条约》的签订将停泊在花港渔巷中的乌篷船一下推进惊涛骇浪之中。对胡传来说，他有过悔恨，有过难过，但他显然没有想到他会死在亚热带有咸腥味的海风中。初到台湾时，他还是很积极，这是他做人的本分，他乘坐小火车开始了环岛之旅，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那个小小的卵蛋一样的台湾岛跑了个遍。真是个积极分子，看到什么就上奏什么，结果弄得很多同僚被记大过、丢了官，他自己也累坏了身体，回家看到老婆孩子，他愁容满面。几个跟班的都得了瘴疠死了，他慌了神，怕拖累老婆孩子，赶紧让他们回老家徽州。他也向上级呈文，要求调回去，他很害怕，怕自己像那些随从那样，走着走着就倒毙在路旁。他是经历过无数次死里逃生的人，但是在台湾他却贪生怕死，他怕自己死在海上，无法还乡。但他的呈文均被驳回，不但不许他回大陆，还将他改任“台南盐务总局提调”——这是一份搜刮民脂民膏的官职。他痛苦得无以复加，提笔给老师毛大澄写信，恳求这位湖南巡抚出面帮忙，干脆放他“生还”大陆，他想“退归老乡里，仍读我书，庶不自失耳！”
时来运转的事发生在 1893年，他的顶头上司邵友濂顶替了他的老师毛大澄之职，唐景崧调任台湾巡抚，胡传如愿以偿去“代理”了台东直隶州知州，也就成了台东县的县太爷。胡传干得十分卖力，今朝“斋戒求雨”，明日查禁鸦片，转过年，甲午战败割让台湾，胡传绝望了。在日本兵攻陷宜兰那天，他写好遗书，一式五份，四个儿子一人一份，冯顺弟一份。冯顺弟的这一份很简单，说糜儿天资聪明，应该令他读书。旁边附了几句话给胡适，要他努力读书上进。他被允许离开台东那天，脚气病已经很严重了，偏偏在路上遇到两次土匪，千辛万苦到达安平，上吐下泻，身体彻底垮了，坐船三天到达厦门，胳臂完全不能动弹，三天后他死在厦门。
那年胡适不到四岁，他的记忆相当淡薄，那时候正值初秋新凉，他穿着短裤和背心，与母亲坐在老屋堂前剥毛豆。母亲心不在焉，常常将毛豆米与毛豆荚错放到一起。自打从台湾回到徽州，她牵挂着远在台湾的丈夫，一直恍恍惚惚，几个伯母婶娘在一旁劝慰着她，说三先生命大福大造化大，这一生经历过九劫九难，最后都平安过来了。冯顺弟只是听着，并不说话。就在毛豆快剥完时，有人拿来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并非熟悉的胡传之字，冯顺弟起了疑心，心急火燎地拆开，送信人当即读起来，当读到胡传客死厦门时，冯顺弟身子往后一倒，连带坐着的小椅子也倒在房门槛上。珍伯母和婶娘也放声大哭，一屋子全是悲伤绝望的哭声，胡适小手里抓着几颗毛豆愣在那里，他后来回忆说：“一刹那间，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