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式，是他特别关注的。在校他的译作《苦闷的象征》排印样本时，他想到了版式的安排，不仅是一种形式美，更重要的是透过形式折射着某种心态某种精神，反映着民族精神的一个侧面。他在《忽然想到》之二中说：“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寄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的。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他进一步指出：“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所以他说：“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因此，凡鲁迅所设计的版本，每本书的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每个大小题目的前后都有空行。此外，当每行开头出现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时，如不处理，就不好看。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在看他的译作《竖琴》和《一天的工作》的校样后，他给良友公司的赵家璧写了一封信，讲了他当校对时的经验：“书的每行的头上，倘是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曵，）的时候，是很不好看的。我先前做校对人的那时，想了一种方法，就是在上一行里，分嵌四个‘四开，那么，就有一个字挤到下一行去，好看得多了。正如赵家璧所说：“这个方法今天已在出版界普遍实行，但追本溯源，还是先生做校对人时首先发现的呢！许广平讲：“校对中，遇到一行的顶头有标点，他都认真地划到每行的末尾；一张校样，正面看看，还要倒过来看看，这样，字排得正不正，排行是不是歪斜，就很容易发现了。他要求天地头要排得整整齐齐，那个地方空得多，那个地方比较挤，那个地方错落不齐，他都在样子上做出记号，有时用尺划一条直线，以引起排字工友的注意。
书的封面犹如人的衣服，鲁迅对封面设计也异常重视。他先后设计过几十种书刊的封面。他还为自己的著作设计封面，如《呐喊》、译作《桃色的云》等。像《呐喊》，底色为大红，书名和作者姓名在正中上端的黑框中且用阴文衬出，显得热烈而厚重；《华盖集续编》，以白为底色，“华盖集三字用仿宋体，作者“鲁迅用拉丁拼音文字，写在书名之上，“续编二字画成隶书阳文印章式样，套红斜盖在书名之下，这种设计，简朴但又相当醒目。连出版行家李小峰在后来的回忆中，对鲁迅自己设计的著作封面也赞不绝口，他说：“回溯到三十年以前，在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还正在青年的时期，当《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剧》，鲁迅译）和《呐喊》……这些书初到了我们的手里时，一看外形，已足够吸引我们，使我们惊喜赞赏，爱不忍释了；新颖的装帧，疏朗的行列，洁白的纸张，决非坊间同类的书所可比拟的，这是鲁迅先生最初亲自设计的两种书。此外，鲁迅还为自己编的文集、画册设计封面，像《木刻纪程》、《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其中《引玉集》的设计匠心独运，底色为大红，正中一黑线方框，框左是直写的“引玉集三字，右边是几行横写的画家的英文姓名，末行有“木刻59幅字样，图案别致，对比鲜明。他也为自己编辑的刊物设计封面，如《奔流》、《萌芽月刊》等；另外，他给别的作者的书籍也设计过封面，高长虹的《心的探险》便是他从六朝人墓门画像中取材而成的，封面用青灰色发丝纸，印赭色图案，画群鬼腾云作跳舞状。不仅如此，他还热情关心封面的设计工作，对设计者亦表现出关怀之情。诚如李小峰所言：“鲁迅先生很重视一本书的封面设计，不仅是对图案，就是书店、作者的字体大小和安放的位置、颜色、纸质都是很注意的。有些书，仅仅是书名、作者，没有图案，也处理得很适当，看上去很舒服。关于封面设计，在鲁迅的书信中，所涉甚多，显示出了他独特的见解和悟力。
鲁迅开始接触的书是绘图的书，插图就成了他一生追求的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插图，在鲁迅的心中，既有装饰意义，又有助于理解书的文字内容。他说：“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显然，图是内容的构成，是有意味的形式。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在给李小峰的信中，他就指出了插图的意义。他说：“我因此想到《北新》，如果每期全用这书（按：指日本坂垣鹰穗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中所选的图画两三张，再附译文十叶上下，则不到两年，可以全部完结。论文和插画相联络，没有一点白费的东西。