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价值系统中，其消极的有碍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有碍于人性健康发展的因素也十分之多，像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缺少开拓创新冒险精神，或片面强调精神而轻物质，个体独立意识较弱甚至否定个体，无为思想，不争意识，顺应自然……等等观念，对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是有着相当大的消极影响的。而中国书中，大量记录的、宣扬的正是这些思想，提倡的也正是这些观念。因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需要皇权稳固，需要社会稳定，因此必然会以适应统治者需要的价值观念来教化人民，培养符合统治阶级道德伦理及其思想标准的臣民。这样，替帝王立谱、为圣贤立言的书，其所写的内容就可想而知。无论人们接收什么样的理想，积极的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消极的如“无为不争。在封建时代，这在本质上都是消解人的独立意志，培养“忠臣孝子，泯灭个体创造性的。所以，在中国大量的人生训条和人生格言中，除了让人为统治者尽忠效力的一些话语不无活力外，余者多数是按“顺民的要求来拟定的；诸多的礼数、规章、律令，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的约束，不是人的解放；是对人的思想、情感、行为的严重压抑，而不是让这些合理地得以表现。一言以蔽之，即鲁迅所说的，是让人“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试想，在一个过分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民族里，尤其是“礼无处不在的国度里，个人又能有多少作为，人生还有多少活动的空间？实际的人生被“礼虚饰掩抑了，剩下的只能是对“礼的顺从，是对“礼所规定的人生内容的实行。反过来看，西方民族由于所处的环境、人文传统有别于我们，在价值取向上，与我们有着鲜明的差异。
自文艺复兴以来，当西方人从神的桎梏下逐步解放出来以后，人的观念得到了根本解放，开拓创造，冒险扩张的意识也日益浓厚。于是，它们在世界上开辟殖民地，掠夺别民族，成为不可一世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我们并不赞成把灾难与痛苦强加给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强盗行径，我们要大力谴责把强力建立在掠夺侵略别国基础上的非正义道路；另一方面，也应清醒认识到，这些不道德的的野蛮行为，客观上也显示了西方民族的进取、争斗的精神，表现出了它们敢于冒险的思想。所以，当接触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图书时，就会强烈意识到灵魂的不安与骚动，感到顽强的斗争抗争思想，领略到积极的为生存发展而奋战的生命跃动。这就是鲁迅所谓的“读外国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感慨之所发。经过上面的分析，就可明白鲁迅劝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而读外国书的用意何在，即使他没有说明，可实际上就是要青年学外国精神、思想、文化之长，来补己之短，以振奋自己民族的精神，在充满竞争的世界上，在斗争日益激烈的民族之林中，为自己的民族谋生存之路，选择适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念。一句话，他希望中国青年面对更广大的人生，尤其是在民族独立与富强这样的面对世界的人生问题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于是，我们认为，鲁迅的话，即使偏激和片面，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其中包含了更深的内容，其真实动机和目的是为了国家与民族。
其次，我们要看看鲁迅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一贯态度是什么，看他是不是有民族虚无主义。同样，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鲁迅没有文化虚无主义。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予以猛烈批判，否定民族思想中不适宜现代中国人生存发展、独立富强的因素，是鲁迅坚持到生命终结的态度。但是，除了在一段时间内，为了启蒙、为了迎击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和顽固守旧派的“国粹鼓噪外，他的态度是继承与批判共存的。
早在一九〇七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指出：“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得，得其神明，施之中国，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鲁迅扬己之长，取人之长，开创新路的思想，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要在世界上争一席之地的正确选择。稍后，他又写了《摩罗诗力说》，在文中，他并没有简单地否定“怀古，也肯定了“怀古的意义，但他明确指出“怀古必须与向前进结合起来，只是作为借鉴，否则就是危险的。他说：“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能将自己辉煌的过去与未来突进结合，不能时时汲收新的营养，“过去终将不保，而光明也难以出现，这已是今天人们的共识。由此可见，鲁迅在九十年前的思想不是十分精辟而深刻吗！
在“五四运动的十年时间中，鲁迅主要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但他明确的基点是建立在只有革新才能保古、只有批判文化的消极性特质才能保证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发展这样的前提上的。他说：“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所以他认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到了三十年代，鲁迅对传统文化消极面的批判仍未停止，言辞当然有所缓和，没有“五四前后那么峻急。他说：“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如果联系到现代以来我们民族面临的生存压力，想想当时一些“国粹派的不肯变革的顽固态度，鲁迅的批判是有的放矢的，何况他并没有像全盘西化论者那样，对民族文化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而是有前提的，是从社会历史具体条件着眼的。所以，我们认为，鲁迅决非文化虚无主义者，诚如他自己所说：“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鲁迅的一生实践，证明的正是这样的思想。
