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种倾向，毛泽东认为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它只强调别的民族、别的地域的战争的特殊经验，而否定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经验。有这种倾向的人认为：“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做就得了。”然而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或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采用，也同样是削足适履。“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关于第三种倾向，毛泽东指出，这实际上是只尊重中国过去革命战争的经验，只认为过去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好的，但他们不了解现实战争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只应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的这些批评，揭露了在中国战争问题上的种种错误倾向的实质所在，这就是不懂得辩证法，不了解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辩证关系，在战争问题上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第三，关于战争的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问题。
战争规律有一般性规律和特殊规律之分，也有全局性规律和局部性规律之分。毛泽东认为，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对后者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这是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从而保证战争的胜利所必需的。“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在毛泽东看来，战争的全局性规律与局部性规律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辩证联结的关系。一方面，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对于全局关照得好或不好，关系到整个战争的胜败。“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和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另一方面，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存在，全局是由它的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受重大影响，这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是，多数局部和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破坏了，则会导致全局的失败。
毛泽东进而指出，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二者之间的区别与界限只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这种转化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战争范围的变化，局部的东西可以转化为全局的，反之亦然。如“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二是由于地位的变化，局部的东西可以转化为全局的，全局的东西也可能下降为局部的，如在战争全局中，有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前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展开了新的局面的。这里所说的“一个败仗”或“一个胜仗”，就是决定性的、带有全局性的东西了。
基于全局与局部的这种辩证关系，任何一个指挥员都必须有全局的思想，“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是要求人们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以上可见，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完全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论述有关中国革命战争及其战略问题的。它的各个主要思想观点，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光辉，是毛泽东后来写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主要观点的雏形。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发展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前期，中国革命渡过了它的最困难阶段而开始走向胜利发展的新时期。此时，不仅国内的各种矛盾依然存在，而且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民族矛盾也开始上升。这些相互交织的矛盾展开，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全面认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在领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和反对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所有这些，又都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日趋成熟。
1937年，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紧紧抓住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这一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抓住对立统一这一辩证法的核心问题，把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不仅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认识路线和思想方法的高度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而且提出了许多新鲜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写作了以《论持久战》为代表的军事哲学著作，将“两论”的基本思想应用于抗日战争的全面分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有效地指导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两论”和《论持久战》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完全成熟。
（一）《实践论》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哲学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复杂，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军事、政治、文化、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制定出动员全国人民抗日的纲领、方针和政策。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与此同时，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还远未肃清，尚能迷惑一些人，并且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一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作风方面还没有完全转到马克思主义上来，结果使党内不注意研究中国现状，不注重研究中国历史，不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相当严重。这一点，又决定了端正党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为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直至到达陕北以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的理论研究工作，最后终于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集中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光辉著作。
毛泽东的《实践论》写作于1937年7月。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论。这种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地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表现在实践第一的观点、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思想以及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思想等等的提出和展开。这些思想和观点，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革命的辩证发展过程，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把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从而实现了人类认识上的一场伟大革命。而后，列宁又在同现代西方哲学不可知论的斗争中，深刻地提出了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先和基本观点的思想。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深刻地阐述和发挥了这些原理，从理论形态上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地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并在概括和发展中，特别强调和突出了实践第一的观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的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这种实践第一的观点，展开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实践范畴作出了新的界定，并对实践的形式以及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了科学的论述和概括。毛泽东指出，实践就是人们能动地变革现实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它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自觉的能动性”。实践作为人们能动地变革现实的活动，有多种形式，其中最基本的形式有三项，这就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在这三项基本形式中，生产斗争又是最基本的，“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揭示了实践范畴的内涵，阐明了三项基本实践活动之间的真实关系。这种阐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还是首次。
系统地贯穿起来，对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作了系统而完备的阐发。
关于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认识的发展过程都曾作出过重要论断，其中尤属列宁的看法具有典型性。他在《哲学笔记》中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实在的辩证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又作了独创性的阐发，从而更明确、更深刻、更具体地揭示了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的辩证途径。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
关于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内容与意义，毛泽东作了深刻而详尽的论述。在谈到第一个飞跃时，他指出，一方面，感觉是认识的源泉，认识来源于感觉，另一方面，“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内部的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62～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前者是认识的唯物论，后者是认识的辩证法。能否坚持认识的这种唯物的与辩证的统一，乃是人们能否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的关键所在。教条主义者看重理论而轻视实践，这是重复哲学史上的唯理论，犯了把理性认识孤立化、绝对化的错误；经验主义者看重经验而轻视理论，这是重蹈哲学史上的“经验论”，犯了把感性认识绝对化、凝固化的错误。
关于第二个飞跃，毛泽东指出，它较之前一个飞跃更重要，意义更伟大。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其次是因为由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不仅是用认识指导实践，发挥认识的能动性的过程，而且也是用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修正和发展认识的过程。“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能否达到预想的目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对认识发展过程的这一具体而深刻的分析，创造性地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问题的研究，纠正了党内一些人在认识与实践问题上的偏向，把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过程的原理和批判主观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帮助了人们去自觉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认识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的理论。
在科学地分析了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在认识的过程实现了第二个飞跃以后，人们对于在某一阶段内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还没有完成。这是因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因而，人们的认识必须随着实践的推移而向前发展。“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变化。”《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把人们变革客观现实实践的一次又一次向前，以及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的一次又一次深化，科学地概括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毛泽东看来，要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就必须坚持这种统一。右倾机会主义不懂得这一点，他们的思想不能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前进，其思想仍然停止在旧的阶段。相反，“左”倾冒险主义又往往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仅在将来有现时可能性的思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毛泽东指出，这两种错误倾向从认识论的根源分析，都是不懂得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道理。“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最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综合概括，提出了关于人类认识发展总规律的科学论断，这就是：通过实践而发展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