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最早知道章太炎的名字，是在赴日留学前的一九〇一年末。那时的太炎先生是一位“以文章排满的骁将，其所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书》，因其宣传革命思想，充满民族主义激情，影响极大；尤其是他在《苏报》上发表的慷慨激昂极富鼓动性的政论文字，对青年鲁迅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一九〇三年六月，太炎先生在他主办的《苏报》上发表了著名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斥改良派的倒退行为，将矛头直指清朝皇帝；接着又给青年革命家邹容写的被他称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的《革命军》作序。这两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重大反响。具有革命倾向的群众争相购买，拍手称快，政府当局和顽固派则感惶恐不安恼羞成怒。于是，当局以“污蔑朝廷“谋为不轨的罪名，勾结英国方面，将太炎先生抓进上海租界的西牢。邹容为分担责任，大义凛然于当晚自动投案被下狱中，不久就因“不堪其虐，含恨病死。太炎先生也被判刑三年，罚做苦工。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苏报一案。鲁迅时在东京，闻讯后深为震动，后陆续读到太炎先生在狱中的诗文，更加景仰先生之为人和百折不挠之精神。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即离鲁迅逝世前十天，他写下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在文中，他饱含缅怀之情，抒写了对先生的敬佩爱戴之情：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书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的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
一九〇六年，太炎先生在上海刑满出狱，又来到了东京。他加入同盟会，主持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这时，以孙中山、章太炎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围绕着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吸引了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留学生，也深深地影响了鲁迅。章太炎富有战斗性的文章，《民报》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初步介绍，都使鲁迅受到感染。那个时候的鲁迅，爱看《民报》，还专门将《民报》收集装订成册，以备随时翻阅。通过《民报》，鲁迅对章先生更加敬佩，于是就有了到太炎先生处听课治“小学的经历，时间在一〇八年的七月。
这年春天，在樱花含苞欲放的日子里，鲁迅和许寿裳以及其他三个同学，租了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一所房子，因系五人合租，他们便给它命名为“伍舍。“伍舍坐落在东京有名的学者住宅区，日本著名文学家夏目漱石曾在这里居住过。这所住处环境非常好，有广阔的庭院，花木繁茂，清静整洁。因与东京帝国大学和民报社址较近，留学生和一些革命党人常来造访，其中就包括了章先生的女婿龚未生。经龚的介绍，鲁迅便正式结识了名望大学问高的太炎先生。最初，太炎先生邀请鲁迅和周作人代为他翻译《吠檀多哲学论》、《印度宗教史略》等书，并请他们去听一位名叫密史逻的印度学者拟开的佛教哲学课。当时的鲁迅，对佛教没有兴趣，也就没去听讲。不久《民报》被日本政府查封，太炎先生即在神田大成中学为中国留学生开办国学讲习会。许寿裳回忆道：“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授课地点就在《民报》社章先生的寓所里。“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赫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我们同班听讲的，是宋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钧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许寿裳对鲁迅这一时期的学习专门有一段回忆文字：“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
