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使她忧郁不安的是她的工作。她牵挂进来前，自己手头正设计的那三幢楼房，图纸是否能通过审定，下面的工作是否能如期进行？当然，她更忐忑不安：劳教两年出去后，单位上的领导，将会怎样处置她？
见安怡的脸上痴痴地有些发呆，孟白鸽总说：“你又在拨弄那点破心事啊？怕什么呢，这世界上再缺什么，也不会缺人。是人就不能钻山洞，得要人盖房子。你还担心出去后找不着饭碗？！”
吃了几年面包，孟白鸽讲起话来，也像俄岁斯人一样奔放。这时，她多半领头侃起三人都曾看过的小说、电影，或者一起哼起某首歌曲。六十年代初期，出过一本《外国民歌二百首》，在青年人里风靡一时。这里面的歌曲，她和安怡大部分都会唱，郑荔也跟着哼起来，三人只能偷偷地唱。倘若发现了，孟白鸽这么个家庭背景，安怡“放着这么多中国人不爱，却要去爱一个外国人”，再添上点外国的什么东西，她们大抵会被视为拐跑了一个小小的郑荔，一块往思想上“叛国投敌”。
她们唱得最多的是一首墨西哥民歌：
黑色的眼睛，少女的眼睛，
墨黑的眼珠，明亮晶莹，
黑色的眉毛，美丽的头发，
是谁在梦里思念这样的人……
冤屈一旦有几个人比较了，冤屈便不那么躁动，孤独一旦被几个人瓜分了，孤独就不那么可恨。
而且，在公安干部们的谆谆教育下，安怡总算明白了劳教和劳改不同，劳改是对触犯了法律的人的处罚，而劳教只是人民内部矛盾里的最高行政处罚，她们还有公民权。安怡的心境日趋平和，觉得要打发掉这两年的时光，并不太难。
来北苑半年后的一天，队长突然宣布：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你们关在北苑一定觉得很沉闷，现在政府注意到了，将送你们去渤海边上的清河农场，搞一些园艺劳动……”
话还未说完，下面女劳教犯们“哦……”地一阵欢呼起来，仿佛将要去的是一次郊游。
当然队长不会公开政府真正的用心，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向全党全国人民拉起了警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北京市的官员们，便几乎夜里也睁着一只眼睛睡觉，忙着要将首都抓成个水晶宫般的剔透通明。即便北苑的位置远在京郊，可在他们眼里，这也是水晶宫里一只令人不安的跳蚤……
当晚，在武装警察的押解下，她们登上了火车，去了一个她们从未听过的站名：茶淀。
清河农场，离北京一百七八十公里，位于天津市的宁和县境内。
清河靠近渤海湾，骑车去海边只要二十多分钟，原木除了一口口大苇塘，长着高可过人、密不透风的铁杆芦苇，就是一片寥廓的盐碱地。周围有72个自然村，不叫什么淀，就叫什么沽。解放前，这一带月黑风高，常有土匪海盗出没，绑架奸淫，杀人越货。解放后，犯人开始调集到这里进行劳役性的屯垦，是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几个境外劳改农场之一，另一个著名的，便是位于东北北大荒的兴凯湖农场。
安怡她们来到清河时，农场已经发展得蔚为大观了。总场是首脑机关，设在茶淀，下辖五八一、五八二、五八三、五八四、五八五，共五个分场，此外还有一家造纸厂，一个机械大队，一个园林队。全场方圆30多里地，从茶淀火车站出来，沿这些分场和单位门口跑一遍，一路迤迤逦逦，开车得要半个多小时。
打1957年放出了一个据说是“阳谋”的口袋，让知识分子们钻，并想到得给钻进去的几十万右派分子一条出路，在这年九月十月间，国务院正式制定公布了劳动教养的条例后，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右派，不少先后走上了这条风尘路，清河农场便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干部、家属，连同劳改、劳教犯人，包括留场就业的，最多时达到了3万余人；同时，它也无意成了历史遗留在燕赵之地的一个黑匣子，多少年后，它还受到人们的关注……
