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了墙上日见增多的标语口号，队长们的手里，都有了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外，眼下还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她们沉浸在夏日的诗情画意里：
葡萄园里的各种葡萄渐次熟了，每天出工到了园里的第一件事，女劳教犯们都忙着找每一挂最顶尖的那几颗葡萄，它们总是最大、最甜，还带着品莹的露水，就这么丢进自己嘴里，那份滋味，像梳发解痒似的解馋，像溢出的陈酒般柔香……然后才开始一天的采摘。
郑荔分工的那几丘是杂品种的，一起干活的还有几个年老体衰的男右派，他们经常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她找个小筐，马奶子、玫瑰春、大九保、紫晚露……各种葡葡摘一点，偷偷给安怡、孟白鸽分别送去。
中午，饭菜送到园里，只要不是“铁姑娘”或者“村干部”值班，女犯们大多扒上几口，便不吃了。等收摊的一走，葡萄园里像刮起了一股股急风，簌簌地响动，又似嗖嗖地在跑动着什么野物，不一会儿，便钻出了几个女犯，她们穿过葡萄园，跳过排水沟，去了一趟桃林回来。桃林地下种了不少香瓜、西瓜，她们每人手捧几个，找上各自的姐们儿，躲去哪桩葡萄架下大啖一顿，吃完只需将瓜皮往土里一埋……
收工时，一般会让她们去池塘里游一会儿泳，以洗去一天的暑气。两口池塘相距百米，中间盖了两幢白色的别墅楼，据说中央和北京的一些领导，如朱德、彭真等人曾来此度假，楼里建有小舞台，赵燕侠来这里唱过戏。一条平坦的沙石路，由此直通五科，两边便是葡萄园，园外又是一列列修修婷婷的桃树、苹果树、梨树。
西天艳美若花的晚霞，给这一切蒙上了一层微醉的金色，并让它们宁静地统一于一幅意境寥廓、层次分明的景物画中。
泳后通体透着新凉的安怡，总会被这幅画感动，乃至感动得心尖发痛……只有当一阵裹着薄暮的海风吹来，一望无边的枝头上，那些成熟和未成熟的果子，都泥鳅般翻滚着，发出和美炊畅的呻吟声，如一首淳朴、野放的山歌，在她的心头悠悠升起来，安怡才会从这幅画里回过神来……
渐渐地，农场里有了些异样：
警卫力量加强了，对女劳教犯的管理不再像过去那样放松。男女劳教队里不断有新人进来，过去进清河，一般都是由公安机关一批批的送来，现在单个、单个的由单位送来的多了。年纪也轻，多是二十几岁的干部、工人，除“现行反革命”属传统产品外，罪名多闻所未闻：“黑帮爪牙”、“小爬虫”、“游鱼”……
像就要发生密谋、暗杀的中世纪宫殿里，总会先出现神秘的符咒和不祥的气息。
夜里常响起一串串怪异的声音，乍一听，以为是狼叫，可清河境内早没有了狼。再听，像是锯板机在豁豁牙牙地拉过夜空，只有仔细听，才能分辨出这是男人们嘶哑了的嚎哭声。他们是新来的劳教犯们，心里冤得慌，半夜里睡不着，一个个跑到场院里，对天哭上一阵，直到眼皮红肿，声嘶力竭，才算是发泄完了，又回去睡觉。
此后，又见一篷篷的火光，映红了夜空。右派分子们，有不少身边存有专业书籍。有几天夜里，既像是某种命定的默契，又像是一种迅速蔓延开来的瘟疫，人影如梭，扛的扛，提的提，最后是几个人用一辆板车装来，全堆在场院上，宛如是一次盛大的赶集。人们争先恐后地向书堆里扔着火种，那贪婪似蛇信子的火舌，顿然跃起来，在一张张汗光津津的脸上，舔出扭曲与虚幻。大片大片的灰蝶随之而起，带着大面积的刺鼻焦味，向四方引颈以望的劳改、劳教犯们，扩散着令人心颤的恐怖……
以为是失火了的队长们，领着警卫战士匆匆赶来，一看烧去的都是“封资修”货色，不管他们内心作何想法，他们也不吱声了。
接着，农场里便陆续有人自杀。
