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童年时，读书带有很大程度的被动性，直到在三味书屋期间，读了《西游记》后，他才对书发生了真正的兴趣，读起书来便十分认真了。《西游记》里有许多绣像，鲁迅十分喜欢，他便用“荆川纸蒙在绣像上，将其一一描摹下来，订成厚厚一大本。这些影写图像的经历，在鲁迅的记忆中是那样深刻，以至在很久以后回忆起时，还充满了向往之情。他说：“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做‘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
鲁迅不仅广泛涉猎了美术专册和书籍中的插图，而且对当时绍兴城里的印书画的工坊也有兴趣：“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时期，经常到绍兴城里的木刻作坊、印纸坊去看木刻印书画和雕版工艺，给他的印象是很深的，直到晚年在与木刻青年通信时，还曾提起过这些事。记得他童年时看到雕工所用的雕刀的形状，提出来供木刻青年自制木刻刀时作参考。除了搜集插图书和画谱，鲁迅在青年时就开始搜集拓片，当时主要是搜集在浙江出土很多的六朝古砖拓片，后来编成了一部砖文拓片集——《俟堂专文杂集》，这部书在鲁迅先生生前一直没有机会付梓，直到一九六〇年才影印出版。
经历就是财富。鲁迅少时接触中国传统美术的经历，对鲁迅而言，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一是培养了鲁迅对美术的爱好。鲁迅一生对美术怀有由衷的喜爱。他不仅喜欢中国古代美术，而且后来又爱上了西方版画；他不仅一生都在搜求中西美术书籍，而且后来尤其是在晚年，致力于提倡中国现代木刻运动，热心培养美术青年，为中国现代木刻的振兴与发展做出了令后世景仰的伟大贡献。二是掌握了美术的基本技能，培养了对艺术的审美鉴赏力，为自己的美术实践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他在理论上把握美术的特质提供了感性材料，也为他倡导美育提供了认识根据。在他少时所搜藏的画册中，有些是讲国画技法的书，如《芥子园画传》就是一部很全面的画谱；再如《海仙画谱》是日本人小田海仙编的一部中国人物画法，此书又称《十八描法》，内容只有十八图，但是“用了各种衣褶的描法如柳叶描枣核描等，画出了“状如罗汉的若干模型来。影写画谱，长年积累，也使鲁迅掌握了一些绘画技巧，因此他不仅有十分高明的鉴赏力，而且能够自己作画，他的著作中的插图封面有些就出自鲁迅自己之手，如在广州编《朝花夕拾》写后记时，插图就是自己画的，《呐喊》第二版的封面，也是鲁迅自行设计的。在对美术的特质及其功用的理解上，鲁迅有相当精辟的见解。这些见解，决非无本之木，来自虚无的玄思，而显然与他少时接受美术熏陶有重要渊源。一九一三年二月，鲁迅写了《拟播美术意见书》一文，他以简明扼要的语言阐明了美术创作从生活到创作的规律，指出了美术的特质及其在人生中的作用。他说：盖凡有人类，能具二性：一曰受，一曰作。受者譬如曙日出海，瑶草作华，若非白痴，莫不领会感动；既有领会感动，则一二才士，能使再现，以成新品，是谓之作。故作者出于思，倘其无思，即无美术。然所见天物，非必圆满，华或槁谢，林或荒秽，再现之际，当加改造，俾其得宜，是曰美化，倘其无是，亦非美术。故美术者，有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缘美术必有此三要素，故与他物之界域极严。
这是讲美术从生活到创作的构思过程，下面讲的则是美术的认识、美育等功用。他指出：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惟，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
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物质文明，日益曼衍，人情因亦日趣于肤浅；今以此优美而崇大之，则高洁之情独存，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安。
鲁迅对美术的认识是深刻的。美术的反映生活、表现民族思维和精神的特点，通过美术去把握时代精神的变迁，都得到了明确的阐述；美术与道德情操的关系，美术对陶冶人之性情的作用，美术在精神人格培养及惩恶扬善，荡污秽树高洁的精神方面，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助益，其效应也是独树一帜的。这里，可以明显看到鲁迅把美术与改良国民性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也清楚地表明鲁迅追求艺术为人生的理论取向。三是通过美术作品把握中国文化的特点，了解中国历史和思想的指向，是鲁迅浸润在传统美术作品中的重要收获，也是他获取认识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如他对《山海经》中的“刑天（又作形天）舞干戚的认识。在《坟·春末闲谈》一文中，他说道：“《山海经》上就记载着一种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实在是很值得奉为师法的。