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那双眼睛
打从看见她起，我就总忘不掉那双眼睛。
这是一双古典式的丹凤眼，年轻时，一对瞳仁一定亮丽如太白星，睫毛也如一道黑森林般的栅栏，让人想起李清照写于薄暮春雨如粉，庭院秋叶似金时节的那些婉约的词……
那时的目光也一定是澄明而又悠远的，像月华粼粼律动的湖泊，像藻类在碧波里长袖善舞。还略略有些敏感，似一枝稍稍碰触就会蜷曲的含羞草……
我想，当这双眼睛，和瓷皿般晶莹洁白的肌肤，和藤萝垂挂似的秀发长辫，还有参天白杨般窈窕的身段，组成了一个向我们走来的活泼泼的生命时，我们若是男人，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给撩拨了，精神深处会涌起一阵强烈而又美妙的痉挛；我们若是女人，即便是在跋涉了人生的千山万岭之后，也会顿感生命之晨的清风，在蓬勃而又强劲地吹来……
因为一件很偶然来临却又必然搞不成的活儿，今年3月，在北京我知道了她，还有和她具有相同遭际的一群女人。
我之所以对她经久难忘，一是因为她们青春时代的一番命运趸折，为我打开了一个尚不被世人所知、迄今尘封着的历史角落。二是因为我想起了8年前，我写的一篇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世界大串联》，现在想来她们的遭际，正是这“大串联”的源头……
此文里提及上世纪80年代之初，一批批高干子弟，蛇蜕般蜕去了他们身上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候鸟似地迁去了那片新大陆。近读《文汇读书周报》，一位先生像是为了在8年后呼应我，在一篇文章里，不白禁地表露出如是的心态：“1982年出国至今，身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元老后代的我，竟然变成了美国公民，有时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
此文里还提及，一个“TOEFL”，一个涉外婚姻，便成了没有任何权力背景和海外关系背景、却想出去的青年人，最吊在嘴里也挂在心里的两件事了。
前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早就发现了一个秘密，他们某种程度上，是在为西方培养硕士生、博士生，或者说他们辛辛苦苦栽树，外国人却摘去了树上不少又大又红的苹果。
后者，1981年至1986年间，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每年都呈几何级数增长。我曾到广东省民政厅涉外婚女冈处做过了解，在1986年，该省的涉外婚姻，包括港澳台地区，达到了1.5万多对。在这之后，高潮逐渐回落，1994年是1.2万对。在这些统计数字里，有不少结婚者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可她们拿得出林林总总的齐全证件，而你没有真凭实据，无奈只有批了……
为着形形色色的动机，中国人似细雨之后湿漉漉的新枝，辐射去春日的丽空一样辐射去了世界。十多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种愈来愈坚定、成熟、不为任何尴尬所困、不为任何风浪所动的开放政策。倘若有人以此为唾手可得，天经地义，或是面对开放总会有的负面影响，不思在更开放中激浊扬清，而是想起要走回头路，那么他们应该知晓当中国实行另一种国策的时候，人民曾经有过怎样的心理创痛，怎样的精神废墟。
自然，国策可以在一个早上，一片欢腾的旗海与雀跃的锣鼓声中，宣布划时代的改变，但也许对一个人来说，废墟便永远地成了废墟。
另外，还为着她的那双眼睛。那天，在她的一个女友家里，第一眼见到她时，我的心就被震慑了：
这是一双流泻出某种古老的忧郁的眼睛，让人想起落尽了果实的梨树，乳雾空蒙的远山……