传遍各分场的一件自杀案的死者，五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分配在新华社，为中央领导摄影。1957年打成了右派，送清河农场劳教后，决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干起活来总是挑重的干，有病当没病。感冒发烧到40度，头上包块湿毛巾，毛巾热了到冷水里搓一把，扎上头又接着干。即便是脱肛，走起路来，一撇一挎像只螃蟹，可也要去大田里劳动。他最后的一份差事是养猪，家里见他瘦得好似纸袋，好容易从内蒙搞了几包奶粉送来，他却都喂给了怀孕的老母猪……
这些年来，不管是屡有同队的右派摘帽，得以重回北京，还是“文革”爆发，当年他拍照的中央领导，大都已是蓬头垢面，待罪之身，他脸上从不见焦虑，如同他脸上从不现欣喜。他走得没有半点迹象：
他值完了上夜班，交代好值下夜班的注意事项，便走了。直到吃早饭时，同屋的人不见他回房，床上又整洁如初，便心里嘀咕：莫不是潜逃了？最后，众人在一口养鱼塘边，发现了十几粒水果糖、半包花生米、一瓶未喝完的葡萄酒。瓶底下压着一张纸，除了交代他的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和一辆旧得不能再旧的白行车，分别给谁外，下面还写着：
你们找到我时，我已经到了天堂。你们千万不要下水，刚开春，天气很凉，你们只要拉旁边槐树下的一根绳，就能把我拉上来。
原来，他投水前，将一根捆背包的绳子，一头拴在这棵树下，另一头拴在了自己的脚上……
园林队里，很长时间表面如初。可安怡好似一只刚刚钻出蛋壳的雏鸡，心里还是有些战战兢兢。每次父亲和母亲一起来清河探视她，她问起社会上的情况，他们总环顾左右而言他，走时却一遍遍叮嘱女儿：一言一行，现在得慎而又慎。
其他女犯的家属，间或会透露一些外面的消息，诸如不可一世的“东纠”、“西纠”红卫兵，国子监那回震惊了全城的批斗，老舍自杀于太平湖，长安街上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巨幅标语……一可在几个喁喁私语的小脑袋瓜里，即使投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全部想象力，安怡、孟白鸽和郑荔等人，也想象不出北京，还有整个中国，正陷于怎样的动乱与疯狂之中！
尽管如此，安怡一段日子以来，左眼皮一直抖抖地颤个不止。她已经有所觉察陷她于囹圄之身的社会的某种必然性，让她感到这场革命不会只在外面浩浩荡荡，而在农场里则是一道擦边而过的泉水。
她预感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不知道它将以怎样的形式发生……
一天早上，园林队的女犯正要出工，院子里冲进了一帮人，每个人的右臂上都戴着“红卫兵”袖章。领头的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身材瘦长，皮肤白皙，名字叫翟进。
他的父亲，原是北平一所大学的训导长，据说多次破坏进步学生运动，一解放，理所当然的因“反革命”罪而判刑，被送到清河劳改。留场就业后，其妻也来到清河定居。他本人1965年在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以总分第二名毕业，却没有能考上大学。一看政审表，几次招工，对方纷纷摇头像面拨浪鼓，他不得不回到父母身边，在农场子弟学校当代课教师。
每当夕阳西下，他常常来小白楼这边散步，很早就在女犯收工的队伍里注意到了安怡。他梳着整齐的小分头，上着白衬衫，下面是熨得笔挺的蓝布裤，眼睛瞪得几近成了一对蜻蜓，一扇一扇地扑向安怡。有一次，他还戴着一只口琴来，不管女犯们如何调笑起哄，站在远处，吹起了《红河谷》：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照在我们心上……
