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踽踽地推着自行车，出了豁口，下了坡来，路灯照在他金黄的头发上，打出一片金箔似的光亮，她看到他的脸上冷峻得吓人，一条长腿木然地跨过车架。一阵强烈的战栗，让她的心卷曲似正被火焰燎烤的一片叶子，仿佛再不喊出句什么，心儿就得化作一撮灰烬。她叫了一句“乔迪……”
自行车咣啷一声倒在了地上。他侧过头，看见了她。他就那么木雕般地站在原地。
“安怡，你为什么再叫住我？”
“没有什么为什么……”
“不，你一定要告诉我为什么，否则我就在这里站到天亮。”
“我也……离不开你了……”
10月7日，乔迪去了沈阳。
一个星期至少三封信来，有时一天安怡能收到他两封信，张张信纸上，无不洒满了一个少女痴情的泪水。一学期结束了，上午刚考完，不顾留学生不能擅自离开所在城市的规定，下午他就登上到北京的快车。
没有温暖如春的房间等着他们，没有鲜花与醇酒簇拥着他们，依然是在“北京公园”，只是不见了秋日的花香叶影，有的只是千树萧索，朔风长吟。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打摆子似地颤抖不已，急切地诉说着彼此的思念，直到说得彼此的嗓门嘶哑。
有时，他们感觉自己很悲惨，宛如两条叭儿狗，命运的绳子牵在他人的手里；可在感觉到悲惨的同时，他们的心头，又会涌来自己正在向一个世界作出挑战的巨大激情。他们有无数个话题，但是都彼此心有灵犀地回避一个关于未来的话题。与其忧郁于这花，能不能在明天结果，不如沉醉于今日这抚慰如诗的花萼……
1965年夏天，大使馆安排乔迪回国探亲，他心里忐忑不安。不回去，能和安怡在一起呆一个暑假，显然是他所期待的，可这严重地违背了组织的旨意，而组织，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里都强大似如来佛，个人即便有孙猴子的能耐，也翻不出他的巴掌；回去，他又担心是个幌子，只要自己一登上了飞机，他就再没有走出祖国的可能……
权衡再三，他只有回国。他给安怡打了个电话，表示回国前要和她再见一面。
安怡的心里，也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这年夏天，她发现自己走到哪里，几乎都有人跟着。最明显的一次，是她进北新桥百货公司买东西，身后总见一个披军用雨衣的家伙在转悠，她一旦回过头看他，他的视线顿然落进了柜台里，像是也要买什么东西。她转去顾客多的一个柜台，埋下头去一会儿，趁他四处打量时赶紧出了大门。没跑几步，刚好有一辆公共汽车靠站，她上了车，车子随即开动。惊魂甫定，她掏出手帕揩去额头上沁出的汗珠，可一回头望去，见那家伙又骑了一辆白行车在后面追……
安怡只在反特电影里见过被盯梢的镜头，可在这时她已经感觉到了，现实生活中倘若只是盯特务，专政机关便得大大地裁员。
几个月前，外语学院里有消息传来，宋芸因为铁定主意要和伊里尔结婚，并到留学生宿舍住过，被抓起来了，被抓的当天在学院开了大会，宣布开除其学籍，并送劳动教养。此后，有一天她正在张自忠路搞测量，看见宋芸坐在13路电车上，她叫了后者一声，后者也转过头来看到了她，可就是不理她。她一下意识到了宋芸并非自由之身，不答应自己一定是不愿意牵连自己。后来待她自己也到了北苑化工厂，碰到宋芸一问，那天后者果真是被带去医院，做是否是处女的检查。
安怡估计准有人向公安局兜售了自己。倘若不是宋芸，剩下的可能，便只有一个叫小马的姑娘，和本单位的一个党员了。
一次，她和乔迪路过北京展览馆，看见一个女孩站在那里，像等什么人。头戴红色软帽，白色的纱手套长至胳膊肘子，身上是一件大红镶白纱皱边的连衣裙，好似哪出欧洲戏剧里的人物，突然出现在被蓝灰两色铺满了的中国大街上，令人咂舌不已。乔迪告诉她，这个姑娘叫小马，爱上了一个叫多维尔的阿尔巴尼亚留学生，还多次在后者的房间里过夜。可这个小子在中国制造爱情，并不比在肚皮里给中国的农田制造肥料更困难，他很快又和另一个女孩打得火热，小马只不过是在火热之余给多维尔“拾遗补缺”，她自己却痴情依旧，浑然不觉……
