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共买一百零九种，其中书有五十九种，共一百二十九册，拓片五十种，共一百五十八张。共费资一百三十七元一角九分。
一九二二年。本年的日记缺佚，据许寿裳录存的部分看，是年买书九种，计九十册；拓片二种，共六张。共用钱一百九十九元。
一九二三年。共八十二种，书四十九种，计三百八十七册，拓片三十三种，共九十五张。共用钱一百四十九元二角。
一九二四年。共买七十四种，其中书五十种，计一百四十三册；拓片二十种，共一百零三张。总用资九十九元二角四分。
一九二五年。购七十四种。其中书有七十二种，总计二百二十七册；拓片共四十三张，共用钱一百五十九元一角三分。
一九二六年。共一百三十二种。其中书一百二十五种，共八百二十九册；拓片七种，计三十张。共费资四百元零三角。
一九二七年。共一百五十种，全为书，无拓片，共四百九十七册，总用资三百零七元九角五分。
一九二八年。共二百四十四种。其中书二百二十九种，共四百五十四册；拓片四种，计一百一十四张。共花去五百九十四元八角。
一九二九年。共二百二十一种，其中书二百零八种，计二百九十五册；拓片和画页十三种，共四百七十九张。总付出八百八十六元四角。
一九三Ｘ年。总二百九十九种。书有二百八十四种，计四百零二册；画帖画页十五种，共一百六十一张。本年花在书画上的钱大大超过以往，总计用去二千四百零四元五角。
一九三一年。是年共二百二十三种，书有一百八十八种，计三百九十九册；画三十五种，共一百八十八张。全年总出资一千四百四十七元三角。
一九三二年。全年共一百九十四种。书一百七十种，总三百二十八册；拓片和画页共二十四种，计六十四张。是年用资六百九十三元九角。
一九三三年。全年总计一百九十八种。其中书一百九十种，三百九十二册；画页八种，计九十七张，全年费资七百三十九元四角。
一九三四年。全年总计三百零四种，书有二百九十种，共一千一百八十八册；拓片和画十四种，总计八十三张。全年书费总共八百七十八元七角。
一九三五年。全年计二百一十三种。其中书有二百一十二种，计九百二十一册；拓片一种，共六十五张。全年共支出一千零二十九元二角。
一九三六年。全年总共一百三十八种。其中书有一百三十种，三百三十八册；拓片八种，计二百三十张。书帐记到十月十三日。总共用五百七十七元一角。
在二十多年中，有据可查的书帐，全部统计起来，买书三千零九种，共九千六百册；购买各种墓志、碑文、刻石、画像砖、画像等拓片六千九百零六张；共费资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三元二角九分。这里所统计的，是很不完整的，仅是一九一二年五月后的书帐，此前在绍兴、南京、杭州、日本生活期间所买的不在内，而这一段时间买书的数量肯定不少，从前面的讲述中可以看出。即就本时期来说，也不是所有的书都已记入帐中。在一九三六年前半年的书帐后面，鲁迅写道：“月初以后病不能作字，遂失记，此乃追补，当有遗漏矣。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漏记是免不了的。此外，书的种类虽只有三千余种，但里面有很多是丛书，说部、汇编性的，每一种里面实际上包含了若干种，实际书的种类就远远超过现有数字。
自鲁迅工作以来，并不富裕，他买书毫不吝啬，甚至不惜千金一掷，但这些都是极尽节约而来的。许广平回忆了他为买《四部丛刊》时颇费踌躇的事。买《四部丛刊》的事发生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鲁迅日记载：“《四部丛刊》续编一部，百三十五元，取得八种。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四日日记：“夜三弟来并为豫约《四部丛刊》三编一部，百三十五元，先取八种五十本。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日记中说：“晚三弟来并为取得豫约之《四部丛刊》三编二十二种百五十本。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日记中又记有买缩印本《四部丛刊》事：“三弟来并为代定缩印本《四部丛刊》一部，百五十元。这是缩印本《丛刊》的初编，共一百册。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所定《四部丛刊》全部到齐，日记中说：“蕴如来并为取得《四部丛刊》三编第四期书三十二种一百五十本，全部完。从日记中看，鲁迅为此投资了好几百元，对他来讲，是下了决心的。许广平说：“当他想要买《四部丛刊》之类做文学史的准备材料时，曾经为了要花去几百元钱而游移不定了好久，还是我劝了才决定买的。至于我自己衣着的不讲究等，是一面不愿意和他做太相反的对比，更不愿在不必要的地方花去他绞脑汁换来的金钱，而他却时常笑笑地说：‘看你这样落拓，去买一些新的来吧！我说：‘要讲究，你这点钱不够我花呢。彼此一笑也就罢了。鲁迅一生都不重视享受，一则是由生活观决定的，他主张艰苦与简单；一则也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他收入不算少，但负担重，开销大，尤其是书，那是非买不可的。于是只好放弃物质的追求，省下钱来用于买书。
出版编辑与书籍装帧
读书、买书、著书，是鲁迅一生乐此不疲，始终不渝的事业，然而他不仅仅于此；他一生办过出版社，编过不少刊物，在书籍的装帧艺术方面，也有独特的经验。只有将这方面的生活内容纳入，才算是将鲁迅读书生涯完整地表现出来了。实际上，这些内容完全应该被视为读书的另一种形式。
鲁迅一生办过七个出版社。名为出版社，但多数没有编辑部，也无印刷厂和售书发行的门市部，不过是取一个印书的名义，为自费印书或为别人出书，确立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号而已。
