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技团在天桥演出时，她认识了一个中东某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名叫萨里姆。此人经常来看演出，暗蒙蒙的观众席上，他一双瞟着她的金鱼眼炽热如火，分外突出，宛如两颗已经发火就要打出去的导弹……
他来后台给她献花，做了自我介绍。她问他，你怎么看不腻味？他说，看其他节目，当然会看厌。看你表演的叼花，我百看不厌，你不但功夫好，人也长得漂亮。
她惊讶于萨里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她却不明白他还有一个长处，萨里姆远比不少中国男人要清楚，对于什么样的女人，在什么场合，该组装什么样的汉字。
他开着小车，带她去北京饭店吃饭，进友谊商店买东西。像他的国家地底下那奔腾的石油，他花钱很大方，送她衣服、戒指、手表，还给她和她师傅一些钱。他看她的目光越来越火势簇拥，让她感到一阵阵电击般的晕炫和燥热……
他说：你以后不要再练杂技了，太苦了，咱俩结婚吧，我带你去我的国家。
她七八岁时起，就长在师傅家，还从来没有哪个男人给她说过一句体贴的话。顿然，她双颊飞红，芳心怦跳，只讷讷地说：去你们国家，我话都听不懂……
萨里姆黑发浓密、粗砺的脑门上，旋下一股英爽之气，奕奕逼人：有我呢，你永远是我的心，我永远是你的耳朵。
他拥抱她，他抚摸她，他一定要和她接吻。在一片春汛般泛滥开来的潮热里，她像一具正融解在水里的泥塑菩萨。可这菩萨的骨架是钢筋做的，当萨里姆几次脸若紫枣，大气长呼，瞳仁里发出猫一般野性的光芒，她似被蜂蜇了一阵哆嗦，她看到一条鞭子旋风般嚯嚯而来，她的武功是在这鞭子下磨砺出来的，这鞭子也从小告诫她必须恪守中国的道德传统。
她一次次拒绝了萨里姆要带她去外交公寓的要求……
就在这当口，公安局来人到团里找她——
“你认识些什么人？”
“我是一个演员，认识的人可多了。”
“我们问的不是中国人……”
“那就是指萨里姆吧，我和他谈朋友，没有干犯法的事。”
“他都交代了，你怎么还不老老实实交代？”
“他交代什么了？”
“他一星期飞一次香港，你们是不是在倒什么买卖？”
“是萨里姆倒手表，不是我倒。他对我说过，如果你们剧团里有谁要买，我可以给你，从中你能赚一点钱……”
“这么说，你倒清清白白。你知不知道，萨里姆是个大流氓，你和他乱搞，国际影响很坏！”
“他若是个大流氓，你们就把他抓起来。你说我乱搞，你看见了？”
“萨里姆交代你们发生了男女关系……”
“我发生了关系，我遭雷打电劈！你们去把萨里姆叫来，我要和他对质……”
姜英被带去了公安局，一关就是十三天，她算是团里的台柱子，团里来人想保她出去，可不但未能出去，一转又转来了北苑。
她还不认识“洋妓”这两个字，却偏偏选中她来当洋妓组的组长。即便故宫一夜之间从北京消失了，也不会比这个更让她震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北苑，因为先后或同时被萨里姆追过进来的，就有七八个，再加上被他藏进汽车行李箱里，带进外交公寓给糟蹋的中国女孩，多达十三人。
大水冲倒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
几次集中洋妓们一起交代问题。安怡心悚地发现，这13个人，多数似吃了鸦片的狗一样兴奋，彼此之间拼命扑上去厮咬，非得咬出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非得将每个人的心灵咬出一团血腥。既像是通过毁灭对方，来宣泄对萨里姆的强烈仇恨；又像是醋海泼天，于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里，倘若发现自己在萨里姆的天平上，没有足够的分量而引起的某种失落，更风卷乌云般膨胀起这一仇恨……
