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中，隔了半天，不知妻睡着了没有，我叹气，喃喃地说：“我只知道无论如何，我都会像卢修一，就算到了阴曹地府，也要请假出来，在每个重要的时刻，站在女儿身边……”
认他，是多么伟大的爱
当他犯案、当他失败、当他病重、当他跌倒，当大家都不肯定他的时候……认他，是多么伟大的爱！
少年时读《史记》，最爱《刺客列传》里“聂政刺韩相”的故事。
聂政刺杀了宰相之后，为了不连累姐姐，而用刀剥下自己的脸皮、挖出眼睛，再切腹而死。
韩王认不出刺客是谁，把聂政的尸体放到大街上，悬赏千金，给说出刺客名字的人。
聂政的姐姐聂荣，居然跑去认尸，说：“我怎么能因为怕死，而埋没了弟弟的英名？”接着在哀号中自杀在弟弟的身边。
这段故事，我读了许多遍，每次都想：
多么笨的姐姐！你弟弟为了保护你，死得那么惨，你居然自己还去送死？
但是三十多年过来，今天我重读“聂政”，却有了另一种感触——
认一个人，是多么深情的表现！
去年冬天，陪女儿去参加溜冰赛。说是“比赛”，实际上只是“表演”。每个孩子由老师选曲、编舞，再轮流上场演出。
场内的观众也不多，全是小孩的家长。掌声从哪里响起，就知道表演者的亲人在何方。
我旁边站了一位老先生，看我为女儿鼓掌，也便摘下手套，捧个场。一边说：“下一个就是我孙子了，他溜得好极了，你一定要看。”
果然，我女儿才下场，就上来一个又瘦又小的男生。投桃报李，我也狠狠地鼓掌。
“他看来瘦，但是很结实。”老先生说，“瘦，特别适合溜冰。”
才说完，小男孩就摔了一跤。老先生惊叫了一声。
接着又摔一跤，而且是个“元宝翻身”。
“看！他爬起来多快。”老先生说。
音乐转为快节拍，小男孩拼命追拍子，愈追愈糟，又连摔两跤。
终于结束了，小男孩远远看了看祖父，再低着头，由另一边退场。
老先生像触电似的站起来，弯身抱起一堆厚厚的衣服，一边往外走，一边对我点了点头：
“他很棒，不是吗？他是我的孙子。”
上个星期，在图书馆录像带的架子上，看到一部叫作《第八天》的法国影片。好奇，借了回来。
片子里演的是位患唐氏综合征的孩子，从收容中心跑出来，阴错阳差遇上一个商场男人的故事。
男人带患儿去找他的家，但是早没了。当初就因为孩子的母亲死亡，才把孩子送进收容中心。
男人又带患儿去找他姐姐，但姐夫不高兴，“请”他们离开了。
最后，患儿趁那男人不注意，跑到楼顶，跳了下去……
画面映出患儿母亲在世时，搂着他，说《圣经·创世记》里的故事：
“第一天，神创造了光；第二天，神创造了空气和日夜；第三天……”那母亲露出慈祥的微笑，“第八天，神又造了一样可爱的东西，就是你，你是上帝最完美的创造，你是我的儿子。”
读尚·多明尼克·鲍比（Jean Dominigue Bauby）写的《潜水钟与蝴蝶》。
本来意气风发的ELLE杂志总编辑，从他新女友的身边醒来，先去试他的新车，再准备到前妻那儿接孩子度周末，但是就在孩子要上车的时候，突然中风。
二十个星期当中，鲍比瘦了三十公斤；他的右耳听不到，右眼因为坏死，而被缝起来。他唯一能转动的是颈子，唯一能沟通的方法是眨左眼。他靠人喂食、清洗、翻身、包尿布，蜷缩在轮椅上，如同一个怪物。
但是，当他前妻推着他，带着两个孩子到“海滩俱乐部”的时候，十岁的儿子拿着纸巾，一边走，一边帮他擦嘴里流出的口水；八岁的女儿，只要大家一放慢脚步，就过来，把父亲的头抱在她臂弯里，亲吻着说：
“这是我爹地，这是我爹地。”
近两天，由台北传来一则花边新闻：
一位英挺的男士，困在才女与美女之间。
满版的新闻，载了满版的“小道消息”。才女和美女都说了话，四周相关的人也各自表态。有人猜有利益输送，有人猜是政治阴谋，有人说他应该下台。