再次，当我们了解了鲁迅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后，就要回到《青年必读书》产生的现实社会情况上来。鲁迅之所以写这篇文章的现实用意，恰恰是对那些复古者之流，反对新的变革的保守派的有力一击，这就是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复古主义、死守传统不思变革，在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似乎已成为民族思维中的定势；拟古仿古恋古迷古复古也几乎变成中国古代人的难以改变的情结。“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这一古老的思想又在一些人身上复活，他们扛起“卫道保存“国粹的旗帜，在冠冕堂皇的“捍卫民族文化的口号下，向新文化运动发起进攻，企图将走上革新之路的中国拉回到过去，让人们拒绝其它民族的先进的东西，仍然躺在老祖宗的怀抱里，做“天朝上国，“精神文明天下第一的美梦。早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际，就有“拼我残年以卫道的林纾向新文化运动发难，接着就有“学衡派登场，再就是尊孔读经的呼声鹊起。新文化反封建的成果面临着考验，科学与民主受到“昌明国粹的严重威胁。在新文化战线内部，这时也出现了分化，一些文化革命中的风云人物脱离了战斗，走进了故纸堆，胡适就是典型的代表。早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胡适就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适创办的《努力周报》发行《读书杂志》增刊，再次鼓吹“整理国故，并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引导青年们“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即到故纸堆中去作所谓的“学问；“踱进研究室去实践他所推崇的“实验主义的方法。本来，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整理中国的古籍，研究中国的文化，是完全可以的，但胡适的观点和方法并非代表了真理；尤其是在国难当头之际，让青年人埋头古书，蜗居研究室，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和社会人生种种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无动于衷的态度，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既助长了顽固派，客观上也是一种倒退。鲁迅自然要加以反对。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鲁迅对胡适就提出了批评，他说：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古籍，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帜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
除鲁迅外，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主将，都对此展开了批评。郭沫若就认为“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惟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侵犯了他人的良心了。茅盾说得更坚决：“因为做白话文朋友们第一步的退让，遂引起旧势力‘倒底还是文言好！的嚷声；因为做白话文朋友们第二步的退让，遂引起了复古运动；于是乃有目前颇占优势的反动运动！“我也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但是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一类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我们要狂妄的说，古书对于我们无用，所以我们无须学习看古书的工具——文言文。显然，鲁迅劝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是为了捍卫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是为了让青年睁开眼睛，多看中国之外的世界，去汲取别人的优点，来救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养成开放的健全人格；而最关键的，鲁迅针对胡适等人劝青年人脱离人生社会的矛盾和斗争的思想，呼吁青年不读或少读中国古书，是为了到社会实际中去，是“行，即参加社会和人生实践。试想，在一个革命的时代，特别是在“五四时期的中国，离开了行，离开社会斗争，中国的革命能成功吗？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解放能够实现吗？历史证明，正是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从国外引来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先进思想，并在实践中实行，才将革命推向前进，实现了新中国的诞生。鲁迅的伟大也正在这里。如果我们回溯一下鲁迅从小时候进入传统文化的幽深书山，读古书，抄古籍，整理古籍的经历，不是十分清楚地看到鲁迅是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吗？正是古代文化，培养了他，哺育了他，使他具有广博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正是古代文化，培养了他这位现代最大的叛逆者，使他能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反戈一击，成为彻底的反封建主义战士；正是传统文化，使他认识到了其中的优与劣，从而促使他在批判继承的前提下，为新文化的创立，为现代新文学的建设，闯出了新路，开辟了新的空间。所以，我们在结束本章之际，可以这样宣告，鲁迅是中国传统消极文化的最彻底的批判者，又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最大的继承者，更是新文化的创造者。他，无愧于新文化方向的代表这一称号，无愧于“民族魂这一崇高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