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的唯物史观思想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韶山人。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已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史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中心内容和首要课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与我们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分不开的，同时也和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思想影响支配了亿万人乃至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苦乐悲欢，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给后世带来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密切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作了许多独创性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从思想上逐步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并同时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唯物史观的传播工作，其代表作品，是他该时期发表于《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毛泽东立即发动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学生起而响应。他本人先后在《湘江评论》上多次撰文，热情讴歌十月革命，赞扬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宣传唯物史观。其中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影响尤为重大，曾为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报刊转载、介绍，受到一些早期共产主义者和其他进步人士的赞扬。
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热情讴歌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乃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道路。他指出，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在毛泽东看来，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为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不仅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而且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震撼人心的五四运动。他说：“异军突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所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
在该文中，毛泽东同时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伟大力量，指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强权者要多。人民群众不仅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在他们中蕴藏着足以使反动派闻风丧胆的伟大力量。“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倒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来发抖！”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的力量伟大，联合起来的民众力量尤其伟大。就中华民族而言，它原本有伟大的能力。如果各族人民能够实现大联合，就可以更快更早地实现光明的前途。“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关于如何实现这种联合，毛泽东提出了由小联合而入大联合的策略，即首先从“小联合”人手，然后根据彼此间的利益的共同点，建立“大联合”。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还没有具体地提出实现大联合的形式问题，但他关于人民群众具有伟大力量的思想及其应该实现民众大联合的主张，却集中表现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透露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思想萌芽。
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说明中国的实际，是毛泽东早期时论中就已经露出来的倾向。在以后日益高涨的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他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分析考察，不仅继续传播了唯物史观，而且做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初步结合。这一点，表现在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著作中，便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著名的文章。
1926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一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革命实际的著名文章，一篇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同盟军问题的纲领性文献，同时，也是这一时期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理论成果。
文章首先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根据历史经验，阐明了分清敌友的极端重要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后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革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重要问题。其中，尤属革命的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特别严重。一方面，在国民党领导层中，既有新老右派反苏反共，预谋篡夺领导权的猖狂叫嚣，也有国民党中派势力左右摇摆，伪装革命的隐秘暗流。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中，既有主张完全放弃革命领导权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有主张放弃农民、否定农民革命作用的张国焘的“左”倾关门主义，其中后两种倾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放弃农民，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妥协退让。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从而分清敌友，便成为关系到革命成败的极端重要的问题。据此，毛泽东明确提出必须把分清敌友问题置于革命的一切问题的首要地位。在他看来，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从来的革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就是因为敌友战线模糊，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的革命要有坚持正确的道路而取得成功的把握，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
接着，文章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分析了中国革命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及其盟军的确定，必须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分析，又必须从他们的经济地位的分析入手。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自始至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代表着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关系。他们一方面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军阀的迫害，从而感觉痛苦，需要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广大的劳动人民存在着矛盾。这种经济地位的双重性，决定了他们对中国革命抱着一种矛盾的态度，这就是既赞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又怀疑甚至反对革命。小资产阶级，代表着小生产的经济，他们因经济状况的不同，分为不同的层次，对革命持不同的态度，其中的右翼对革命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只是在革命浪潮的裹挟下才勉强附和革命。中派和左翼小资产阶级，则可以成为革命的力量的一个构成部分。半无产阶级代表着更细小的小生产经济。虽然他们在经济状况上亦可分为不同的层次，因而对革命态度仍有差别，但他们都需要一个变革现状的革命。工业无产阶级，他们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而且又特别能战斗，是革命领导的力量。经过这种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最后得出如下的极为重要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中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及同盟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得出许多重要而正确的结论，其中包含着诸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的萌芽，因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部意义深远的著作。
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1927年初，毛泽东在考察了湖南5个县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文章抨击了党内一些人对农民的种种责难，更明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问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原则以及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立场。
第一，如何认识与对待农民革命斗争的问题。
对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分析中做了考察。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宗法性的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来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因此打倒封建势力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有农民参加的革命。这不仅因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而且因为农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力量。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农村没有这个变动，没有农民参加革命。今天的革命要完成，就必须有一个这样的变动，有农民参加。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即农民问题。而事实上，这场变动正在蓬勃兴起。目前各地爆发的农民运动，其势如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指出，这场农民运动，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孙中山四十余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根据对农民运动的地位及其作用的认识，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革命者对农民运动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这就是一方面要充分估计农民斗争的伟大意义及历史作用，批判对待农民运动的各种机会主义观点，一方面站在农民前面领导他们，把农民斗争引向深入。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作了更充分发挥。
第二，关于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问题。
对于农民在运动中建立革命武装，用暴力推翻地主阶级的举动，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原则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用暴力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这是农民的根本任务和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因为，不打倒地主阶级政权，农民一切经济上的要求及其斗争，如减租减息，获得土地和其他生活手段，便绝无胜利的可能。而要推翻地主政权，农民就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就必须有推翻地主阶级统治的暴烈的行动，他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批判了对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污蔑，如谩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等等。指出这实质上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去反对和阻碍农民运动的发展，是在破坏革命。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高度赞扬了贫农的先锋作用，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对贫农的攻击。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农村各阶级、阶层对于农民运动所持的态度和所起的作用。论证了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他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和贫农三种，由于经济情况不同，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也就不同。只有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才是“乡村中一向苦战的主要力量”。他们一无所有，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因而“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或打击他们，便是否认和打击革命。毛泽东的这一分析解决了农村的敌、我、友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村阶级路线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初步确立
（一）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探索
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和陈独秀的妥协退让，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转入了低潮。为了挽救革命，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举行秋收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方针。但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又连续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致使中国革命遭受到巨大挫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以及革命任务和革命道路等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确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使中国革命重新踏上胜利之途，便成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最为迫切的任务。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最终不仅在实践上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而且在理论上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以中国革命的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同时，又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率领革命武装力量向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进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而在实践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方向道路问题。稍后，毛泽东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客观而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从理论上为中国革命的方向进行了科学的、坚实的论证。
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在领导前一时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的基础上，先后写作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这些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认识工具，详细全面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各阶级的现状，科学而准确地预测了中国革命将要出现的新的形势，并最终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然性及其客观条件。
首先，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分析了这些矛盾对中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