姜英说，我不问你们，你们也不要问我。可少有人愿意停止这场厮咬。
她交代道：我和萨里姆出去玩过，也被这个王八羔子抱过、搂过，可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和他发生了关系。
这时，曾被萨里姆放倒在身下的中国女人们，纷纷在精神上高昂得像一座炮塔，以炮口般粗的喉咙，向在场的干部指控：姜英这是在抗拒交代，我们了解萨里姆这个家伙，他绝对不会放过手边的任何一个女人！
这时，安怡总悄悄地坐在一边，不是轮到自己被迫交代的问题，她从不开口。她的心里，却泪水滂沱，像被3月的雨雪浸泡的一片松软的土地。这泪水并不仅是为着自己，更多的是为一种美被毁灭，一种萨里姆似的恶却一马平川而洒下的。有时候，泪水竞爬上了眼角，常常是旁边坐着的郑荔发现了，胳膊碰碰她，她才赶忙掏出手帕，仿佛在不经意间擦去……
如果说，她因自己无端判了劳教，而曾对社会感到迷惑，并努力用一种偶然性去解释这一迷惑；那么，在了解了众多洋妓的遭际后，她便察觉了社会的某种必然性的丑陋。
她讲不清楚这种必然性具体是什么，却切切实实触摸到了它的力量，粗可放马，密不容针，不动声色时好似静水深流，一旦拧在了手里，便如浸了水的皮绳一样坚韧。除了真正的娼妓外，她们被带到北苑，都是被这股非个人所能抗拒的力量而裹胁的。
倘若不仅仅是自己，姜英，孟白鸽，还有其他人都撤走戒备，消除磨擦，敞开心扉，任凭真挚的泪水，一洗这阴暗的角落，所谓的“洋妓”组，在很大程度上，便不过是被这股力量吞进嘴里，又像吐瓜子壳一样吐出来的一座青春的废墟，一片爱情的坟场，一群红颜薄命的中国女子唱了世世代代都未能唱完的一曲挽歌……
安怡反复地咀嚼“洋妓”这两个字：
爱情是天然的、合理的，它不问种族、肤色、地位、年龄、家庭背景，乃至信仰。如果因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便被视为“洋妓”，那么超越了年龄、地位悬殊的结合，如同燕妮之于马克思，宋庆龄之于孙中山，这又叫什么呢？
如果这“洋妓”一说真能成立，那么中国古代的蔡文姬、王昭君，便是“洋妓”的老祖宗了；而移民社会的美国，各国王室之间频繁通婚的欧洲，则更是“洋妓”满街跑了……
为什么在中国，一部分人总能发明出一些词来，去攻击另一部分人，并亵渎人类最宝贵的尊严，最美好的感情？怎么歹毒怎么说，怎样刺耳怎样讲。如同安怡这时还得不出答案一样，她也还不知道，“洋妓”一说不过是牛毛细雨罢了，仅仅一年之后，积五千年汉文字垃圾之大成，“牛鬼蛇神”、“黑七类”、“狗崽子”……便像声震云天的黄果树瀑布，在中国的肩膀上滔滔而下。
号子里显然不是培养友谊的场所，它似一块坏死的息肉，只听凭自私与戒备在这里细菌般地滋长。安怡却和孟白鸽成了贴心的朋友，两人可谓惺惺惜惺惺。安怡和郑荔，也像有某种缘分：安怡一来就注意到：长得小巧的郑荔，有一张同样玲珑好看的嘴唇，却极少见它为话语所开绽。在号子里，她总尽可能地独坐一边，老朝自己这边望，像看一个静静的、美丽而又感伤的谜。常常在两人对视时，她才嫣然一笑，双唇顿然被微笑一刀剪开，露出闪耀玉光的贝齿……
郑荔并不是为“洋妓”进的北苑，她年纪小，只有十六岁，人也本分、老实，先编人小偷、诈骗组，一到该组开会，“东四小红”就欺负她，不是要她一个人翻来覆去交代问题，就是要她为自己捏脖子、敲骨头……干部们便将她调来了洋妓组。北苑的女劳教犯里没有设贪污组，可她犯的恰恰就是这档子事——