安怡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说不清楚是多数外国人本性如此，还是中国给了他们一个适宜的环境，让他们膨胀成这样——满世界的撒播“爱情”，像鱼儿在水里撒子一样漫不经心，没有半点责任感？
不久，她一个人经过展览馆，看见小马又站在那里，还像是一棵光怪陆离的圣诞树。一股几近义和团式的义愤，陡然充斥了她的胸间。她走过去，问：你是不是在等人？
对方的眼里一阵惊疑：你是谁呀？她说：你先别管我是谁，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等多维尔？“多维尔”三个字，恍若一支美容霜，让小马的神色一下光彩、柔和起来，不迭地说：是啊是啊，多维尔是我的男朋友，我们约好……
她打断她：外国人不都是罗米欧，我听说多维尔又勾上了其他人，你可千万别再上他的当！
从此，小马认识了她，并羡慕她拥有一个外国的罗米欧。此外，就是那个党员了，此人似乎不知道她和乔迪的事，一副古道热肠，老拉着她说，要给她介绍对象。可一次为找一份急需的材料，人不在，她只好打开此人的抽屉，发现一张无头无尾的纸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最近我多次和安怡聊天，想了解她一些情况，可她像是感觉到了我的意图，什么都没有透露……”
事情的逻辑似乎是小马也被逮了进去，并供出了自己，公安局不但盯上了她，还在她的单位，布下了一张只待她自己钻进去的网；还有一种可能，小马不会出卖她，她在“拾遗补缺”的屈辱里解放了小马，后者应该感激她。是单位上的“火眼金睛”们发现了她什么，并去公安局做了报告。
历史应该给“火眼金睛”们这样定义：他们的最大精神乐趣，便在于从好人堆里更多地开掘出坏人，或者至少也得让好人对自己是否是个好人好一阵恐惧……
安怡便处于这样的恐惧之中。若说自己没有问题，整天派个人跟在后面，公安局不嫌累得慌？若说自己有问题，和外国人接触就是大逆不道，可自己一没出卖国家情报，二也和宋芸、小马的情况不一样，既没进过留学生宿舍，也没接受过他们的财物，不过交个男朋友。如果说这是错误，可以批评教育，治病救人；如果说这便触犯了法律，一天到晚在叫喊“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伟大祖国，她的神经不也太脆弱了？
乔迪到了北京，马上给安怡打来电话。她听出是他的声音，一下被巨大的幸福感推上了波峰，可随即又被巨大的恐惧感给甩下了谷底，宛如她手里的话筒，是黑手党塞过来的一枚炸弹，她急急地告诉他，两人不能再见面，她已经被跟踪多时……
聪明的乔迪此时却不聪明了，在他眼里因为爱情会被跟踪，就如同打屁会导致上绞刑架一样，这显然出于安怡的胡诌。一向讲话文静的他，突然石破天惊了：
“本来我该直飞上海回国的，就因为想和你见上一面，才冒着被大使馆批评的危险赶到北京，你却不想见面，是不是你有了别的男朋友？我呀，一直搞不懂中国的男人，现在我才发现，我也搞不懂中国的女人！”
不能不说这体现了安怡命运的某种荒诞性：
在她被公安机关视为“卖国行径”结束的这一天，在促使她走出家门，去和乔迪见面的诸种因素里，有一种因素绝对是滚烫于胸的爱国情操。她知道无论见与不见，她和乔迪曾有过的日子，都结束于一株痛苦的无花果，可她不愿他带着对自己的怀疑和愤懑而走，更不愿意日后在地球遥远的另一端，人们谈起中国的女人来，也和激烈地对待中国男人一样，像谈起一堆精神上的侏儒……
那天上午，安怡一走出胡同口，便见有三个男人，各自扶着自行车，像是在扎堆聊天。转去旁边的胡同，又发现后面有人跟。这胡同里有她一个同学的家，她从这家前门进去，后门出来，不要几步，就折去了另一个同学的家，家里的前门刚好朝着大街。