男士简单地发表谈话之后，便避不见面；他的前妻也没说什么；正值青春期的女儿，却在这“乱世”中写了封公开信给她的父亲——
爸爸加油！我永远爱你。
认一个人，是多么深的情！
当他犯案、当他失败、当他病重、当他跌倒，当大家都不肯定他的时候……
认他，是多么伟大的爱！
爱是偷偷的陪伴
垃圾婆为了能在每天清晨看见去上班的儿子，
却又不希望打扰孩子的生活，
只好骗儿子自己留在乡下，
却又偷偷住在离儿子不远的角落。
到福州参加祖国大陆的全国书展，一个出版社的老板开车带我四处跑。
“今天下午没活动，我就不陪你了，因为我得回家陪陪我娘，让我娘看几眼。”有一天中午，他对我说。
“好极了。”我笑笑，接着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先说你回去陪你娘，又说让你娘看几眼，不说你去看你娘几眼呢？”
“这不一样啊！”他做出一副很有理的样子，“我把自己的事放下，专程回去，当然是去陪她，可是我并不想看她，是她想看我，所以我是把自己送回去，给她看两眼。”
隔几天，到了北京，跟个朋友提起这有趣的事。
“你陪他还是他陪你，你看他还是他看你，这中间是大有学问的。”朋友居然也发表了宏论，“就好比我最近新买的房子交屋了，我对我爸爸妈妈说：‘一块儿来住吧！这边房子大，又新又舒服，让我陪你们二老享几年福。’你猜我妈怎么说？”
我摇摇头。
“她说她不用我陪，她有一堆邻居陪，一点都不寂寞。”耸耸肩，“后来还是我爸爸会说话，对老太太说：‘不是要她陪咱们，是咱们去陪她，这个老姑娘，没结婚，又是工作狂，咱们要是不陪着她，她非短命不可。’我妈想想，才答应。”
到北大去演讲，走在校园里。
“真漂亮，尤其这些大树，真是‘有乔木之谓也’。”我说。
“您到新生入学的时候来看，更有意思！”一个学生接过话，“大树底下全睡了人，老头儿、老太太都有。”
看我不懂，他继续说：
“都是从全国各地陪孩子来念书的，好多父母从乡下来，把攒的那点儿钱全给了孩子，舍不得住旅馆，又舍不下孩子，干脆就往大树底下一躺，躺在这儿陪孩子，多近！”
“问题是，能躺几天呢？下大雨怎么办？”我说。
“是啊！”学生们一笑，“而且孩子也不会让他们躺，多丢人哪！说是老的陪小的，小的能放心吗？总得从宿舍里跑出来看老的，到后来，哪儿是他们陪孩子？根本是孩子在陪他们！”
一个台湾地区的朋友陪女儿到美国上夏令营。
“那营好奇怪啊！居然不准家长给孩子打电话，”没出发，做母亲的就跟人抱怨，“要跟孩子联络，只能写信，信到了，也已经周末，是孩子可以出来的时候了。”
于是听说那妈妈就住在夏令营附近的朋友家，每天守在家里。到周末孩子可以出营的那两天，只见她看到孩子时搂着哭，送孩子回营时又搂着哭，孩子原本很兴奋地去夏令营，看到妈妈哭，自然也跟着哭，又因为放心不下妈妈，后来竟然说不想回夏令营了。
跟这妈妈比起来，中国旅欧作家欣然写的《中国好女人》中的那个拾荒妇人就高明多了。
那妇人住在离欣然的工作单位不远的地方。有一天欣然从她门口经过，听见垃圾婆正哼着俄国民谣，于是好奇地跟垃圾婆聊起来。
原来垃圾婆的丈夫留学俄国，早死，丢下一对母子。垃圾婆在绝望的时候，曾经想带着幼小的儿子一起跳江，总算一念回转，千辛万苦把孩子带大。
但是欣然问到她儿子的近况，垃圾婆都不说。
直到有一天，欣然参加一个市政新贵的酒会，看见女主人拿出的俄国巧克力，竟然是她不久前送给垃圾婆的礼物之后，才发现原来那市政新贵正是垃圾婆的独子。
垃圾婆为了能在每天清晨看见去上班的儿子，却又不希望打扰孩子的生活，只好骗儿子自己留在乡下，却又偷偷住在离儿子不远的角落。
垃圾婆令我想起以前在台北的一个邻居。
一对富有的夫妇，有个活泼漂亮的小女儿，每天早上都看见他家的女佣送孩子上学。
