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上述各种矛盾在现在不仅没有缓和，而且在进一步发展。这些矛盾发展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对中国的进一步争夺。而这种争夺，又使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种不断激化的矛盾反映在中国境内，便是中国各反动势力之间的相互混战，便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加深，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对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反抗。
毛泽东接着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及其在中国境内的这种发展，必然会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果。其一，帝国主义必然要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各自扶植一派封建军阀作为自己统治中国的工具。而军阀的分裂和战争，又势必削弱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使工农武装割据成为可能。“我们只需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另外，由于白色政权的分裂，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依然占据优势，中国的农村可以基本上不依赖于城市而独立，这就同时为农村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经济方面的条件。其二，帝国主义的侵略必然使中国的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上寻找出路，使中国的地主从加重农民赋税方面寻找出路。这种压榨，必然引起工人和农民的反抗。而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又都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群众运动，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土豪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这些具有革命传统的工农群众，又使农村红色政权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毛泽东指出，正是上述国际国内各种矛盾的进一步发展，才使农村的红色政权具备了存在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才使工农武装割据成为可能。
其次，毛泽东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预测了这种形势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在毛泽东看来，大革命失败后，引起中国革命的各种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在的国民党的统治，乃为一种新军阀的统治。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利益。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实行比以前更为厉害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此，工农群众对反动阶级的仇恨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剧了。面对中国革命的这种现实，我们既不能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反革命的力量，从而走向盲动主义的道路，也不能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的力量看大了，从而犯机会主义的错误。总之，应该恰当地估计革命形势。毛泽东指出，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加强，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必然会进一步激化。因此，工农群众对反动势力的反抗会愈演愈烈，全国革命形势会不断向前发展，而这一切，又都必将使红色政权不断巩固并逐渐发展壮大。
再次，毛泽东就农村红色政权存在的主观条件作了全面的考察，对中国共产党掌握革命武装力量和坚持正确的政策路线的重要性给予了特别的强调。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有一支正式的武装——它在革命战争中所造就的一支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是农村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红色区域只有地方武装而没有正式的军队，就不能对付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有了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才可以集中打破敌人的攻击，同时才可以坚持游击战争，坚持发动群众。
另外，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还必须保证它的组织力量的强大和战线政策的正确性。否则，农村红色政权便失去了它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主观条件。为了在红色政权的建立过程中能有一个正确的方针指导，毛泽东阐明了党的组织于当时必须采取的一系列斗争策略，如在军事方面，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的时期，我们的策略就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扩大。但此时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能有一个坚固的依托。在统治阶级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则应该是逐渐推进的，这时，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分散人力，而不注意建立一个坚实的中心区域。再如在土地分配方面，必须注意争取农村中的中间阶级，防止和纠正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错误。另外在政权建设方面，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思想建设方面，必须对革命队伍的成员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在战略战术方面，必须实行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等等。
总之，在农村红色政权存在的各种主观条件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建立革命武装和保证党的政策策略正确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红色政权也就不能够存在。
最后，毛泽东阐述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伟大意义，指出红军、游击队和农村红色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把中国革命最终引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泽东选集》合订本，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毛泽东看来，农村红色政权的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行，最终必将导致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导致中国革命的胜利，因而他满怀信心地预言：“我们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综合上述，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对当时国际环境、中国社会矛盾和中国革命形势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方向道路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大创造。
（二）《反对本本主义》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和后果。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无视中国社会的实际，或者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妥协退让，或者在革命的低潮时期急躁冒进，致使中国革命屡受挫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则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去探寻中国革命所应采取的正确道路，逐步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之途。
使中国革命屡遭失败的教条主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对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联结或变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特点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调查、不研究、不了解，从而单凭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一般原理或结论，照搬外国经验，主观主义地指导中国革命。如在发展革命力量，从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
中国革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是否重视和进行实际调查，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坚持和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坚持实际调查的方法。为了使全党同志都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初期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身体力行，亲自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从哲学上对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意义给予阐明，把调查研究的方法提高到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给予特别强调，以期全党都能够认识它、掌握它。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就是从哲学的高度阐发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文章。
在文章的一开头，毛泽东便以简洁明快的笔调提出了一个充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的著名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毛泽东看来，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来源于人们对该事物的详细而周密地调查；只有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认识，才有可能是正确的。“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毛泽东著作选读》（上），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人们必须学会调查，但调查本身并不是目的；调查是为了正确地认识世界，并运用这种认识去指导实践，进一步改造世界。因此，应该把调查视为寻找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实践”、“认识”等认识论的概念，但整个论述却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精神，体现出从物到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接着，毛泽东阐述了通过调查而获得正确认识的过程，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著作选读》（上），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必须迈开双脚，到实践中去走一走，做到“每事问”。同时，也可以找熟悉情况的人开调查会，了解问题的来源，掌握事物的现状。毛泽东指出，这种调查本身，就包含或孕育着解决问题的成分、因素。“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对于从调查研究到解决问题的这一过程，毛泽东将之形象地比喻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再接下来，毛泽东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大意义，指出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真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克服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长期存在于革命队伍中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当时，还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词，但毛泽东批评的本本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本本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都是极端有害的、危险的。作为思想方法的本本主义，一切唯书、一切唯上，以为上级或书上的就是对的，从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本本主义，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切结论，根本无视中国社会的具体状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割裂开来。
毛泽东指出，这些表现在诸多方面的本本主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就是脱离实际而空谈理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盲目的态度、形式主义的态度。其中本本主义的思想方法，不了解上级机关指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不懂得对上级指示的执行，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的。至于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同样是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对的，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本本的学习，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毛泽东指出，这种以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为特征的本本主义，对革命事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本本主义的思想方法使党的策略路线被束之高阁，不能深入群众，本本主义的研究方法引导人们走向神秘主义，甚至成为反革命。“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毛泽东著作选读》（上），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那么，如何克服这种给革命带来危害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这就要坚持调查研究的方法，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毛泽东看来，本本主义的思想方法或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讲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其根源就在于脱离实际调查。“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毛泽东著作选读》（上），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因此，毛泽东指出，必须用调查研究方法来克服本本主义，这是因为调查研究方法属于与唯心主义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是洗刷唯心精神、克服本本主义的最有效的方法。“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目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在这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与本本主义的对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进行认识，从认识的角度分析和深掘了党内教条主义的根源，这就不仅暴露和揭示了教条主义的本质，而且找到了克服它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