读者也因此得到有系统的知识，不是比随便的装饰和赏玩好得多么？鲁迅对插图的喜爱是不遗余力的。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他听说邹韬奋编成了《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他便写信给邹，提出了插图问题。他首先肯定邹韬奋的劳绩“实在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接着他说：“我以为如果能有插图，就更加有趣味，我有一本《高尔基画像集》，从他壮年至老年的像都有，也有漫画。倘要用，我可以奉借制版。制定后，用的是那几张，我可以将作者的姓名译出来。看，他不仅对自己的著作或编选的书注重插图的选用，对别人的书他也是那样热情地给予关注。是的，书有插图，不仅在形式上有变化，改变了全文字的呆板，而且确实能为读者增加趣味，读读文字再赏赏图，既可收到文字与图相互发明之功，亦可使读者在轻松的状态下获得愉悦，得到美的享受，使读者看文字时又不至于过分凝重。所以他直到晚年，仍积极主张书应有插图。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他给孟十还的信中这样写道：“记得十九世纪末，绘图的《聊斋志异》出版，许多人都买来看，非常高兴的。而且有些孩子，还因为图画，才去看文章，所以我以为插图不但有趣，且亦有益；……历史演义（会文堂出版的）颇注意于此，帮他销路不少，然而我们的‘新文学家不留心。这里，鲁迅对插图的作用说得十分明白，不仅有美学价值，还有刺激购买欲望的商业价值；他批评新文学家不注重插图，实际上是想纠正由此带来的弊端，希望他们认识到插图的作用，以便能占领图书市场，吸引更多的读者。只要去看看鲁迅所编的书刊，他总是尽量使之图文并茂。《毁灭》、《铁流》皆印有作者的彩像和多幅插图。他主编的《文艺连丛》中的《不走正路的安德仑》、《解放了的唐·吉诃德》，皆有精致的插图多幅。他找人译马克·吐温的《夏娃日记》，乃是因原版书有精美的五十五幅插图。他所编的刊物，每期都刊有插图。这一切都说明了鲁迅对插图的重视及提倡。他的辛勤劳作，为我国的书刊装帧艺术作出了贡献。在现代出版史上，鲁迅也应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附录鲁迅读书著译年表
一八八一年，一岁
九月二十五日（夏历八月初三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姓周，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名树人，字豫才）。
一八八七年，七岁
入家塾读书，从叔祖周玉田先生读《鉴略》。在此读书期间，接触了《花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山海经》等绘图本书。
一八九二年——一八九七年，十二——十七岁
一八九二年二月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读书。在塾中，开始较多地接触各种画谱，尤对《二十四孝图》中的一些故事发生反感。一八九三年秋，祖父因科场案入狱。鲁迅避难于亲戚家。避难期间，读了不少中国古代小说。一八九五年前后，搜集、抄录古书的兴趣日浓。前后五年中，鲁迅读的书大体如下：《四书》、《五经》、《周礼》、《仪礼》、《尔雅》等正统经书；《西游记》、《水浒传》、《荡寇志》、《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绿野仙踪》、《天雨花》、《义妖传》等小说；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韩愈、白居易、温庭筠、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的诗文；明刊《十八史》以及大量野史杂记，如《谈荟》、《窃愤录》、《蜀碧》、《鸡肋编》、《明季稗史汇编》、《立斋闲录》、《明史记事本末》、《安龙逸史》、《酉阳杂俎》、《容斋随笔》、《辍耕录》、《金石存》、《池北偶谈》、《六朝事迹类编》、《二酉堂丛书》、《徐霞客游记》等；还有若干画谱，也在他翻阅之列。
一八九八年——一九〇一年，十八——二十一岁是年五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同年十月，改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三年间，鲁迅除了从课堂上接受了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及专业教育外，课余读书主要有：严译名著如孟德斯鸠的《法意》、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名学部甲》，尤其是读了《天演论》，对他影响甚大；林纾译西方小说如《茶花女轶事》、《包探案》、《长生术》等多种；当时流行的《中西纪事》、《日本新政考》、《科学丛书》、谭嗣同的《仁学》等；同时，他读了《红楼梦》、《世说新语》、《古文苑》等书。此时期作有《戛剑生杂记》短文四则、《花杂志》短文二则；还作有旧体诗五首以及《祭书神文》一篇。