农场对于劳改、劳教犯人与异性的接触戒备很严，大抵只有在场院里放映露天电影时，男人们才能见到女人，女人们才能见到男人。尽管划定女人们坐在内圈，男人们坐在外圈，可腾挪游移、左折右趸的目光，依然能多少释放出身体里压抑已久的荷尔蒙来……
翟进便借此机会，尽量靠近安怡坐，他事先将求爱信和情诗装进一个天蓝色的信封，折叠两下后，以红丝带系在一块从海边拾来、纹理美妙的卵石上，几次将这卵石扔去安怡的脚下。
安怡拾起过一次，带回来孟白鸽看了，后者笑得前仰后合：“这真是个花痴！不过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有这么个情种追着你，日子也多了些滋味……”
郑荔白了她一眼：“那怎么行，你看看我们收工时，他站一边吹口琴的模样，你不觉得他有些可怜兮兮？”
安怡将信交给了平时待自己不错的焦队长，请她找到翟进本人说说：如果自己这辈子还能恋爱结婚的话，那至少是在劳教期满，回到北京有了工作之后。
以后，安怡便再也没有见过翟进……
此刻，他出现了。
“文革”在清河终于有了实质性的内容，虽然管教干部和警卫战士们还是按部就班，各司其责，但既然“文革”是场触及六亿中国人民灵魂的大革命，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风暴，你就不能阻挡干部子女和留场就业人员子女的造反！一时间，清河地面上，有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兵团、战斗队，翟进做了一个五十几个人的兵团的“一一五”师的师长。今天，他将自己的平型关之战，选在了“洋妓”身上——
他一口气报出以安怡打头的七八个“洋妓”的名字，要她们站成一行，立即随他走。押到五科的一个灯光球场上，那里已是一片攒挤的人群。前面是临时搭起来的一排高台，上悬一个横幅：第“一一五”师批斗洋妓大会。一伙男女过来，给每个“洋妓”头上扣上一顶足有半人多高的尖顶高帽，再给每人脖子上挂一双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破旧高跟鞋。一个在子弟学校教美术课的年轻人．一手托色盘，一手在女人们的脸上画起来。
第一个被叫去画的，原是清华大学的总机接线员，眼皮涂成了蓝色，眼梢用墨线吊去了鬓角，眉毛画得翻卷起来，再把嘴唇描得一团猩红，两腮又是一大片惨白……各色颜料水，从笔梢上滚落下来，淅淅沥沥，爬满了脖子，浅绿色的外衣一会儿变成了一件迷彩服。
第二个要画的是孟白鸽，她对那位“印象派大师”吼道：
“你敢画我，我就把你的喉咙给咬断！”
看着她那母狼护子般的凶光，年轻人举画笔的手迟疑了，下面有人喊起来：
“一个苏修特务还敢这样嚣张，打死她！打死她！”
当即呼呼地站起来四五个大人和孩子，这时，焦队长不知怎的出现了，她接过年轻人手里的调色盘、画笔：“这些人都归我管，我来给她们画……”
安怡听见了焦队长的一句低语：
“孟白鸽，现在是什么形势，你还看不出来，不要再跟他们斗了！”
安怡头上的高帽子有些松，一低头，帽子就滑落去了地上。她正犹豫是自己拣，还是等红卫兵来拣，顿然觉得脸上被什么剜了一样。侧转头，她看到了一边站着的翟进，他双手环抱，在这群情亢奋的场合，他的神态反显得有点悠闲，像一个厨师在等着锅里正煮着的美味食物，像一名旅游者往自动取款机里塞进信用卡后，等着它吐出来绿花花的美金……
没说一句话，翟进拣起高帽子走了，安怡不知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一会儿，他转了回来，手里多了一把老虎钳。他将帽子扣上她的头，她发现下面系的绳子，已换成了粗粗的铁丝。他用老虎钳扭起了铁丝，一阵阵浑浊的鼻息，热辣辣地冲去她的脸上，因为仇恨，也因为兴奋，他的瞳仁似猫眼一样闪闪放亮。他扭了一圈又一圈，铁丝渐渐地嵌进她的皮肉里，直到安怡的脸上，浮现了一片青紫……