鲁迅的学习非常认真，他听课时，“自始至终，一丝不苟，认真笔记，全部记录。为了加深理解，对内容增强记忆，每次听完先生的讲解后，总是从同学龚未生处借来笔记清本，详细核对内容，“有一卷至今还存留，可以知道对于他的影响。据有人考证，鲁迅不仅师从太炎先生学习“小学，而且“鲁迅在听太炎先生讲《说文》之后接着又听太炎先生讲《庄子》与《楚辞》；“不仅在民报社从太炎先生学，还在大成学校听过太炎先生的课。
虽然鲁迅师从太炎先生学习还不到一年，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总是怀着无比尊敬的情感，无论在什么地方或什么场合，无论是口头上或文字上，每提及先生，总是严肃尊敬而又亲切地称为“章师、“章先生，而更多的时候是称“太炎先生。这可以《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篇文章为证。在章先生逝世后的一篇纪念性文字里，鲁迅说道：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xx的xxx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xxx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从文字来看，鲁迅从师章太炎治“小学的学习读书经历，似乎对鲁迅并没产生多大影响，这是需要加以分析的。鲁迅自留学开始接触太炎先生的文字以来，受章的影响可以说是相当大的，从思想到人格，都打上了先生影响的烙印。当然，这主要是章先生当时的思想以及所显示出来的革命激情与顽强斗志，在精神上，与鲁迅所思所追求的具有相通之处。鲁迅在纪念章先生时所写下的文字，也主要着眼于革命家思想家的章先生，而非学问家的章先生。这篇文字显然是想概括章先生一生的革命业绩，并以此来驳斥当时的文侩对先生的奚落；同时也是为了唤起人们去注意被人遗忘也为章先生自己觉得“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的斗争性强的文字。鲁迅在这里，对章先生后来“身衣学术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收敛革命锋芒的形象，当然是有微词的，而其用心也并非不看重学问，轻视学问家的先生。因为，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斗争、革命，进行广泛的社会文明批评，为建立新的社会，刷新民族精神，为国家的生存和前途奋斗，才是头等的大事。我想，鲁迅之所以没有涉及先生的学问，尤其是专门指出从师学《说文》的事似乎没有影响，目的恐怕正在于此。
事实上，章先生讲解文字音训，对鲁迅是有影响的，对鲁迅后来的文学活动以及关于文字改革方面的经历，都深深地发生了作用。
一九一三年二月至五月间，教育部召开以“审定字音、核定音素和制定字母为议题的读音统一会，鲁迅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会上各种方案争执不休。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派，坚持采用太炎先生早年所拟的一套标音符号，经过反复讨论，最后获得通过。如果没有文字音韵训诂学的知识，鲁迅就无法去说服别人，通过太炎先生的方案。鲁迅自己后来说过：“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以后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这是有事实可证的。他早年所写的文言文章，以及他在编写生理学讲义时，把“脑写作“，“胸作“匈，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字表示精子，显然就是用古语的典型例字。正是有了这种专门学科的知识，他才能够在反复古的斗争中，游刃有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复古者、倡古文言的反白话者置于尴尬的境地。下面用周作人的话来结束这一节吧。他说，鲁迅听太炎先生讲《说文》的经历，“这对于鲁迅却有很大的影响。鲁迅对于国学本来是有根柢的，他爱楚辞和温李的诗，六朝的文，现在加上文字学的知识，从根本上认识了汉文，使他眼界大开，其用处与发现了外国文学相似，至于促进爱重祖国文化的力量，那又是别一种作用了，“在他丰富深厚的国学知识的上头，最后加上这一层去，使他彻底了解整个的文学艺术遗产的伟大。
抄读古书
完全可以这样说，在现代作家中，恐怕还没有哪位像鲁迅那样，抄录了那么多的古书；也没有人可与鲁迅那种如痴如狂沉浸在抄读古书中的劲头相比。
抄读古书的经历是从小时候开始的。养成这种习惯大体基于以下原因：一是想读想拥有的书，没有能力购买，因为很多书都编入了大部的类书和丛书，想买也买不起；二是有的书，即使有钱买也买不到，只好从别人处借来看，对有兴趣的就抄下来；三是后来家庭因祖父下狱，父亲病重，经济困顿，恐怕也没有能力买书了，只好抄；四是收一举两得之功，既读了想读的书，又练了书法。