一九〇二年——一九〇九年，二十二岁至二十九岁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从矿路学堂毕业。同年三月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学习，主要以学日语为主。课余读哲学与文艺书籍。一九〇三年作《斯巴达之魂》，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发表在《浙江潮》第五期上。同年还著有《说日》、《中国地质略论》，翻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均得以出版和发表。一九〇四年从弘文学院结业，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课余翻译《世界史》、《北极探险记》、《物理新诠》等书，译稿未发表，已佚。一九〇五年译美国路易斯·托伦的科幻小说《造人术》，发表在是年上海《女子世界》第四、五期合刊上。一九〇六年三月，从仙台退学回到东京，从此一心从事文艺运动，其间大量搜读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以及具有民主革命倾向的俄罗斯文学。是年与顾琅合编的《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一九〇七年翻译英国哈葛德与安德鲁·兰合著的小说《红星佚史》（原名《世界的欲望》）中的十六节诗，收入周作人译《红星佚史》一书，十二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年为留日学生主办的《河南》月刊撰写《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一九〇八年译匈牙利籁息的《裴多菲诗论》，并撰写论文《破恶声论》，均未完。一九〇九年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又独译俄国安德烈夫（又译安特莱夫）的小说《红笑》，未出版，稿已佚。八月归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和化学教员，编有生理学讲义《人生象》、《生理实验术要略》。其间所读主要为西方哲学与文学作品。对尼采、拜伦的著作尤为喜爱。
一九一〇年，三十岁
七月，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职，回绍兴。九月，任绍兴府中学堂生物学教员及监学。课余，开始大量翻阅古籍，辑录唐以前小说佚文，为后来编著《古小说钩沉》作了大量资料工作；同时，又搜集有关家乡地理历史方面的佚文，后将这些佚文，整理汇编成《会稽郡故书杂集》。
一九一一年，三十一岁
本年夏辞绍兴中学堂职，十月辛亥革命爆发，应学生之请又回校暂复原职。后又任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本年辑录、校勘了唐代刘恂的博物古籍《岭表录异》，并作文言短篇小说《怀旧》。
一九一二年，三十二岁
二月，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无培之邀，赴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公余常往江南图书馆借阅古籍，辑录、校勘有关古书。从唐代沈亚之的《沈下贤集》录出《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三篇，后编入《唐宋传奇集》。五月初，随部迁北京。八月被教育部任命为佥事，并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是年在日记中，阅读和抄读、辑录的书有《庚子日记》、《谢承后汉书》、《长短经》、《续谈助》、《式训堂丛书》、《拜经楼题跋》、《虞世南诗》、《经典释文》、《史略》、《北堂书钞》，补抄《雅雨堂丛书》、《谢沈后汉书》等。
一九一三年，三十三岁
这年翻译了日本上野阳一的论文《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发表在本年《教育部编纂处月刊》。校辑南京张《云谷杂记》，以明代吴宽丛书堂本校《嵇康集》，抄、读虞预《晋书》、《说郛》、《易林》、《石屏集》、《嵇中散集》等。
一九一四年，三十四岁
从四月起，开始大量选购佛学典籍，公余研究佛学思想。看的佛学书主要有：《三教平心论》、《释加如来应化事迹》、《华严经》、《华严经决疑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金刚般若经》、《金刚经心经略疏》、《大乘起信论梁译》、《唐高僧传》、《阿育王经》、《百喻经》、《弘明集》等，还校录了《法显传》、《出三藏记》；抄读了《沈下贤集》，借阅了《文选》、《通鉴考异》、《两汉书辨疑》、《三国志补注》、《四明六志》等。
一九一五年，三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