被这个社会拒绝得太久、太多的年轻人，终于有了一次不容别人拒绝的机会。
闹哄哄开完了批斗会，“洋妓”还得去茶淀游街。她们一手撑着高帽，不敢让其掉下来，一手摸着台沿，从高台上小心地跳下来。轮到安怡了，还未等她弯下身子，后面飞来一脚，重重地朝她臀部踹过来。扑通一声，她被踢下了一米多高的台子，一条断了脊梁的狗似的趴在地上，额头被水泥地撞破了，血水一下糊住了眼睛。
一个人扶她起来，将什么软软的东西按住了伤口。又是焦队长的声音，因为气愤而变得有点撕裂：“翟进，你这到底是在造反有理，还是在公报私仇？”
让焦队长一声断喝，他多半从这不容别人拒绝的射精般的快感里，一下退了潮，他印堂发暗却女人般白皙的脸上，布上了女人式的忸怩之态：
“她不老实，磨磨蹭蹭……那怎么办？要不，我这就送她上医院？”
安怡挣扎着，从焦队长的怀里站起来：“不，我要走，我要和她们一起走……”
孟白鸽赶紧过来，挽住了她的一条臂膀。
她不敢再看翟进这张脸了，她觉得一个能用口琴吹出旋律优美曲子的人，也变成了恶魔，这事比恶魔本身还更令她感到害怕。
她还想，倘若今天遭受的这一切屈辱与折磨，真是“洋妓”们在这场革命里无可逃遁的苦难的话，她宁可一天去承受完这些苦难，她不想它们在日后再拖出条阴森森的尾巴来……
从总场游街回来，一路走，一路洒下血迹的安怡，在医院里被缝了5针，并输血800CC。
安怡显然低估了一台硕大的绞肉机的马力。
再一次探视，父亲反常的没有来，来的是母亲和弟弟。仅仅一个月没有见，母亲一向乌亮的头发，转成了半灰半白，举止和反应也开始呈现出老妇人般的木讷和迟疑。下巴上刚刚长出茸茸软须的弟弟，却一脱中学生的稚气，眼神里有了男子汉的刚毅……
安怡惴惴不安地问起父亲，母亲没有答理她，只是右手在女儿的胸前画了个十字后，白己双手合十，眼睛微闭，嘴里嚅嚅地念起《圣经》来。母亲是个天主教徒，“文革”前，每个星期天，她都要倒几趟车，风雨无阻，去西城西什库的北堂作弥撒。
她似乎忘记了此行的目的，也忘了身在何处，刚刚还显得木然的脸上，被脑海里圣坛的芳香、圣水的鲜冽和蜡烛的光芒给打动，变得一片祥和，似乎还有一点神秘……
弟弟告诉她，父亲不在了。
半个多月前的一天，街道居委会的一个干部，领着一帮红卫兵来抄家。最近一些日子，社会上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凡是家庭出身、本人历史和社会关系有点问题的人家，都像篦子梳头、茅草过火似的给抄了一遍。本来家里自己早做了一番清理，该撕的撕，该烧的烧，闹得有几分像国民党从大陆溃逃之时。父亲有一叠保存了几十年的德国西门子公司的股票，烧它，它似不服，满屋子散发异味；用水泡它，它像下了水的鸭子，上得岸来抖动几下羽毛，依然又是干的。无奈，只好用剪刀，一一剪成碎末，再从下水道里冲走……
可那天不巧的是，弟弟为班上学农的事，派去了怀柔县联系，没有在家。安怡留在家里的一些物品，则大多放在他的房间。再就是这天下午偏偏停电，北京的3月，不到下午4点钟，房里就暗得像一杯淡咖啡……来人在父母房里和客厅都未找到什么可疑物，气氛也像淡咖啡一样有些沉闷。
这时，一个红卫兵在弟弟的房间里叫了起来：“有了！有了！”
一行人冲进去，只见他手心里放着一个制服纽扣大小的瓷像章：“这是蒋介石的像！”
他指了指书桌上的一个竹制笔筒，笔筒里还倒出了毛泽东、朱德等伟人的金属像章和一些纪念章，“蒋介石的像章就藏在这里面……”
似蚂蚁附膻，四五个脑袋一下挤去了那片手心上。瓷像章是白底勾以墨色，按说只要细加观察，还是能发现象章上的人是长了头发的，而蒋中正却有着一个举国皆知的大光头。但一个人这样认定了，众人也便这样认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