安怡对同学说：“今天我要去见一个朋友，可是有人老跟着我，我不得不提早出来。”这同学在学校里和她的关系挺铁，没有问一遍子丑寅卯，只是说：“那你就不要去见了。”她说：“不行，我要不见他，可能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同学没再说什么，一定要她吃了饭再走，吃饭时目光柳丝般依依拂动在她的身上，仿佛这是她“最后的晚餐”。
下午2点多钟，她坐车到了颐和园。进园前，她四下看了看，似乎没有发现除了游同还藏有别样动机的面孔。心境恍若一块擦去尘埃的镜子，顿然明朗起来，她匆匆地赶到谐趣园的后山，乔迪正等在写有“紫气东来”的廊门下。
以前他们来过几次，这里绿荫如盖，鸟鸣清幽，人迹远去，煞是放牧爱情的好去处。乔迪见到她，一把将她抱起来，放倒在自己怀里，一个紧接一个的长吻，在她蠕动如一条干渴欲绝的小鱼的双唇上，放射出一串串呓语：
安怡，我不能没有你！
安怡，我不能离开你！
长吻衬着他那亢奋不已的满头金发，好像一道道的闪电，划过她墨玉般晶莹的眸子。她恍若一团带雨的云，被这闪电催开得通体情汁滚滚而下，她抚摩着他的金发，抚摩着他的脸颊，双臂又似蛇一样扭曲滚动在他宽厚的后背。她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像蓄满了阳光和水分的大团春叶，膨胀着，舒展着，渴望去追逐初夏的诗意。
可她脑袋里的每一根神经，又都像一根根银针，在锐利地挑破春叶的初夏之梦。在这份刻骨无边的刺痛里，她双眼微闭，噙着泪水，泪水里顿然飘来莫泊桑的小说《在春天里》的一段话：
您可要当心爱情！它比伤风感冒、支气管炎、胸膜炎都要危险得多！它是毫不留情的，它会使所有的人干出不可_挽回的蠢事。是的，先生，我想政府应该每年在墙上贴出这样的大布告：“春天来了，法兰西公民们，要当心爱情呀！”如同在房屋的门口．上写着：“当心油漆！”……
最需要贴出这份告示的，该是中国政府。可它没有贴，政府似乎只想在爱情如同早产的历史事件一样发生时，抓他个人赃俱获。
不到十米远的一棵香栌树下，不知何时冒出了一对三十多岁的男女，说不是情侣，他们也在那里挽肩勾腰，喁喁私语；说是情侣，给人的感觉却矫情、生硬，仿佛是一对武林高手，被硬拉上台去演一出言情戏。安怡和乔迪走开了，这对情侣也随之走开，不近不远地在后面跟着，悠悠的耐性，好似咬一口就得咬出满嘴丝来的糖饼。安怡看了一下手表，快七点了，两人干脆往大门方向走去。
到了排云殿，那对情侣像突然出现似的突然消失了。安怡一颗紧悬在喉咙口的心，刚刚物归原处，左侧插出了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他边啃一块月饼边挨近她，胳膊撞了她一下。她没有吱声，以为他是不经心的，可他又转到右边，胳膊还撞她一下：“喂，姑娘，咱们玩玩去！”
她说：“我不认识你。”
乔迪推了那男人一把：“你想干什么？”
两人随即加快步子，走到了颐和园大门。刚过门口，那男人竟冲过来，一把抓起她的胳膊，嗓门大得像他在救人于水火：“走，别不好意思，跟我玩玩去！”
立马围过来四五个人，有男有女：“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安怡的脸上气得红一道，白一道：“我根本不认识他，他耍流氓，要我跟他玩玩去……”
一个女的脸上也顿时挂满了无产阶级义愤：“这男人是流氓，我好几次见他在颐和园捣乱！”
两个男人将他的胳膊往后一扭：“走，跟我们到派出所去！”
乔迪牵起安怡的手就要走，那女人却拽住她的衣襟：“你不要走，你得去派出所作证……”
乔迪这时多半意识到了什么：“我们还有事，我们得走……”
女人的手越拽越紧：“外国人自私自利，咱们中国人可不能这样。你不去作证，让派出所将这个流氓逮起来，过几天，他还会在这儿捣乱！”
一句“咱们中国人”，让安怡本该如刺猬的警觉，一下蜷缩了回去。她想：当着这许多中国人的面，一个外国人叫你不去，你就不去了？