但是有一天，孩子病了。两夫妻脸上的笑容不见了，连那女佣也露出失魂落魄的表情，匆匆忙忙地买菜，匆匆忙忙地回家，又匆匆忙忙地出门，说是去医院陪她家的小姐。
“多亏有这女佣，跟孩子处久了，有了感情。”那家的女主人有一天对我母亲说，“肾不好，不但不能吃盐，连很多水果都不能吃，全赖我们家女佣一样一样选。”
小女孩后来奇迹似的痊愈了。奇怪的是，女佣不见了。
我后来才听说，小女孩移植了肾脏，那时候抗排斥的药还不进步，非要近亲捐肾不可。她妈妈要捐，医生说不合，最后由女佣捐出了一个肾。
女佣说出了秘密——她是那对夫妇领养的小女孩的亲生妈妈。
小女孩不知道，高高兴兴地又由新女佣牵着去上学。她恐怕一辈子也不会知道，只约略记得有个很疼她的女佣。
想起听朋友说的另一个故事——
从女儿小时候起，就每天陪读的妈妈，虽然女儿上高中了，还是陪到深夜，帮女儿拧好毛巾、挤好牙膏，看女儿刷完牙上了床，为女儿盖好被，亲一下，道声晚安，再为女儿熄了灯，才去睡觉。
但是接连几天，那妈妈半夜起床，看见女儿卧室灯居然是亮的。终于忍不住，去敲门，才惊讶地发现女儿还在念书。
“你不是睡了吗？”妈妈问。
“没有啊！”女儿答。
“我刚才不是为你盖被，还亲亲你，跟你说晚安，为你关灯吗？”
“是啊！”女儿回头一笑，“那是我陪你睡的啊！我看你安心了，去睡了，再起来读书。”
最近我心里常浮起那几幕——
跑回家让妈妈看几眼的儿子、搬去女儿家住的老夫妇、北大校园里睡在大树下的父母、住在夏令营外守着女儿的妈妈，和半夜又开灯读书的女儿，还有那少了一个肾的女佣。
是谁陪谁呢？
是我们在牵孩子，还是渐渐地，我们老了，不知不觉地把手搭在孩子的肩上？
我们说自己是在陪孩子，也自认为在陪他们，岂知道孩子长大了，早已不是他们离不开我们，而是我们离不开他们。
我们是不是都该学学那垃圾婆，为了给孩子多些自由与空间，刻意保持距离，躲在远处，给孩子一些偷偷的祝福与陪伴？我们是不是也该学那女佣，偷偷陪着孩子，为她奉献、为她牺牲，然后偷偷地离开？
窗外有蓝天
以前在曼哈顿的街头，
见到的总是无忧无虑的纽约客。
但是现在不同了，
表面看，他们依然坐在路边喝咖啡，
躺在公园里……
“老婆毕竟不是血亲，她今天跟你闹翻了，明天就可能成为别人的老婆。”有个朋友冷不防地对我说，“还是孩子好，你再骂他，他跟你再不高兴，还是你的孩子，还姓你的姓，叫你取的名字。”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些？”我问，“你跟老婆又吵架了吗？”
“是啊！上礼拜有一天，我上班之前跟她吵架，回家发现没带钥匙，按铃，她居然不给我开门。幸亏儿子在家，硬不管他妈拦阻，跑出来给我开了门。”叹口气，“妙不妙？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忘记带钥匙，每次出门之前一定检查，带了，有安全感了，才敢出门。”
一个十一岁的中国男孩，因为钢琴才艺惊人，拿到纽约朱丽叶音乐学院的奖学金，由妈妈带着来美国深造。
没想到，才来不久，他的爸爸就因车祸死了。失去了经济来源，他妈妈不得不出去找工作。
“那孩子真奇怪，一天不知道要打多少次电话到办公室找他妈妈，隔一下就来个电话，问他妈妈在不在。”有一天，他妈妈的雇主对我说。
“这是可以同情的。”我说，“因为他突然就没了爹，他没有安全感，唯恐妈妈一下子也没了。”
一个家在台湾，却总在祖国大陆经商的朋友，对我说的故事就更感人了——
“每次我离开家，八岁的女儿都哭着喊着不让我走。”那朋友说，“我实在受不了那种心痛，也忍不得看她哭，有一次就瞒着她，趁她上学的时候离开家，没想到麻烦大了。”
“什么麻烦？”