这是一双泪水枯干，不会再哭的眼睛，可在这之前，多少年里它们一定泪花怒放，泪影莹莹，好似千叶离披的白菊，万点雨痕的桃林……
这又是一双融苦难与坚韧为一炉、化过去与未来于一池的眼睛，像一位参破玄机、心如止水的高僧，像一座紧闭的大门上钉着狮头铜环的庙宇，以亘古的沉寂抗衡着山下的万丈红尘……
我惊异于岁月的严酷磨洗，它在一位女性的眼睛里几近展示了全部的狰狞！
我又惊异于岁月的苍白与无奈，它未能完全泯灭她年轻时的风姿，那份蕴藉典雅还在，显然这是一份仅凭后天的教化还不行、还需要经过几代人血脉的积淀才能形成的蕴藉典雅。
一北京公园
安怡从小喜欢唱歌、跳舞，在上初中时，曾考取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员班，可父母不让去。
父亲早年留学德国学习化工，回国后白手起家，办起了一家规模不小的染织厂，1956年的公私合营的热潮里，在一个星期之内，他将自己变成了穿件中山装、夹个人造革黑包每天准点去厂里上班的普通职员。母亲曾是扬州一门望族的小姐，就读于香港圣保罗女子书院，毕业后一直在中学任教，1961年退职在家。在他们眼里，舞台生涯只是吃青春饭，他们希望一对儿女，此生有个类似医生这样的职业，除远离政治旋涡，还越老越吃香。
安怡还爱好文学。上初中二年级时，她从“绿肥红瘦”这个词里打探到了易安居士，从此每到重阳之夜，她的眼里都会浮现一个步履款款的素衣妇人，在那里咏哦：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凤，人比黄花瘦……
她为保尔·柯察金的豪言壮语而血脉贲张，她为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分道扬镳而辗转反侧。唐诗宋词，中外小说，一本本为她垒起了将来当一名作家的理想。考高中时，这理想却出卖了她，偏偏作文没有考好，给录取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中专部，上的是民用建筑设计专业。
那是个自觉地将个人理想服从于组织安排的年代，安怡很快地学一行，爱一行，在班上各门功课名列前茅，课外活动也是积极分子，参加了学院的舞蹈团。她跳“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那份马奶子葡萄般的原汁原味，使不知道的人，都以为她是一个维吾尔族的姑娘……
1963年夏天，她随团去北京师范大学表演，那次晚会有首都不少高校参加，还来了一些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主要的是朝鲜、越南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来自欧洲的留学生，好像唯有阿尔巴尼亚，他们合唱了一首《恩维尔·霍查之歌》。
几天后，她去新疆餐厅，买了几只羊肉串，要了两个冰淇淋，正坐下来吃，另一桌喝啤酒的一帮留学生里，站起来一个人，向安怡这桌过来。那回演出，她刚化完妆，剧务就来催她上台了，她提着裙裾匆匆跑过后台时，他似乎不经意地轻轻将她撞了一下……
他在安怡的对面坐下，问她：“你记得我吗？”
她礼貌地和他点了点头。他自我介绍名字叫巴提，是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在北京外语学院高等预科学习汉语，已经学了一年。他的一条短袖下毛茸茸的手臂，渐渐地伸过来，她赶紧将自己的手放下台面。他的脑袋又前倾了，咧开一副阔得几乎能塞进一个盘子的大嘴，结实的大牙后，浓浓的啤酒气味随之喷了过来：“我要和你交朋友。”
她赶快站起来，“我不喜欢你，不想和你交朋友。”
说完，扭头就出了餐厅。门又一阵砰响，她一回头，是巴提跟了出来，脸上又红又板，好似一面绷紧了的旗子。她向3路电车站走去，乘上电车她就可以径直回家。巴提却撩起一双长腿，流星赶月般紧追不舍。她有些慌神了，觉得马路上的人都在看她。她像是一只小鸡，他则像他那山鹰之国里飞出来的一头鹫鹰……