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的好国民又不同。陶潜先生又有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这段话有丰富的意义。鲁迅从他少时所看到的图像中悟出了深刻的内容：历代统治者包括鲁迅所说的“阔人，都希望民众没有思想，没有头脑；然而民众及被统治者又不会绝对顺从，总会有不平有反抗，就像刑天一样，没有头了，还是要拿着盾牌操着大斧为自己的生存反抗斗争。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两种特性的象征。压抑人的思想和终会起来反抗，是中国封建时代统治文化和民众思想的特性。统治者利用各种手段培养驯良的臣民，从整体上也做到了；可驯良的百姓在忍无可忍之际，臣民们在走投无路之时，也会奋起一击，铤而走险，显示出为生存抗争的猛志来，并非驯服到死的。鲁迅在回忆他看《二十四孝图》之后，从朴素的心灵出发，认识到了孝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实际情形。他说：“我所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都是家藏的老书，并非我所专有。我所收得的最先的画图的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这虽然不过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上说，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使我高兴极了。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的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那时的鲁迅，少不更事，谈不上有后来那样的思想穿透力，但他从直觉上意识到做那样的“孝子，实在很难，对有的孝子的行为他朦胧地觉得不合情理，表示不解以至反感。然而，正是童时留下的这些印象和刺激，使他长大后去进一步思考，终于认识到了古代“孝子中的荒唐和虚伪的一面；正是这种儿时的经验，为他后来从本质上把握中国道德伦理的实质，认识中国人的意识和价值取向，打下了感性认识基础。四是为鲁迅后来搜集中国美术作品、编印中国美术作品作了艺术和思想的准备。鲁迅一生都没放弃对中国美术作品的搜集，收藏了大量中国美术作品。为了使一些珍贵的作品得以流传，他和别人一起，印行了《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一方面是为了传播和继承优秀的美术遗产，一方面自然是让人们通过作品去了解民族的精神及其文化面貌，再则就是在继承传统精华和吸收“外国的良规的基础上，“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另辟一境界，创造出现代的美术作品。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不过，伟大不是从天而降的，乃是他从童年时开始的艺术经验积累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讲，童年时开始的与中国传统美术书籍的接触与对话，确实是鲁迅博大精深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他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也是他培养伟大人格的一块沃土。
正统之外
自中国先秦圣贤成为至尊之后，他们的书以及由他们编定的书便成了“经书；科举制度诞生后，经书也就成了通向仕途走入官府大门的通行证。于是，皓首穷经，亟亟于科举之路，就成为一切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希望所在，成为一切读书人耀祖光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惟一道路；自然，经书就成为启蒙和学识的必读教本。鲁迅出生时，虽然新学已开始传播，但正统仍占主导，似更变本加厉。所以，少时的鲁迅，也和其他孩子一样，在经书丛中不断出入，从而获得了必要的经学基础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的训练。一九三五年四月，在一篇用日文写成的文章中，他回忆了那时的读经情形：“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在社会和家长的要求下，鲁迅读完了《四书》、《五经》，且还读了其他圣贤的经典。值得庆幸的是，鲁迅的祖父虽一生热心功名，但其思想尤其是对读书的态度是较为开明的。他认为，经书自然是要读的，这是出仕的根基；不过，经书之外也应涉猎。于是从七八岁开始，鲁迅就在祖父的指点下，读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后来在舅父家避难时，认识了一位“友舅舅，这位姓秦的“友舅舅从世俗的观点看，有些不务正业，但人很风趣，且性喜小说，几乎拥有那时所有的说部书。鲁迅除了和友舅舅有时闲谈外，多数时是借小说读。周作人讲：“总之他在那里读了许多小说，这便于增加知识之外，也打下了后日《中国小说史》的基础。鲁迅家中的两箱藏书，多数是经史及举业用的正经书，不过也有一些小说，如《聊斋志异》、《夜谈随录》、《三国演义》、《绿野仙踪》、《天雨花》、《义妖传》等。这些书，鲁迅都曾一一读过。
