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的发展需要人才的支撑，善于发现人才就成为领导者一项必备的素质。在人才被发现之前，他往往以各种面目混迹于普通人当中，甚至人才自身也不见得把自己当成人才。这时候领导者需要以锐利的眼光，透过表象，挖掘出人才的内在优势。
李世民即位以后，深知人才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颇有远见地指出：“治国之本惟在得人。”“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因此他经常感到求贤是迫不及待的事情。世上不是没有千里马，而常是缺少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要想使国家从根本上达到安定，惟有得到贤才。最近我命你举荐贤才，却没见你推荐一个人。治理天下，政务繁重，你应当分担我的忧虑和辛劳，你不推荐人才，我将托付给谁呢？”
封德彝回答说：“臣虽然愚昧，但是怎敢不尽心去办这件皇上交给的事呢。只是至今所见，确实还没有发现有什么特殊才能的人。”
李世民说：“前代圣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不惜才于异代，皆取才于当时。难道我们能等着去梦见傅说、吕尚这样的贤才，然后再去治理国家不成？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只是我们遗漏而不知道罢了。”
从李世民和封德彝这段对话，我们不难有所感知：李世民在认识人才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发现当代人才，尤其是在现实生活、寻常人群中发现人才方面，有着非常正确的认识。相形之下，封德彝就难以认识到这一点。其实封德彝所有的缺陷是常人所有的，这就是不善于从身边、从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只把人才与历史的名哲圣贤相比，因此犯了按图索骥的错误。
李世民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使得封德彝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
在日常政务中，李世民时常责令宰辅大臣“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不要只知道埋头于政事。这足以看出李世民当时对举贤荐能的心情是何等迫切。
正由于李世民思贤求治心切，因而他时时关心，处处留意，不遗余力地亲自选用适用于刺史等地方官员的人才，为发现那些出类拔萃的、可以为他所用的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世民发动官员议论朝政。他发现下臣常何上奏纳谏的二十多条国家应办的事情，很中自己的心意。而他对常何的才能表示怀疑，便问常何。常何说：“这些提议并非出自我之手，是我家的客人马周建议的。”
李世民闻言，当日召见马周。由于马周一时未到，他竟一连四次派人去催。直至终于同马周交谈，他十分心悦，下令把马周安置在门下省任监察御史，后提拔为中书舍人。
作为意外所得，李世民将马周视若至宝，而马周也的确极有辩才，善于奏事，对事物洞察深刻，每次上奏都切中要害。李世民爱才心切，以至于私下曾对人说：“我一日不见马周，就十分想念他。”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经多次提升后，马周受任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虽然兼任两宫官职，他处理事情十分公正，深得当时人们的赞誉。后来他又代理吏部尚书。
李世民曾向身边的大臣称赞说：“马周观察事物敏锐，做事果断，品性忠诚正直，品评他人，都能秉公而论。我任用他所推荐的人，多能合我意，他尽忠尽节，又亲近归附我，确实可以借助于他，使我更好地治理国家啊！”
马周不辜负李世民对他的厚望，为唐代的兴旺出了不少力，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布衣宰相”。
为了避免在选拔人才方面的片面性，避免错用人才，李世民还亲自召见、面试英才。他刚即位时，听说当时己任景州录事参军的张玄索很有才能，便亲自召见问之政道，见张玄素对答如流，李世民点头称赞，便决定改任，将其提拔为侍御史。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听说治州刺史程名振很会用兵，就亲自召见他，加以称赞和慰问。但程名振并不磕头拜谢，李世民做出生气的样子，想以此来观察他的反应，不想程名振竟“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李世民见状，知道程名振属于那种善用兵而不知附炎趋势的人，也即才德有其定向，定在用兵打仗上，于是颇为欣赏以为“奇士”，当天就提拔他当右骁卫将军。