“从那以后，每次我回台湾，孩子上学之前都要不断问：‘爸爸今天会不会去大陆？’每次她出门，都回头再回头，眼睛里全是恐惧，好像我一下子就会不见似的。”
看非洲猎豹的动物影片，猎豹妈妈生了四个小宝宝。但是爸爸早失踪了，妈妈要猎食，不得不常常离开洞穴。
就见那四只小猎豹相互依偎着，一动也不敢动，仿佛冬眠一般。影片的旁白说，小动物都是这样，当妈妈不在的时候，它们缺乏安全感，生怕自己的能量维持不到妈妈回来，所以只好尽量减少消耗。也因此，妈妈不常在旁边的幼兽，总生长得比较慢。
可不是嘛！据说早产婴儿在保温箱里，除了喂奶，还要专人每天戴着手套抚摸，才长得好、长得快。
抚摸，使他们有安全感。
我也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因为十三岁那年，一场大火，不过半个小时，就烧光了我的家。
我的锦旗奖状没了，我最爱的图画书没了，父亲留下的古董字画没了，我宠爱的波斯猫也被烧死了。
从那以后，虽然从台北搬到纽约，又搬到长岛，但是每次离开家，都有几分忐忑；每次回家，看到家门，都有一种“真好！家还在！”的欢欣。
我的母亲也一样，记得孙子才四岁的时候，我们一家去庐山旅行，她晚上居然在旅馆做噩梦，梦见孙子掉下了悬崖，于是第二天坚持不去看瀑布。
“大概倒霉日子过多了，现在日子虽好了，心里却不踏实，还不敢相信好日子真能维持多久。”老母后来对我说，“苦命啊！连有福气，都怕消受不起。”
读哲学大师罗素的女儿凯瑟琳写的回忆录。
罗素四十岁时，有一天，坐在椅子上看书，看一半，把书放下来，站起身，走出门，骑上脚踏车离开家。
从此，罗素就再也没回过那个家门，他跟同自己结婚十七年的爱莉丝就这样分开了。
书上说后来罗素又交了个亲密的女朋友，每次罗素看书看一半，站起身，那女朋友都会紧张地问：“你要到哪里去？”
她一直对罗素没有安全感。
遭遇“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的生活整个改变了。
也许应该说，生活没改变多少，改变的是心情，最起码在纽约可以见到这种心情。
那心情是无形的，深深藏在人们的心底。以前在曼哈顿的街头，见到的总是无忧无虑的纽约客。但是现在不同了，表面看，他们依然坐在路边喝咖啡，躺在公园里做日光浴，但是稍微一些震动，即使是车子爆胎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引起惊悸的目光。
人们可能不说，但是在许多人的心底，都猜，会不会人群里正有炸弹客？会不会地下铁就将冒出沙林毒气？会不会天上飞过的那架飞机，正要撞向自己的家？
安逸的美国人，失去了过去拥有的安全感。
只是想想，这世界上何曾有过没恐惧的日子？病痛是恐惧，战争是恐惧，父母可能遽逝是恐惧，房子可能失火是恐惧，太太可能不开门是恐惧，连幸福多了些，都唯恐失去。
只要我们不能预知明天，不能预知下一刻，就可能恐惧。谁知道下一秒钟会不会发生八级地震，震碎一切？
于是知道：只有把握现在，看得到、摸得着的最安心。只有把握自己，小心开车，小心过马路，小心保养身体，小心做个好人，有一天发生了不幸，才能没有悔恨、没有亏欠。
幸福总在当下——
窗外有蓝天，多美的日子！窗外有阴天，多美的日子！窗外有雨天，多美的日子！
能看到家、看到孩子、看到妻子、看到亲人、看到朋友，那是多美的日子！
穷妈妈的宠爱
那多半是妈妈从脖子上摘下来的，
虽然穷，但不能让女儿空手去，
于是一代传给一代，
以后女儿的女儿出嫁时，
那金饰又传下去。
坐计程车，那司机好像很不安稳，左扭一下、右扭一下，还直伸手抓屁股。
我虽不解，但没好意思问，他却先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