比安怡她们早来近三年，二十年后因写大墙内的生活，而驰誉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从维熙，在《冬天的往事——背纤行》一文里，为历史留下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清河农场——
他最初的落脚点是五八三农场，卡车刚刚开进壕沟包围的院门，就看见衣衫褴褛的老号，在壕沟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秸杆儿，在身上擦擦就往嘴里嚼。他们对这些新号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无兴趣，头也不抬像公鸡刨食一般，在散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扒来扒去。奔波了一天的我们，晚上领到了两个进口货，是两个鸭蛋般大小的“红色窝头”，它不是红高梁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两个小窝头下了肚子如同没吃一般，在营门铁矿不知饥饿滋味的我，头一天就受到了饥饿的威胁。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汤，里面有几条像蚯蚓一样的野麻曲菜，喝到最后缸子底部沉淀下一层厚厚的泥垢……
在这个当时约有百名右派的五八三分场，因饥饿导致的浮肿患者达到了1/2。严重者一旦倒下便再也站不起来，轻微些的只能在炕上挪动，或者虽能勉强下炕，两腿已虚空得似两团发酵的面粉，手指一按下去，就是一个洞儿。人人都关注着自个儿的生殖器，倘若它也肿得悚人，乃至周围皮肤破裂，流出了黄色的淋巴液，这给人繁衍生命的器官，便发出了生命濒临死亡的信号……
人们悠悠忽忽，走路轻飘飘的，说话轻飘飘的，丧失了思想，也失去了感觉，恍若是一群从昏瞑中走来，又向昏瞑中走去的幽灵。唯有在发现任何可填充进空瘪胃囊的东西时，那被肿成气球似的脸上挤成一条缝的眼睛里，磷火般绿荧荧的亢奋一闪，才让你感觉到尚存有几丝生命的气息。此外，你还真难分辨眼前发生的，究竟是在“人”还拖着条尾巴的远古，还是在人已经站起了数万年的当今：
两个新来的右派，在大田干活时偷摘了两根黄瓜，为了逃避检查以带进监舍，夜里用来充饥，两人相互帮忙将黄瓜塞到各自的肛门里。一名工程师，在晚上集合站队时，捕捉扑向灯光的带翅蝼蛄，捉到一只便向嘴里塞一只，有滋有味地大嚼起来，如果不是腮边溢满带腥臭味的酱色汁液，真好像是在吃着美味的法国大菜……
曾经导演过影片《智取华山》的原北影导演巴鸿，在田地里经常抓蛇吃，剥掉蛇皮，找来几根柴火棍儿一烧，辘辘叫唤的肠胃等不得了，也怕管教干部突然出现，就这么半生半熟地吞咽进肚里。不是反右斗争1957年本应走上工作岗位的北京农机学院毕业生陆丰年，有一天将在野外抓到的一条蛇、一只青蛙、一只癞蛤蟆和一只老鼠，在一口残破的铝锅里一起煮来吃了，当时混了个肚子囫囵，可到了半夜，他开始上吐下泻，浑身抽风似的哆嗦，几个钟头过后，更是神智不清，满面钱纸似的蜡黄，亏得抢救及时，否则差一点丢了性命……
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是否具有延长生命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底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自不必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掉那层清高的外衣，露出原始的形态……