最早办的出版社是未名社，它成立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成员除鲁迅外，其余五位皆为二十来岁的青年，他们是曹靖华、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开办经费由六人合资，鲁迅出了四百六十元，另五人每人出五十元。未名社成立后，鲁迅主编了《未名丛刊》，主收译文，共收二十三种，鲁迅为支持这一事业，将自己的五种译文也编入丛书，以便引起读书界对此丛书的重视；还编了一套《未名新集》丛书，专收未名社成员的创作，鲁迅的《朝花夕拾》就收在其中。未名社还在鲁迅支持指导下办了《未名》半月刊，发表同人作品，该刊创刊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停刊于一九三〇年四月。鲁迅办未名社，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使萧索的读者，作者，译者，大家稍微感到一点热闹。未名社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活跃文艺，扶持新人，推动翻译与创作。鲁迅在未名社出书六种，从不提取稿费，便现出他办社的真正目的。
未名社之后，鲁迅又办了朝花社，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底，成员有鲁迅、柔石、王方仁、崔真吾和许广平。经费仍靠成员共同投资，每人一股，鲁迅自己一股，并以许广平名义投一股，柔石一股也由鲁迅垫付，实际上鲁迅承担了开办费的五分之三，主要是为了增大出书能力。朝花社出版了《朝华周刊》，由鲁迅与柔石合编，鲁迅设计筹划了该刊的编排格式、刊头图案、插图等。该刊创作、译作兼收。从一九二九年一月始，该刊附出《艺苑朝华》画刊，意在介绍外国的艺术，发掘固有的艺术遗产，以便中西融汇，促成新艺术的繁荣。《朝华周刊》出了二十期，《艺苑朝华》出了五辑。《周刊》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停刊，六月又出版了《朝花旬刊》，共出了十二期。朝花社还出版了《朝花小集》丛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丛书，前者出了译作《接吻》，后者也只出了两种；还计划出《北欧文艺丛书》，但未成。原因主要是经费，由人代销的书收不回款，结果老本赔光，债务由鲁迅柔石分担，实在无力支撑下去，只好停办，前后时间不到一年就夭折了。
但鲁迅并没丧失办出版社出书的信心。一九三一年，又办了三闲书屋。这是一个既无编辑部又无出版部也无门市部的出版社，是鲁迅自费印行书籍的一个名义。书屋共出书七种，《毁灭》、《铁流》皆是以书屋名义出版的，还出版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另外四种是版画集。这七种书，全由鲁迅亲自编辑、校对，亲自设计装帧，连印刷厂都是自己联系。在《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的广告中，鲁迅谈了自费印书的动机：“敝书屋因为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堕落和滑头，有些不满足，所以仗了三个有闲，一千资本，来认真介绍诚实的译作，有益的画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卖主拿出钱来，拿了书去，没有意外的奖品，没有特别的花头，然而也不至于归根结蒂的上当。编辑并无名人挂名，校印却请老手动手。因为敝书屋是讲实在，不讲耍玩意儿的。
三闲书屋在运行过程中，确实逐渐亏损。可鲁迅就在这亏蚀间，仍支持费慎祥办野草书屋。野草书屋每出版一本书，几乎都是由鲁迅垫支印刷费的，实质上仍是自费出书的变样。该书屋出版了瞿秋白译、鲁迅序的《肖伯纳在上海》以及收入《文艺连丛》中的曹靖华译的《不走正路的安德仑》。后来文艺连丛移交联华书局出版。
此外，鲁迅还以铁木艺术社名义，自费印发了《木刻纪程》一书；他又办版画丛刊会，同郑振铎共同印行了《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他还取名诸夏怀霜社，自费精印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出版社的名字就隐含了华夏人民怀念瞿秋白（瞿早年的名字为“霜）的意思。
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为了革命和文学艺术的繁荣，鲁迅不惜钱财，自办出版机构，印行了不少有益的书，这种精神将成为一笔宝贵财富，影响后世。
鲁迅还编过不少刊物，除上面提到外，他还主办、参与、合编了九种刊物。最早创办的刊物是《莽原》周刊。四开一张，随《京报》附送，从一九二五年四月创办，到十一月月底停刊，共出三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一月，改为半月刊复出，三十二开本，脱离京报，由未名社出版发行。鲁迅南下后，由韦素园接编，后因客观原因的干扰，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停刊。该刊富有朝气，发表了大量批评社会的文字，同时亦发表了一些创作和翻译的小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鲁迅在上海接编《雨丝》。该刊创办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初在北京，鲁迅实为主要支持者和作者。鲁迅接编后，改十六开为二十五开，仍为周刊。一年后，鲁迅推举柔石接编，后又交李小峰编辑，到一九三〇年三月，自行停刊。鲁迅接编期间，增加了“社会批评内容，引起了较大反响。