她的父亲，在北京丰台的一个桥梁施工队当管理员，为工作与队长发生了矛盾。队长脸上依然晴空万里，不见异色，背后却来了个釜底抽薪，派人去湖南老家调查他的成分，恰恰临解放时，她父亲在老家买了点地。母亲感觉到了什么，赶快要大儿子去老家一趟，将户口迁来了丰台，把郑荔和两个弟弟，接到了北京。来了没几天，队长脸上秋去冬来，一片凛冽，将她父亲打成了漏网地主，开完斗争大会后，又搞了一份现行犯罪材料，一劳永逸地将他送进了大牢……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母亲既怕贼偷，更怕贼惦着。急忙把家搬到了朝阳区，一家人租了一间房。哥哥正上大学，下面两个弟弟该上学，唯有妈妈一个人在一家面粉厂做临时工，日子眼看就过不下去了。郑荔是个女孩子，当然得将她“牺牲”了，母亲托了几个人，最后母亲的一个朋友，上下活动，成全了她当“烈士”：丫头，问你多大，你千万记得讲十六岁，不要讲十三岁。
1962年，本该读初一的她，进了一个粮库工作，当的是搬运工，一开始，她连一袋五十公斤的面粉都扛不动……
她和母亲的血汗，惨淡地维持着这个家，刚刚两年，母亲英勇地倒下。敌人来自于她肚子里，不知道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张牙舞爪，母亲先是轻伤不下火线，坚持上班，也不去医院看，直到那东西将肚皮几近撑成了一个小丘，母亲终于给压趴下。送肿瘤医院检查，从肚子里哗啦啦抽出了一桶绿水，说是癌症，必须转到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一人院，就得交上三百元押金。家里的每一个钢铺，从来都恨不得能掰成两半花，就是将房里的家当统统给卖了，也凑不足这笔钱。在北京举目无亲，父亲往日的几个朋友，也早就人走茶凉……
郑荔这时已调动了工作，每日里上班，手头过往着红红绿绿的钞票。也许是领导上像党相信刘胡兰、向秀丽等好儿女一样相信她，会计是她，出纳也是她。她却在领导的信任上钻了一个洞，小小的脑袋瓜里没转几个弯，便取出三百元，叫一个弟弟赶快给医院送去，她想得不复杂，账反正是在自己手里，等妈妈病好了，又能上班了，以两个人的工资，再勒紧一把裤带，这钱不要多久就能还上。
生活的构思，一下便让她的构思苍白无力。待母亲做完手术，主持手术的一位女大夫出来告诉她：你妈的病不行了，到了晚期，在手术台上又给缝上了。女大夫标致的五官，突然间倏忽远去了，只剩下一张急剧膨胀起来的脸，恍若一个巨大的乒乓球，在她眼前上下旋舞……
女大夫赶忙拉住要往地下倒的她，她问：那我该怎么办哪？
女大夫自然听不出这话里的另一层意思，否则十有八九，她会和多数中国人一样，当时就将郑荔扭送去了公安局，真如此，她便不会再堕落下去，也许倒是件幸事。女大夫让她坐下，边擦金丝眼镜，边擦出一句职业性的话：在医院里住几天，就送你妈妈回家，她想吃什么，就给她做什么……
母亲一辈子没有穿过一件好衣，吃过一顿好饭。家里难得吃一次红烧肉，她把肉块分到每个孩子碗里，剩下一点汤才倒进自己碗里，看着孩子们一个个嘴皮上油光闪闪，她脸上也红光拂动，好像是她刚刚吃下了一头猪。即便是眼下来日无多，她也不提饮食之事，坚决地为革命省下每一个铜板。
可再省也枉然，总得死马当作活马医，一包包中药，恍若洪水到来时堵去堤坝上的沙袋一样，迅猛地堵去她的喉咙。隔个七八天，大出血一回，送去医院，又再拉回来。这么折腾，退回来的一点押金很快没有了，郑荔又去掏社会主义祖国的窟窿，一次，两次，直到1963年1月，奄奄一息的母亲，决意要魂归故里，她跑去买好两个人的火车票，一共吃里扒外七百多元。
母亲临走时，单位里业已召开了大会，领导们慷慨激昂地要求同志们，积极投身到一场即将在全国开展的伟大运动，即以“清组织、清思想、清历史、清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警告那些有问题的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郑荔在听报告时芒刺在背，如坐针毡，可为了母亲入土为安，她还得最后举一回“屠刀”……