从维熙先生还提到了一个犯人们称作五八六的坟场，它是苇塘沼泽中的一块高地，四周是层层密密的铁杆芦苇，每到秋风凋敝，一片片朝天而立的银白色芦花，像为这些至死不得归家的饿死鬼招魂扬幡——
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的暮色中，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五八六行进（各个农场都是夜间埋死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见的只是一口无底活棺材，到五八六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把人就顺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一个棺材罩不够使，就干脆裹上被褥，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五八六……安怡们是幸运的。
她们到来时，清河农场已从灾难里站了起来，劳改犯和被称之为“二劳改”的劳教犯们，靠着中国人顽强的生命力，靠着青筋如刻的双手、骨肋如镂的身躯，像饱浸苦雨的山门蕨草一样，又从一片幽灵憧憧、磷火闪闪的荒芜之夜里活了过来，脸上刚刚有了一点红润之色。高墙、岗楼和铁丝网依然交错，可万顷稻田里阡陌如裁，碧浪如茵，桃林、梨树林、苹果林，一列列修修婷婷，还有大片的葡萄园，藤虬枝漫，肥硕葱茏，以各自的色彩抛洒开去，渲染得渤海边上的这块土地，常常是一片波诡云谲的灿烂……
她们这群女孩子，远比右派先生们头脑简单。
已经五六年的改造生涯，使后者精神上伤痕累累，肉体上饱受折磨，他们似屡屡惊枪的兔子，趟趟火燎的蜂群，也有了蜂群般的敏感，兔子般的多疑。他们大抵不会因这一片波诡云谲的灿烂而感到轻松起来。凭着他们在中国被迫获得的惨痛政治经验，他们中的多数人一定看出了，眼下只是一次狂暴的激情与另一次更狂暴的激情之问的蓝色时期。
而且，他们不像真正的劳改、劳教人员，他们没有刑期，因没有刑期而变得离自由遥遥无期。就凭这一点，除去判了无期徒刑的人外，在号子里谁都可以以为是他们的大爷！无论是对国家前途的思索，还是对个人命运的前瞻，他们都在无边的茫茫苦海里沉浮……
安怡不同，当1957年那场“阳谋”铺天盖地而来时，她还是站在这“阳谋”之外，玩跳绳、踢毽子的小女孩。而三年困难时期，靠着母亲的省俭和粗粮细做一类的操持，还有父亲厂里已退休回了东北农村老家的工人，几次给父亲捎来农副产品，以报答他当年当老板时的善待，她没有觉得肚子里闹过饥荒。即便多数没有接济的人家，她也从未听说有人被活活饿死。
北京在这点上，颇似乔迪所说的中国男人，它便是中国的面孔，中国不想笑了，可它还得调动满脸的肌理，挤出起码的笑意……
和右派们比起来，无论是经历，还是智力，安怡她们都是小巫见大巫。
如同她们还远看不出，对政治并不感到兴趣的她们，其实也是在中国政治的流水线上，批发下来的另一种产品；
对于自己的将来，她们也好像在一块危卵石上谈情说爱的蚂蚁，缺乏起码的智力……
乍站在清河的土地上，嗅一嗅那裹着海风的咸腥味，与果木、稻田成熟气息的空气，安怡的心都要醉了！
园林队所在地叫“五科”，五科即农场的供销科，后来搬去了总场，因叫习惯了，便给这地方留下了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因开发最早，医院、商店、电影院……都设在这里，每到节假日，干部及其家属和留场就业人员，倘若不去远一点的塘沽、汉沽买东西，便都集中到这条街上来，倒也市井尘嚣，熙熙攘攘。俨然茶淀是华盛顿的话，那么五科便是清河的纽约……
园林队里全是女劳教人员，大约有一百五六十人，分成三个小队，每队三个班，“洋妓”们被编为了两个班，和在北苑一样，其他各班也都按错误性质划分。卖淫的和老鸨，自然和“洋妓”们一锅煮了，以便能泾渭分明，表现前者如来自四川的那位“土妓”一样高昂的“爱国主义”情操。小偷、诈骗者、流氓，大多编为一个班，再撒胡椒面似的在各班里撒进去几个右派，诸如从维熙的妻子、原《北京日报》资深记者张沪，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混杂，前者一些本应失血的脸上便有了几斑野火般的红晕，而后者总尽量维持着的一点尊严，便不时成了扔满月经带的厕所……