鲁迅的祖父对诗词亦十分看重。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张鲁迅祖父给鲁迅弟兄几个安排的读诗顺序，是十分有意义的，对了解鲁迅的读书生活很有价值：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
在祖父的安排指点的影响下，鲁迅读了《诗经》、《楚辞》，比较集中地读了陶渊明、李白、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的诗。这些诗人，其中一些人对鲁迅产生了较大影响，只要认真研究鲁迅的文学成就及人格结构，就不难发现鲁迅与他们之间的某种联系，特别是屈原、陶渊明、李贺、陆游等人给予他的影响是明显的。
真正使鲁迅一生都感兴趣且对他的思想发生重大影响的是正统以外的野史和子部杂家的笔记。周作人指出：“鲁迅对于古来文化有一个特别的看法，凡是‘正宗或‘正统的东西，他都不看重，却是另外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他读‘正经书——准备考八股出题目用的四书五经读得很快，可是因为有反感，不曾发生什么影响；“他对于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和宋朝的‘宋文公宋熹这两个大人物，丝毫不感受影响；“他爱《楚辞》里的屈原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渊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传奇文，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正史方面有一部明刊十八史，虽读过但并没下死功夫，主要是“以备查考。这就是鲁迅读书的志趣，也是他深厚的国学基础的重要的获取之源。所以，他“寻求知识，他自己买书借书，差不多专从正宗学者们所排斥为‘杂览的部门下手，方法很特别，功效也是特别的。正是从正统文人不屑一顾的“左道旁门中，鲁迅获得了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正是从正统经史子等书与野史笔记的综合与对比中，他认识到了历史的真相，抓住了文化的精髓，看出了别人所看不到的事物的本质。鲁迅之所以比同时代人来得深刻，思想的穿透力强，与他读书的选择显然关系甚大。周作人讲：“他不看孔孟而看佛老，可是并不去附和道家者流，而佩服非圣无法的嵇康，也不相信禅宗，却岔开去涉猎《弘明集》，结果觉得有道理的还是范缜的《神灭论》，这从王充脱出，自然也更说得好，差不多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已经找着了唯物论的祖宗了。他不看正史而看野史，从《谈荟》知道列代武人之吃人肉，从《窃愤录》知道金人之凶暴，从《鸡肋编》知道往临安行在去的山东义民以人脯为干粮，从《明季稗史汇编》知道张献忠和清兵的残杀，……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无道，正史上也不能讳言，但鲁迅更从《皇朝典故》的另一本《立斋闲录》中看到别的记录，引起极大义愤。就是这些正统外的书，为鲁迅提供了思想成熟的土壤，也为他形成“礼教吃人的思想提供了历史材料。他后来自述了在三味书屋期间读“杂览书的情形：“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就一些亲友的回忆看，鲁迅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看过《明史记事本末》、《安龙逸史》、《酉阳杂俎》、《容斋随笔》、《辍耕录》、《池北偶谈》、《六朝事迹类编》、《二酉堂丛书》、《金石存》、《徐霞客游记》等。至于成人后，在从事工作、教书、写作之余，看过的就难以计数了，这从一部《鲁迅全集》里所涉及到的中国古代史实、文人轶事、文坛掌故等内容的丰富和广博，就可认识鲁迅在这方面的功夫非常人所能及。
师从太炎先生
鲁迅在走出家乡到外地后，乃至又走出国门之前，就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对经学、史学、文学书籍的广泛阅读，为后来的发展，为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积聚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后来他到了日本，阅读兴趣逐渐转向西学，然而，由于与当时在日本的章太炎先生的结识，有机会成为先生的门徒，这就是师从太炎先生学“小学，即传统的文字、训诂、音韵之学。
章太炎，原名炳麟，字枚叔（一作梅叔），浙江余杭人，生于1869年，逝世于1936年，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也是著名的学者、国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