在广开才路，发现并重用人才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从已有官员的表现中考察官员，根据实际能力降职使用或提拔，根据能力加以任免，既不允许能力低下者长期混岗，也不容许大才小用、浪费人才的现象存在。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犯颜，直谏李世民修建洛阳宫，李世民认为他忠直可嘉，加以优赐，特地拜他为监察御使。这可以说是从实践中发现下属的才德，根据才德将其提拔的一个实例。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十月，李世民要到同州去狩猎，县丞刘仁轨上书奏说：“今秋大稔，民收者十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愿留銮舆旬，俟其毕务，则公私俱济。”李世民闻言甚以为是，于是“赐玺书嘉纳之”，并提拔他当新安县令。
贞双二十年（公元646年）二月，刑部侍郎缺人担任，李世民要执政大臣“妙择其人”，执政大臣们提了几个都不能使其满意，于是他想起李道裕是一个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在处死张亮的问题上，李道裕力排众议，仗义执言，说：“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这种不惧嫌疑的作为，证明了李道裕为人的原则性，于是甚有感触，委任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二十年六月，李世民欲赴灵州招抚敕越诸部，要太子随行，少盾事张行成上疏说：“皇太子从幸灵州，不若使之监国，接对百僚，明习庶政，为京师重镇，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爱，俯从公道。”李世民甚觉妥贴，感“以其忠”；提拔张行成担任了较高的职务。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这里有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省左右丞两位人选应该特别注意精心选择，于是上书李世民，发表意见说：尚书省的官员任用得合适与否，关系重大。这些职位如果被不称职的人占据了，那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刘洎说，近来尚书省的诏敕总是拖延滞留，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公文也已经堆满在案桌上了。作为一个才资平庸的人，下臣还是请求陛下允许我叙述其根源。
刘洎指出：贞观初年，国家还没有设尚书令、左右仆射等官职时，尚书省的事务非常繁杂，比现在多出一倍以上。当时任左右丞的戴胄、魏征二人都很通晓官吏事务，他们本身胸怀坦荡，品性刚直。大凡遇到应该弹劾检举之事，无所回避，陛下又施予他们恩慈。百官懂得自我约束，朝中弥漫着一种庄重严肃的气氛，这都是因为用人得当的原故。到杜正伦任右丞的时候，也比较能勉励下属。
说到这里，刘洎将话锋一转，切入时弊，指出：而到了近来，国家的一些重要法纪已不能正常执行了，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功臣和国戚占据着要位，才不符职，而且彼此又依仗着功劳或权势相互倾轧。在职的官员，大都不遵循国家的法律准则，虽然有的也想奋发努力，但是一遇到逐毁讥谤就害怕得不行。
刘洎这里概括地揭露了贞观中期朝廷中的官场现象，同时指出：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事情多由郎中（尚书省尚书、侍郎、丞之下的高级官员，分管各曹事务）定夺，只有遇到重要事件时才请求上级；而尚书又优柔寡断，不敢做出决定。有的弹劾一经上奏，故意给予拖延，案件的事理本来已经一目了然，但仍然向下级盘问。调查案件没有时限，即使迟延了也不受上级责备。公文一经出手，一般就得历经一年半载。有的办案官员把案子办完了，就不再去追究结论的是非。官员之间相互宽容，出了什么事相互庇护，如此等等。
刘洎认为，选拔众多的优秀人才并授予官职，必须非才莫举，君王代天行事，怎可妄委庸才以任。
刘洎总结说：长期堵塞贤路，实在是不应该的。为消除积弊，就应该精心选任尚书省的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这些重要职务的官员选任真正做到了才职相称，国家的法纪就会得以完善地实施。同时，还应当矫正小人争权夺利的风气。如果都这样做的话，那就不只是改变诏敕拖延停留现状那样简单酌问题了！
从刘洎这一奏章来看，贞观的政治还是清明的，以至于他的奏章显得单纯静洁，不像其他朝代奏章中那样有种大厦将倾的沉重感。然而在贞观年间，这已经是很深很重的话题了，而且也显示出了刘洎的耿介之气。于是，李世民闻过则喜，奏章上奏不久，他就任命刘洎为尚书省左丞，全力地支持他，让他在那里放手工作，清理积弊。
李世民的领导风格，由此可见一斑——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善于发现弊端的人就是消除弊端的医生，派他去消除积弊，是能够找到最有效的办法的，因而将其作为责任人选一般来说也是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