一九二八年六月，鲁迅和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该刊二十五开本，每期约一百五十页，共出了十五期，主要发表文艺创作、翻译作品及文艺理论论文，同年十二月，他又创办《朝华周刊》，由他和柔石编辑，共出二十期；后改为《朝华旬刊》，出十二期。所发作品为创作与译文，译文多为“弱小民族的作品。
一九三〇年一月，创办《萌芽月刊》，由鲁迅和冯雪峰共同编辑。从第三期起，变为左联机关刊物。第五期出版后，遭当局禁止，故第六期改封面为《新地月刊》发行。该刊的编辑方针是：“不论小说，诗歌，随笔，地方写实，以及关于文艺或社会的评论，均所欢迎；但对于文艺或社会取了轻浮的态度，或故意歪曲的稿件，以及只攻击个人而并无社会意义的文字，概不收容。
一九三〇年五月，鲁迅还主编了大型文艺理论季刊《文艺研究》。鲁迅在《文艺研究例言》中，表明了该刊的宗旨：“意在供已治文艺的读者的阅览，所以文字的内容力求其较为充实，寿命力求其较为长久，凡泛论空谈及启蒙之文，倘是陈言，俱不收入。可惜的是，该刊仅出一期，便被迫关门停办。接着不久，鲁迅与冯雪峰又编辑了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该刊原定一九三一年四月出版第一期，因印刷问题，到八月才在上海正式出版。从第二期起，更名为《文学导报》，出至第八期停刊。该刊是地下出版的秘密刊物，革命性、战斗性强，表现了左翼作家的共同意向。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鲁迅和冯雪峰又共同编辑左联机关刊物《十字街头》，此为旬刊，每期四开新闻纸一张，共出三期，后被当局查禁。到一九三四年九月，鲁迅又担起了《译文》的编辑工作，最初三期由他个人负责，从第四期起交给黄源负责，但鲁迅仍负指导责任。出至第十三期，曾停刊，后又复刊，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因抗战爆发而停止，共出二十九期。
从鲁迅在日本萌发办《新生》始，通过办出版社和编辑刊物，一是实现了促进新生、抨击旧物的改革社会和人生的意愿，一是通过刊物，发现扶持了新的作者，为新文艺和文化建设培养了生力军。可以说，他所做的这一切，真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长期的编辑实践，长期的与书打交道，使鲁迅在编辑与装帧艺术方面，有一套独到的方法，体现出了他对书的形式有着别人难以比拟的审美情趣。这里，择其主要作一介绍。
鲁迅一生编过多种丛书，编过多种刊物，为一些作者编集子，修订译稿，修改文词，表现出了一个编辑应有的严肃认真热心的高尚品德。一九三二年，他写有《鲁迅译著书目》一文，列了他所选、所编校的书有：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故乡》、高长虹的杂文集《心的探险》、向培良的短篇小说集《飘渺的梦》、崔真吾的诗选集《忘川之水》、任国桢译《苏俄的文艺论战》、胡译的苏联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董秋芳译的俄国但兼珂的短篇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孙用译的匈牙利裴多菲的诗《勇敢的约翰》、李兰译的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夏娃日记》、柔石的小说《二月》、叶永蓁的长篇小说《小小十年》、韦丛芜译的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穷人》、李霁野译的俄国安特莱夫的剧作《黑假面人》、梅川译的安特莱夫的小说《红笑》、许霞译的匈牙利至尔·妙伦的童话《小彼得》、周建人译的生物学论文选《进化与退化》、柔石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剧作《浮士德与城》、贺非译的苏联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侍桁译的苏联伊凡诺夫的小说《铁甲列车》等。此后，他还编校过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曹靖华译的《不走正路的安德仑》、瞿秋白译的《解放了的唐·吉诃德》以及曹靖华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等。鲁迅做这些事，态度非常严肃认真，他自己就说过：“即使校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虽说做这些事，原因在于‘有闲，但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而为生活而出卖，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功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
鲁迅对待来稿，不仅处理及时，而且从不马虎草率。无论用否，都及时回复作者；有的来稿，字迹潦草，看起来很费劲，尤其是复写稿，但他从无怨言，总是艰难而认真地审读；有的稿子需重抄，他常动手自己抄，有时请许广平代抄，不愿麻烦作者，表现出了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奉献精神。
书籍的装帧设计也应是编辑掌握的艺术。鲁迅长期与中外图书打交道，又从编辑的实践中认识到了图书形式精美的意义，因此，他特别重视书的版式、插图、封面，对色彩、纸质等也颇有心得。这里讲主要的几点，给读者了解鲁迅提供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