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两年！那些孩子学会了普通话，未来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他们的世界能一下子放大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
这也让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去兰屿。
“看！我的手！”几个兰屿中学的孩子举着红红的双手给我看，“都是暑假去台东凤梨厂打工，被凤梨伤的。但是……”一个孩子笑着说，“明年，我还要去。”
老师则过来说：“一去宝岛，兰屿就留不住他们了。”
也想起有一天在兰屿溪边看见一个少年在刷牙，嘴里全是牙膏泡沫，旁边则聚了一群大人和孩子，指指点点地围观。
“他们没见过牙膏。”少年对我说，“像我以前一样，好可怜！”
读美国《世界日报》，引述国际心理学大会的调查结果。每年有四千多名中国婴儿被美国白人收养，起初半年，那些婴儿只有百分之八身心正常，另有百分之三十四出现严重的“适应不良”与“反应迟缓”。
但是三年之后，百分之九十三都正常了。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被白人家庭领养的华人孩子，比美籍华人的亲生孩子“更像美国人”，也更能接受“美国精神”。
他们成了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电视里播出有关伊拉克的新闻，一群孩子拿着棍子站着，另一个孩子被蒙着眼睛跪在前面，孩子们先大吼大叫，再一挥棍子，砍在前面孩子的颈子上。
前面的孩子则装模作样地倒在地上装死，接着翻身跳起来，跟着大家有说有笑地跑走。
原来他们在模仿恐怖分子杀害人质的砍头画面。
孩子多像种子啊！把他种在哪儿，就在哪儿生根、发芽，只要条件许可，他就要长大。长在平原的沃土、水边的沙地，或岩石的缝隙。
同一棵母株生的种子，因为掉在不同地方，能有完全不一样的命运、长成不一样的树、结出不相同的果。
想起一位医生的话——
“小孩比较不怕痛，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还没发育好。这是上天的意思，使他们到这个自己无法选择的世界，能适应、能吃苦，而且人在苦中不觉苦。”
每次到干旱地区，看见孩子笑着、跑着，在下雨天抱出大大小小的盆子接雨水；看见战火中孩子拿树枝做成玩具枪，打打杀杀，玩得十分开心，我都既欣喜又心酸。
我也常想起那澳大利亚电影。
白人错了吗？还是不让白人带走孩子的毛利族妈妈错了？
当克拉格姐妹在灌木丛中摘野果子的时候，她的表弟会不会正坐在悉尼的歌剧院？
谁比较幸福？
还是，生于斯、长于斯，不去想、不去比，就是一种幸福？
奉献的树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适者”不一定是占有者、胜利者，而是能与周遭生物“共荣共存”的。
最近台湾有个很有意思的新闻。一个建筑商为一所研究院建农业科技大楼，因为弄死了一棵三十年的老樟树，不得不赔偿二十万元。我觉得这个消息很有意义，因为研究院在跟建筑商签约的时候，特别列了“护树条款”，显示他们对树木的爱护。樟木，就算百年的老树，在台湾也处处可见，但是如同该院一位名叫陈章波的研究员所说：“如果我们连一棵树都照顾不了，如何照顾学术？”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家院子里也有一棵百年的老树，我常爬到树上玩。邻居小孩把球扔进院子，也常翻过墙头，攀着那棵老树，到我家捡球。有一天，家里不知为什么，把大树砍了。我看着那剩下的半截树干好伤心。过了几天，更伤心的事发生了——家里失火，一下子烧成平地。
后来，一位会看风水的朋友对我母亲说：“都怪你呀！好好的，为什么把树砍掉呢？树长得不对，可以坏风水；长得好，可以养风水。你家里的气，全仗这棵大树聚着。供还来不及，怎么能砍呢？”
对他这种迷信的说法，我很是反感，只是觉得看惯了的大树，一下子空掉，很不舒服，也有点不安。倒是另一位朋友说得比较有理：“树石、花鸟，跟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一天到晚生活在当中，我们的‘气’感应了它们，它们的‘气’也感应了我们。经过长久的相互呼应，不适合有大变动。你以为只砍一棵树，其实树上的小鸟没了窝，各种昆虫没了家，下面的苔藓没了遮阴，习惯于树荫的房子少了遮蔽，连你的眼睛都不习惯，这影响可就大了。”