就在巴提要拽她的时候，他被一个人拉住了。此人足有一米八五以上的个头，好似一堵墙拦在了她和巴提的中间。他说他也是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名叫乔迪·科斯卡，他在餐厅里看到了这一幕，他问安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了，他回头便用阿尔巴尼亚语对巴提讲起了什么，两人似乎吵起来，但一会儿巴提就像被拔掉了利喙的山鹰，悻悻然地走了。
乔迪将脸投向安怡，她感觉他海水一样湛蓝的眼睛里，溢满了睿智与宁静。他说：“你别在意，他只是喜欢你。”
分手时，乔迪将与自己联系的电话，写在了一张纸片上交给她，她接过了。
此后一年里，她没有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可奇怪的是，每学期总要掉几次饭菜票的她，竟没有将这张纸片弄丢。
1964年5月的一天，她通过了毕业答辩，除了一道小题外，她的才思迸溅得似泄地时那一颗颗活泼、漂亮的水银珠……她高兴而又轻松地走在校园里，抬头望了望天，突然她想起了那一双湛蓝的眼睛。找出纸片，她给乔迪打了一个电话。听到她的声音，他的声音并不惊讶，仿佛他们是经常通话的老友，或者说他早就料到这是一个命中注定要来的电话……
紫竹院离两人所在的学校都不远，常常被外语学院的留学生们称之为“北京公园”，半小时后两人在这里见了一面。她告诉他，自己顺利通过了毕业答辩，她看出来，他为她真诚地高兴。他也告诉她，他也很快就结束在北京外语学院的汉语学习，暑假后将要分去沈阳的东北工学院，专业是黑色冶金。她也为他高兴，高兴里却隐隐地含有几丝惆怅。
以后，他们常常见面了，虽然安怡完成了毕业答辩，但还有课要上，一般都是晚自习后，乔迪来学院门口等她，两人沿大街在爽面的晚风里散一会儿步。
她陆陆续续知道了阿尔巴尼亚也像中国，一个人有了一个好的成分，便等于给未来买了一份牢靠的保险。乔迪的家庭仕途上并不显赫，可他父亲是战争时期的老游击队员，再加上他本人有7门功课考了5分，他便有了留学国外的资格。
恩维尔·霍查同志，似乎比毛泽东还忧心忡忡江山变了颜色。留学生们只有两个国家可以选择，一个是古巴，一个是中国。乔迪感到后者是一个东方古国，文化丰厚，也像太极图一样神秘，他来了中国。可呆了这两年下来，他有些后悔了，觉得自己应该去古巴。安怡一听，双眉如寒禽扑翅，“怎么，你认为中国不如古巴？”
他说：“中国的女孩子都很善良、可爱，但中国的男人见了你总是笑，不想笑，脸上也挂着个笑，他们在给你点头、向你笑、对你说好的同时，随时都在准备从后面打你……”
这时，安怡还觉得乔迪的这番话有点危言耸听。不过她喜欢两人间这无拘束的谈话。在学校她是个常抛头露面的活跃分子，院长认识她。和乔迪一起散步时，碰见过一回院长，她坦荡地叫一声“院长好”，院长面带微笑地对她点了点头，没有说一句诸如“安怡，你怎么交了个外国朋友”之类的话。
她觉得自己也无须躲闪，和巴提一类奔放的留学生比起来，乔迪有着东方人的含蓄和彬彬有礼，且阅历广博，是一个风趣而又值得信赖的朋友。除此而外，她不感到还有别的什么。
8月，她应邀和他去首都的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风景区——八大处玩了一趟，同去的还有乔迪的一个同学，名字叫伊里尔，也是阿尔巴尼亚留学生，父亲是一个将军，他和同校俄语专业的一个中国姑娘已经定了终身，这姑娘叫宋芸，也一起来玩了。这两人宛如春天的原野上一对撒欢的小马驹，天光云影里牵手，茂林花丛间拥抱，没有半点遮掩与压抑，有的只是青春与爱情，似寥廓山风般尽情挥洒……
