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和经验，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于这种斗争的发展，接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革命任务的完成，绝不是简单容易的，它需要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指导，需要党的基本路线的保障，同时也更需要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与坚决，而“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著作选读》（上），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那种以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有了党的基本路线方针的“本本”，就有了永久胜利的保障而无须到群众中去调查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综合上述，毛泽东完全是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提出调查研究和反对本本主义问题的。他关于什么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过程及其意义等的论述，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不仅深刻揭露了本本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和党内其他错误的认识根源，而且较为全面地阐发了作为调查研究哲学根据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一系列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而这一切，又都是毛泽东以后哲学活动中一以贯之的宗旨。因此《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反对本本主义》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并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绝不是偶然的。首先，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发展和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已经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在前几章的内容中我们看到，到30年代初，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长期而艰苦的努力，中国人民已经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所认识和了解。特别是经过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唯物辩证法宣传运动，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已为中国的广大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同时，经过十多年的传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也逐渐从国外的经验和书本知识变为中国人民观察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的工具。而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露，这就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更全面更准确地观察和说明中国社会，揭示出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形成反映中国革命特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次，前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经受的一系列经验教训，也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可能。从本质上讲，毛泽东哲学思想乃为中国革命特殊经验的理论概括和升华。而中国革命特殊经验的积累，必然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既有失败的痛苦，也有胜利的喜悦。党的一些领导者，曾经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结果遂使中国革命一再遭受挫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努力从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事业，努力分析和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特点，并在长时间的艰苦探索之后，最终找到了一条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正确道路。没有这种长时间的探索，没有这种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自然不会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
最后，就毛泽东本人来说，他一直注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一直处于领导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的最前沿，也一直坚持中国社会实际的调查工作。这种长期亲身参加革命实践、长期置身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经历，也使毛泽东在解决理论和实际的关系时游刃有余、胜任愉快。他长时间坚持的调查研究工作，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关键环节所在。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是中国革命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发展的一种必然。
（三）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总结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力量、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道路。在此后十年中，围绕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如何展开中国革命战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错误地估计形势，一再组织夺取中心城市的冒险进攻，把革命战争简单地归结为“正规”的阵地战。与此相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军事斗争的实践，逐渐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
由于在较长时间内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占了上风。中国革命事业和革命战争几经挫折，革命武装力量遭受到巨大损失。1934年10月，工农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1936年，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年后，毛泽东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长文，系统地论述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前一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争论作了理论上的总结。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基于前一时期战争战略问题上的斗争本质上是一场哲学斗争，是一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认识，把中国革命战争诸问题提高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分析和论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等一些重要的原理。
第一，关于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战争认识的能动性问题。
战争有没有客观规律可循？毛泽东认为，战争也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是一种物质运动，因而同样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客观规律就是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等诸种因素的内在联系，它决定着战争发展的总趋势，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不同的只是战争比其他社会现象有更大的流动性，因而较难认识和驾驭。他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65～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在毛泽东看来，战争与其他事物相比较，的确有很大的特殊性。如战争的双方都是武装的活人，战争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都是为了消灭对方、保存自己，因而非常不确定。但毛泽东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战争是不可认识的神物，我们反对战争及其规律问题上的一切不可知论。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定性，但并不是没有某种程度上的相对的确实性。如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虽很不确实，也是有征兆可循、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的。
那么，如何才能认识战争的规律呢？毛泽东认为，这需要从战争的实践中去学习。他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主观主义地指导战争的错误，指出战争的学问拿到讲堂上或书本中，很多人讲得头头是道，但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些人脱离战争的实践，没有认识和掌握战争的规律。我们要在战争中打胜仗，要认识和掌握革命战争的规律，就必须亲自参加革命战争、指导革命战争，在战争的实践中认真调查研究，熟悉敌我双方的情况，在占有大量的丰富材料，并加以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透过现象去揭示战争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因此毛泽东强调：“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是我们的主要方法……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指出，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如同对其他事物的认识一样，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多次反复、不断深化的过程。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运用于战争的认识，具体地阐述了正确揭示战争规律的辩证过程，指出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包括战争计划的制订和战争计划的执行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第一阶段的内容是收集材料、进行思考，从而构成判断、下定决心、作出计划。第二阶段的内容是实施计划，在战争中检验、修正和发展计划。
关于第一阶段，毛泽东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以及对于各种侦察材料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63～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关于第二阶段，毛泽东强调，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制定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又是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自己预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符合于新的情况。”
毛泽东关于战争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的论述，揭示了关于战争认识的规律，这就是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从对战争的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战争的实践，如此循环往复，实现战争规律与关于规律的认识、客观与主观的具体历史的统一。这一论述，从战争认识的角度揭示了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是毛泽东以后关于认识过程中两个飞跃的思想和人类认识总规律的思想的最初表述。
第二，关于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问题。
战争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凡是战争都有着共同的一般的规律，那么，是否认识了一般的规律就可以指导战争呢？毛泽东认为，认识战争的一般规律对于指导战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表明千差万别的具体战争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的共性，指明了战争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趋势，给人们从事战争的实践活动提供了一般的指导原则。每一具体的战争，如果离开了战争一般规律认识的指导，就会变成没有方向的盲目行动。因此，必须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
但毛泽东同时又强调，只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因为战争的一般规律是通过战争的特殊规律表现出来的。“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规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首先从时间上看，战争和战争的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的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其次从性质上看，战争有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之分，它们也都有各自的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最后从地域上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的国家、大的民族的战争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的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可机械地搬用。总之，战争和战争的指导规律同其他任何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发展的、具体的，不是僵死的、不变的。人们必须从战争的性质和它的时空两个方面的存在形式去认识和把握每一场具体战争的特殊规律，从而正确地指导战争。
“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战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理，这就是任何事物都是一般与个别的辩证联结和统一，对于具体事物必须进行具体分析。
根据上述战争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毛泽东批判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只注重战争的一般规律而忽视战争的特殊规律、只注重其他地域的战争规律而忽视中国战争的规律、只注重历史上的战争规律而忽视现阶段战争规律的三种机械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展开了批评。
对于第一种倾向，即只注重战争一般规律研究的倾向，毛泽东指出，这实际上是用一般的战争规律代替战争的特殊规律。在有这种倾向的人看来，过去流血得来的东西，就绝对不能变更其形式或内容，中国革命战争必须削足以适履。“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