她随众人去了，乔迪只能跟在她后面。到了派出所，戴鸭舌帽的男人被送进了后面的一间房，一个警察将她和乔迪留在了前面的办公室，问了一遍两人的姓名、年龄及住址，便将他们搁在了一边，自个儿看起了报纸。她站起来：“你这就算取证了？那我们走……”
对方狠狠地剜了她一眼：“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取证？取证的人还没来，你给我坐下，老老实实等着！”
这一等，等到了十点多钟，终于开来一辆北京吉普，车上下来三个男人。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将乔迪带去了另一个房间。剩下的两个留在了这间，开始问起她来。真的是取证，不过取的证与下午的事无关，他们问她，什么时候认识的乔迪，两人到过哪些地方，干过哪些事情，她是否得过乔迪的什么钱物……几近像两名推挡旋削配合极好的乒乓球选手，他们怎么问，她就怎么答，她只求能早点放自己回去。
“你们快点问吧，一会儿，就没有末班车了！”
“不要紧，呆会儿我们送你回去。”
院子里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乔迪像叫了一句什么，但很快被喝住了，随即吉普车发动，她估计他们送走了乔迪。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吉普车回来了，安怡被带上了车，车上不知什么时候又塞进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一脸的惊恐，恍若刚刚从哪个犯罪现场逃了出来。车子走到新街口，安怡的家住南边，本该往南拐，却往东跑去。
“你们不是说送回家的吗？”
“都十二点多了，这么晚回去叫门，影响多不好，你还是先在我们那儿住一夜，明天早上再走。”
她一听，心想这也行，明早直接去单位上班。车子在一片黑憧憧的高墙下停了下来，一行人下了车，一个人问她：“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我不知道……”
一扇大铁门咣当一声开了，像寂寞的夜空上陡然滚过的一道雷电，令人心悚！
走进门去，影壁上的两行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惨白灯光的照射下，宛如浮动在冰水里，让人周身一阵透骨的寒彻。安怡和那女孩，被锁进了一个四面被铁丝网住、浑如笼子的号子，女孩哇地哭喊起来：“你们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
安怡尽力使自己觉得一只脚虽泡在冰水里，可另一只脚还在岸上，她劝女孩：“他们不是说了，明早就让我们走吗，你不要叫了。”
女孩哽咽着告诉她，这地方是位于北新桥炮局胡同的北京市拘留所，老百姓都简称为炮局。安怡仍在冰水不断涌上来的心海里徒自挣扎，除了拘留所，难道公安局还会请我们去宾馆、饭店里过一夜？
次日一早，她叫住一个经过的警察：“请你开门，我要去上班，办公室的钥匙还在我这里……”
她手头正负责三幢房屋的设计，过些日子就得审查方案，工作挺紧张。
那警察过来怪怪地打量了她一遍，仿佛她是全聚德厨房里一只扒光了毛、已架上火却还想飞的鸭子，笑道：“你还想去上班？老老实实地呆着吧！”
她颓然坐下。万千思绪，思绪万千……
她想着自己绝对爱党爱祖国爱人民，无论如何是个好人的种种理由；她从电影、报纸、小说里，回忆我公安机关绝对料事如神、不枉不纵、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种种功绩。她越想越觉得自己不过是暂时掉进了一条小沟里，自己该赶快爬起来，配合公安人员去找出一个总藏在哪里的狰狞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