安怡隐隐约约地感到，此番出游，是乔迪在为他们自己日后的关系提供某种注脚。在这几个月的接触之中，她也愈来愈发现：虽然乔迪只比她大一岁，可他说出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正在她心里想的；她打算做的每一件事，还没来得及做，他就替自己做了。这是一种神秘的心心相印。或者说别看他是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可文化和语言的隔阂，在他兄长对妹妹式的关怀、体贴里全消融了。他是她这一生中和她脾气最相投的人。
不见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初恋似潜入春夜的细雨，甜蜜、却又悄无声地漫上了一个少女的心灵。有人说女人一碰上爱情，便丢了自己的脑子。安怡似乎不是这样的女人，当她一发现那份甜蜜的同时，她就意识到了自己和乔迪关系所潜藏的某种悲剧性……
安怡似乎也是这样的女人，她在害怕乔迪说出那句古老又新鲜的话的同时，又期待着他说出这句话来。她还使了一点小小的心机，想事先验证当他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会不会也是有些招蜂惹蝶的留学生们，说惯了的一句写在流水簿上的誓言？
有一次，她约他在学院路南口见面，她却不打算准时去，想考验一下他对她是否耐得住性儿。老天也与她合谋，下起了一场瓢泼大雨。她坐在公共汽车上，经过南口时，透过一片白茫茫的水汽，见他未带任何雨具，浑身透湿地站在一棵树下。她硬着心肠不下车，去了终点站又坐上回头车，约莫过去了1个多小时，再到南口，乔迪还站在那里。
豪雨依然如注，像是在做一次彻底、周密的围猎，他往日高大的身影，簌簌抖抖，像蜷缩成了一只负伤的小动物，可这只“小动物”，除非被她的一支“箭”所击倒，否则就不会离开这场围猎……
9月底，安怡走上了工作岗位——市政工程的一个部门，可乔迪还在北京呆着。
一天，他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大使馆派人已经几次在宿舍里堵他，今天又来了，并通知他，如再不去东北工学院报到，就要送他回国。
她不敢问他，话筒里好一阵沉默，只听见彼此炽烈起来的呼吸声。她又不能不问他：“那你……为什么不走？”
一句也命中注定的回答，如黄钟大吕，訇然振动了她的耳膜：
“安怡，我……离不开你了。”
她约他晚上在“北京公园”见面，随后赶快挂上了电话。
北京的秋夜，一弯鹅黄新月挂在深蓝天角。月光淡若轻烟一样漫开，在紫竹院洒落满园婆娑的树影，拂动满园幽暗的花香。在这流动着天籁与生命力的世界里，安怡却感觉自己像一只木船，搁浅在冬天干枯的河道里，空有一腔去追逐爱与被爱的激情……
“乔迪，我发现我也喜欢上你了，所以以后，我们必须断绝来往。”
“为什么？”
“你的国家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我不能去。即使是我能去，我的国家也不见得会允许我去。既然这样，还是现在分手了好，避免双方将来痛苦……”
“安怡，你今天约我出来，我很高兴，可没想到你会对我说这些。这违背了逻辑……”
“不，这不违背生活的逻辑。我说这话，只是违背了我内心的意愿。”
长久的沉默。只有秋虫不知人事，泄水似地欢鸣……
“乔迪，我……走了。”
“那好吧，我再坐一会儿。”
那时紫竹院还没有大门，只是有个豁口，出去不远便是322线车站。安怡没有去车站，她躲在一棵大树后，想最后再看一眼他。十分钟过去了，不见动静。又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声响。陡然，她眼里消失了星光，消失了树影，只有大团大团的黑雾涌来。离开时她能感觉一种灰冷的情绪，包裹了他的整个身心，她害怕他会不会像一棵被雷电与山火挖空了心的老树，一下栽倒在山林里。一股似刀片一样明彻的痛感，疾利地划过她顿时如脱兔般起伏的胸脯……
她正要走出树下，前面传来了嘎啦嘎啦的声响。这是自行车链条磨擦罩壳的声音，乔迪的车子除了铃不响，几乎哪里都响。中阿两国，似乎是一对穷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