园林队住着两排长长的平房，后一排是宿舍，前一排是大门、食堂、浴室等地方，右侧被铁丝网给封住了，左侧一道砖墙，中间有一个小门，出去是队长们的值班室。两排房子之间的空地，便是她们的活动天地，大约只有半个篮球场大。可外面的天地，却非灰蒙蒙的北苑可比拟，虽出工、收工还得排队，干起活来却有足够的空间距离。园林队干的活，基本上就是在园林里，不是在桃林、梨树林、苹果林里打枝、喷药、锄草，就是去葡萄园里上架、打叉、培土、采摘，农忙时节才去稻田里帮着插秧。
对女性而言，劳动强度合适。无须加班，星期天休息。每月每人有二十多元的工资。吃饭买饭菜票，粮食定量多数人够了，主食多是白面、大米。有段时间，想起北京城里的居民，每月供应大米只有那么几斤，担心她们吃得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姓什名谁，便拿大米去周围的农村里换棒子面来。
虽然不能上街，可只要手里有钱，每月商店里会送货上门一次，手纸、肥皂、卷烟、糖果……晚上一般都安排学习，偶尔一个月也放上一回电影，不是表现祖国山河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新闻纪录片，就是论证“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就不倒”的光辉真理的故事片，以催促她们改弦易辙，重新做人。
多数管教她们的干部，与安怡年纪相差无几。如果是学校里出来的，虽然身上穿了警服，差事又是在这岗楼、铁丝网满布的农场，脸上当然得挂上几分“对敌斗争”的意味；可是文明的力量总是无孔不入的，与这些被打成“洋妓”的同龄人相处下来，再认真推敲一下她们的案卷，文明便会稍稍脱离某种意识形态的禁锢，暗暗发问：
她们的学历与职业，她们的容貌与气度，无不似夏日里盛开芬芳的一树白槐花，即便这花瓣里爬有小虫，可就这样将花瓣顿然摇落，轻率得似扯一地纸屑，这合适吗？
当然，这文明是惊弓之鸟，不敢走出去太远，它很快又回到那身警服里来。但“洋妓”们能从这些干部的言行里感到，她们把本是人的自己当人看……
干部里，也有一二个，好像京剧里的生旦净丑，一亮相，一吆喝，便能知晓她不是来自李家淀的铁姑娘，就是原来做的是赵家沽的村干部……
到清河的当天，每个人照例要在一张表上，填写自己的“罪名”。已经有了大大觉悟的安怡，写的是“和留学生谈恋爱”。有一个姓李的队长，接过来一看，就说：那为什么判你劳教两年？
安怡说：我没有拿外国人东西，没有去他们宿舍里乱搞，或者泄露了什么国家情报，我也不知道错在哪儿。
对方接下来的话，活脱脱取之于那个四川“土妓”的知识产权：
你比卖淫的更严重，她们是为要钱、要东西干这事；而你呀，人家没给你钱，又没给你东西，你就这么贱，要去爱人家，要去和人家好，你的思想更坏！
李队长最大的嗜好是训话，几乎每逢训话必说：要没有你们这帮人，我们国家要干净多少，我们这些当队长的要省多少事。
一听这话，孟白鸽几次在安怡耳边嘀咕：要没有我们这些人，你还在脸朝黄土背朝天，这世界上有谁会拿你当个人物看？
1965年的夏天来临了……
这时，对于中国的广大的青少年来说，听着课堂窗外那隆隆的雷鸣，惊慑于天边一阵阵金蛇狂舞似的紫电，多少年来被一种理念、一种思维方式给灌输得浑身蓄满了胆质汁的他们，脸蛋绯红如旗，两眼炽热如火，额头和手心渗出了毛茸茸细汗，恍若一团充满正负电子、却被困在了课桌上的云团，腾腾欲跃，急于冲上天空，在那神圣而又威武的雷鸣声中集合起来，以一泄暴雨如鞭荡涤大地的欢畅和嘶鸣……
安怡她们浑然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