在前面讲过，鲁迅从小就有影写画谱的习惯，那自然是出于对美术的喜欢和童年的好奇。对于书，少时的鲁迅自从进入这个世界以后，也格外钟情，书把他带入了知识的新天地，满足了少年旺盛的求知欲。因此，他尽力设法买书，而更多的是借书来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养成了抄书而又读书的习惯。周作人回忆了鲁迅抄书的事。他说：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总之是父亲病中这一段吧，鲁迅从本家那里，可能是叔祖玉田，也可能是玉田的儿子伯，借来了一部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部木版小本的“唐代丛书，在丛书中是最不可靠的一种，据后来鲁迅给人的书简中说：“所收的东西大半是乱改和删节的，拿来玩玩固无不可，如信以为真，则上当不浅也。但引据固然不能凭信，在当时借看实在原是“拿来玩玩的意思，所以无甚妨碍。倒是引起读书的兴味来，这一个用处还是一样的。那里边所收的书，看过大抵忘了，但是有一两种特别感兴趣，就不免想要抄它下来，正与影写画谱是同一用意。我那时年幼没有什么知识，只抄了一卷侯宁极的《药谱》，都是药的别名，原见于陶谷的《清异录》中。鲁迅则选抄了陆羽的《茶经》，计有三卷，又陆龟蒙的《五木经》和《耒耜经》各一篇，这便大有意义，也就是后来大抄《说郛》的原因了。
鲁迅的另一个弟弟周建人在回忆中，也多次提到鲁迅抄书的事：还有一件课外工作，即书房以外的活动，是抄书。他也很喜欢看讲草木虫鱼等的书。如《南方草木状》、《花镜》、《兰蕙同心录》等等，也占据了他的红色皮箱里一部分位置。后来又得了一部《广群芳谱》。抄的也就是这一类，如《释草小记》、《释虫小记》等等，许多这类文字都抄下来，起初的都用荆川纸，画了格子衬在里面来抄。后来刻了有直行的木版，定印了许多张，纸用竹纸，直行的条子用黑色，以后抄书就用这种纸头了。抄时只须衬上横格子，他自己抄不及，我曾经替他抄过几种，但名称现在都忘记了。
抄书的这段经历，对鲁迅的一生都是有影响的。唐对此有过总结，他说：“从这时起，他养成了抄书的习惯，以后不管什么书，买不到便动手抄。这段经历，不仅增加了他在木刻图画、生物形态方面的知识，还大大地锻炼了以后在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领域内感受、观察、综合、分析的能力，使他既敏捷锐利，又耐心细致。这是中肯之论。抄书不仅丰富了鲁迅的知识，使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为深入，而且确实培养了他做事认真踏实的优良品质，这与他后来提倡认真踏实的品质肯定有其内在的联系。
如果说，少年时代的抄书主要是出于对书的兴趣爱好和经济能力有限的话，那么，在教育部任职期间，尤其是在北京任职期间抄书，却是另外一种意味：既是对孤寂而百无聊赖生活的排遣，又是对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污浊氛围的抗议；当然，也是鲁迅更深入广泛学习，研究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
一九〇九年六月，鲁迅离开了留学七年多的日本，回到了祖国。他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中学堂、绍兴师范学校等地任教。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当时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对鲁迅的名声早已有所耳闻。经鲁迅留日同窗好友许寿裳的推荐，鲁迅再次来到南京，接受蔡先生的聘请，任教育部部员。鲁迅到南京的时间是一九一二年二月下旬。前不久，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就在溥仪宣布退位的次日，即二月十三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索取大总统的位置，中山先生在各种势力的包围和压力下，不得不履行让出总统职位的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二月十五日，袁世凯继任临时总统。辛亥革命的成果大权旁落，鲁迅曾经为之呼吁的一场革命，就在闹剧与悲剧的交织中，发生了蜕变，这一切对鲁迅思想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鲁迅赴任后，又看到了当时教育部与内务部联合给各省发出的一个通告，上面写着：“……查民国通礼，现在尚未颁行，在未颁行以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惟除去跪拜之礼，改行之鞠躬，祭服改用便服。鲁迅从这个通告上，似乎意识到了所谓革命的结局将是什么样子了，不过是除去了一条辫子和旧的礼服，在形式上有所改变而已。后来他在《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中，用“把古久先生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及砸碎“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这两件事，暗示性地指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给民众带来的并不太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