几乎前脚送走母亲和弟弟，后脚领导就找她谈话，要调她去另外一个粮库工作，她必须尽快办好这个粮库的财务交接。也许领导尚被她蒙在鼓里，这只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也许领导已经察觉了她背叛了革命的信任，引而不发，看她自已如何表演，可不管怎样，她都走投无路。
她为最小的弟弟烧好了最后一顿饭，看了一眼几近四壁空空的家。来到单位给哥哥打了一个电话，嘱咐他以后得经常回家。随后便抱起那个一串窟窿的账本，双脚瑟瑟抖抖，好似踩着一团棉花，进了领导的办公室……
要说郑荔的问题并不冤枉，七百多元钱，在当今的中国不算什么，当不得颐指气使的大款们在酒店里叫的一盘菜，在歌厅里点的一支歌，也不及官员们高级轿车上的一块玻璃钱，可在当时，却足足够得上一个普通十部和工人一年的工资。安怡，也不仅是她一个人，却对郑荔的贪污罪行产生不了半点气愤，相反还真有些高山仰止，视她为她那个苦难的家庭做了牺牲的“烈士”。
三个月后，安排女劳教犯半天学习，半天去车间劳动。活儿不重，只是手工拣去化工原料中的杂质。只要可能，安怡、孟白鸽和郑荔三人总呆在一起。
北苑对劳教犯们有诸多规定，有一条是上厕所，得报告队长，批准后还得两个人一块去，或许是怕谁想不开，带根绳子去那里一下寻了短见，三人中的两人就总一起报告。再有一条是互相不能给吃的、用的，否则就叫勾结拉拢，居心叵测。安怡家里或是孟白鸽的亲戚，送了什么吃的来，两人便装一些到口袋里来，进了厕所一把塞给郑荔。真是玷污了“友谊”二字，那厕所臭得不行，按孟白鸽的话说，出来好半天，才能散去衣服上的一股臭味……
夜里，安怡老做梦。她做得最多的梦是两类。一类是自己在办公室里画设计图，画着，画着，一阵风吹来，图纸吹去了院子里。她下了楼，赶到院子里，图纸又吹去了大街上。她追到街上，跑得非常快，好像是一头腾越于冈底斯高原之上的亚洲虎。两边的行人，个个恍若泥塑菩萨，木木地盯着她，其中有在学校里读书时的同学、老师，也有现在单位里的领导、同事，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她。好容易快追上了，却到了十字路口，车辆过往似过江之鲫。每当她的手要拣起图纸了，便有一辆车紧挨她的脑袋倏忽而过。
或者她随工程师们去刚竣工的大楼里验收，走着，走着，其他人都不见了，就她一个人，像闯入了迷宫，怎么转也转不出来了……
她常常冷汗淋淋地从这类梦里惊醒。再有一类梦，便是有关她和乔迪的。其中一个几近成了梦魇，好长日子在她心头挥之不去——梦里，不管是白云蓝天、青山绿水衬景，还是墨色如锅、灯光依稀作底，她能听到乔迪那醇厚似酒的笑声，摸到他那骨节分明的大手，可就是看不清他的脸，他的整个五官都陷没在蒙蒙的白雾之中……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其实，安怡平日里很少想到乔迪，她竭力把对于他的回忆打发走。
一次父亲来探视时，告诉她，白她被抓后，乔迪来了两封信，家里想给她保存着。她马上说，不用了，回去就烧掉吧。再一次，她听一个新来的女犯说，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闹了一次集体游行，好像是为了争取更多地与外界接触。过了一个月，一天学习，由她念报纸，在《人民日报》一版的左下角，她看到一条简短的消息：全体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已于近日回国。看完了，也就完了，她不觉得自己有多少怅然若失的感觉。
可这回忆，颇像一头极善认路的野兽，只要来过一次，便总能咻咻地嗅着踪迹，又走到她的梦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