最近美国联邦政府对自然生态做的一项调查，也说出类似的道理。做调查的生物学家说：“我们不只失去几种生物，而是失去一大批、一大批的生物。”他说的正是那种“连锁效应”，因为一种植物或动物的死亡，会造成连锁的影响。
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也曾经拍过一群生物学家，他们用绳索垂降到夏威夷的悬崖上，拿着收集花粉的刷子，为一种植物的花朵进行“人工授粉”的工作。这原先应该是昆虫做的事啊！想想，一只小虫，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多简单？何必劳驾这群人，冒着生命危险，在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的悬崖上劳作呢？只因为那种昆虫已经永远从世界上消失了。生物学家如果不做，那稀有植物也会很快消失。
今天人们错误的一小步，常要后人的一大步去补救。问题是，我们能这样做多久？又能做多少呢？因为人类的贪心，而让生物永远消失，是我们的耻辱。更严重的是，很多为植物传递花粉的昆虫，像是蜜蜂，这两年都在快速地减少，别以为它们是小东西，要知道没了蜜蜂，很可能造成农业减产的灾荒。
最近在美国公共电视上，看见有关骆马（Llama）的报道，也让我很感慨。骆马是生长在南美洲安第斯山的一种动物。它们有着长长的颈子、小小的头和细细的腿，又因为肺功能强，使它们能生活在五千米的高山上。印第安人认为骆马是上天的恩赐，因为它们不但肉可以吃、奶可以饮、毛皮可以穿，而且能帮人驮东西。有意思的是，生物学家说，骆马的嘴长得很特殊，它们在吃草的时候，不会伤到植物的根，使那些草能很快地再生，也使它们总有的吃。电视里还介绍了骆马软软的蹄子，说那蹄子也长得巧妙，既能爬山，又能不伤到山上的植物。使我联想到我家院子里的麻雀。当我春天种菜，把种子撒下去，麻雀立刻飞来吃。可是过几天，种子发芽了，它们就再也不碰。我常隔着窗子偷看，看那些麻雀，在我的苗圃间跳来跳去，发现它们居然能不伤到嫩芽。等嫩芽长大了，结了籽，它们再飞来吃。
难道骆马和小鸟，都懂得“留一手”吗？它们为植物留一步“生路”，也为自己留一步“后路”。这或许也是骆马和麻雀能历经千万年，存续到今天的原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适者”不一定是占有者、胜利者，而是能与周遭生物“共荣共存”的。孟子说：如果不把细密的网子放进池塘，鱼鳖就吃不光；砍伐树木能找到适当的时节，木材就用不尽。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谢尔·希尔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的童话书《爱心树》（The Giving Tree）：
一棵高大的苹果树，荫庇着一个孩子成长。孩子在树下睡觉、捉迷藏，到树上摘苹果，还把名字刻在树干上。孩子长大了，找树要苹果去卖钱。树给了全部的果子。孩子要盖房子，找树要木材。树给了全部的枝子。孩子要到远方去，找树要大块的材料造船。树给了整个树干。孩子年老归来了。“我已经一无所有，”树说，“倒还有个剩下的根，可以给你当椅子。坐下来休息休息吧！”
如果地球像那棵树，是“奉献的大地”，我们会不会是那个人，总是向大地要东西，要到彼此都一无所有？又或者，我们从小小的年岁，就该知道“怎么拿”？
各位想想，让我们小时候攀爬的、给我们遮荫的，甚至给我们果实吃的那些树都还在吗？我们为什么一边种下小树苗，天天浇水照顾，一边在改建房子的时候，又毫不怜惜地把老树砍掉？如果被弃养的孩子，能有人收容，我们是不是也能找个地方，专门收容被弃养的树木，使那些在树下玩耍的孩子，有一天大了，甚至老了，还能去寻访童年的老朋友？我们是不是也能学台湾的那所研究院，在改建房子签约时，要求建筑商留给我们的“老朋友”一条生路？
在那些老树给我们荫庇之后，也让我们荫庇它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