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身上最重要的一条，首先是得把自己的家庭安顿好，家和万事兴嘛。再就是要维护好自己生活、劳动和工作的村子里、本单位的名义和利益。家和是基础，在这个前提下，村子、单位的环境才会好，你的心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扑到事业中。全国有数不清的家庭，有数亿个劳动、工作和战斗的村子和单位。都能和和睦睦的，心平气顺的，国家也就安定了。这就叫安居乐业。爱国不是句空话，唱高调更没有用。首先得以爱家、爱岗为基础，得有具体内容。共产党奋斗的宗旨说一千道一万都为的全是老百姓，要让老百姓都有个幸福的家庭生活，都有个不错的工作单位，老百姓才能跟着你去努力，去奋斗，去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当然了，对人相应的教育和引导工作不能脱节，这就是我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宗旨目标。但是，现在我们党的工作在某些方面务虚的、脱离实际的东西确实多了些，给我们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带来了很多不好的负面效应。现在好了，国家的各项经济建设事业走向了正轨，能用一个统一的理论去规范人的思想，能按科学的思维去决策，我感到十分欣慰。我说了这么多，我的话你们说有没有道理呢？合乎不合乎实际情况呢？”
李金在结束他的一段长谈大论后，饱含深情地问两位年轻人。
郑产良听着李金的侃侃话语，身上有一股暖流在涌动，心悦诚服地说：“首长，您的理论水平高，工作经验丰富，见地独特。所谈内容有血有肉，有具体内容，我信服。”
王欣欣听得也动了心，她心有所衷地说：“什么话从首长的嘴里说出来，复杂的问题都简单明了，我从心里佩服。”
李金关心诱导着两个年轻人：“动物还都要有个窝，何况人？你们俩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各自要有了如意的跟我也讲讲，我给你们还能参谋参谋。在婚姻方面我是很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是过来人噢。”
面对面的这么坐下来、推心置腹地跟李金谈话，别说王欣欣，郑产良一年多来也是头一次。两个年轻人都十分高兴、激动和亢奋。火车在太行山里一个一个隧道中穿行，车厢更加摇摆不定。
李金的手指着车窗外说：“小郑、小王，我作为一个长辈，希望你俩能和睦共事，亲近交往。你俩往后的事情我是要操心和过问的，咱们暂时先放放，以后再说吧。我跟你俩先说说这条铁路吧。解放前，阎锡山在山西搞独裁三十多年，他的羽翼丰满，把山西统治得天衣无缝。在那个时候，山西的开明人士向他提建议，用山西的钱、修山西的铁路不吃亏，阎锡山同意了。然而，阎锡山是一哄而起，像细冰棒敲锣，是一锤子的买卖。阎锡山的反动政府腐败透顶，官员们都想趁修铁路的机会趁火打劫，铁路因此费力巴叉地也只是垒了几个桥蹾子。
再加上当时战争不断，也由于山西当时的经济实力滞后，阎锡山是做不成这件事情的。建国后，为了把山西的煤炭资源挖掘出来还能运出去，供应全国的煤炭用户，我们国家1956年开始对这条铁路进行规划、1958年正式动土。这条铁路在铺建的时候确实还不具备水到渠成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当时也还没有那个经济实力。说梦话似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非要靠人力去硬干，好多事情办得事倍功半，很不如意哦。这条铁路就是摊子铺得过大条件下的一个产物，是太行山上的老百姓们相信我们的党、跟着党艰苦奋斗的结果。这条铁路能修成今天这么个样子，也算不错喽。”
“首长，您看我说得对不对。前、前些年……我也认为，咱、咱们国家的经济、经济建设……确实、确实有些超越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办事。”郑产良话说得勉强，吞吞吐吐的。
“年轻人，咱们这是在私下里说话，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嘛。你敞开思维大胆地说，别吞吞吐吐的。你算是把问题说到了点子上。我们这些民主革命时期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老革命，多数人没有多少文化，参加革命后，因工作的特殊需要，被硬逼着学了点。然而，肚子里也只是浅浅地装了一点点苫不住墨水瓶底、装不满墨水瓶盖的文化水。这点文化水去指挥打仗还凑合，因为打仗主要靠勇敢、靠不怕死地去拼杀。再加上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盘剥穷苦人民，人民不买账，就要反抗，就要拥护和追随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毛主席又深得民心，指挥打仗的战略艺术高明，才有了一个新中国。但是，比如说诸葛亮，他非要六出祁山统一中国，他的蕞尔小国无论从国力还是人力以及个人综合谋力，在魏、蜀、吴三国中，都处于劣势。诸葛亮是在做明知不可为而非要去强做的事情。结果怎么样？无果而终。精神可贵可佩，效果不好。可叹！诸葛亮做事，治国为长，攻阀战取的谋略为短。诸葛亮明白地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他之所以屡屡向魏国取攻阀的态势，有他深思熟虑后的战略谋划，那就是以攻为守，向敌示强。
实则是掩饰他蜀国偏僻落后小国的不堪攻击。咱们过去几年间所做的事情是向敌人示强吗？不是。是逞能？还是摆富？也不是。是一种不顾及后果的瞎干或盲干！家兴才能国兴。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工作的立足点不是站在人民的利益上，任何事情想要做成功是不可能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古人尚且能做得到的事情，咱们共产党人却做不到。唉——实在是可怜呀！错了，就是错了，不要背着牛头不认账。好在党中央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开始着手按照客观规律搞经济建设喽，我发自肺腑地感到高兴啊。”
李金的又一番长谈引经据典、有血有肉，比喻贴切不失偏颇。两个年轻人在静静地听。郑产良全听懂了，王欣欣似懂非懂。
王欣欣不失天真地问：“首长，诸葛亮大智大勇，聪明非常。毛主席说，干部策划赛孔明嘛，他还会有做不到的事情吗？”
郑产良已明所以：“你知道的那是小说，首长讲的是历史。”
李金点点头：“小王说得也对。她只看过小说，没有看过《三国志》嘛。主席的话是按小说里的艺术形象鞭策干部的，很激励和启发人。不过，我刚才说的是真实的诸葛亮，像小郑说的，是历史，是客观事实。小王，你个小鬼可千万别搞混喽。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就是怕搞混。一搞混，眉毛胡子一把抓，抓来抓去只能越抓越糟糕。”
李金说得对，王欣欣确实没读过《三国志》，她在思索……
郑产良感慨地说：“首长，我听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都主动检讨了自己，向党和全国人民认了错。他老人家的襟怀也确实够宽广，领袖风采仍然不减过去。”
李金深情地说：“这就是我们的领袖，这就是我们的党中央。我们的领袖和我们的党，在困难面前能迷途知返，能知错就改，这就对了嘛，人民怎么能不拥护呢？但愿我们的国家从此走向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但愿我们的党不要再不切实际地这运动那整风、用运动再去干扰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才好哦。我们的华夏儿女和国家是再也经不起折腾喽。”
郑产良不住地点头：“首长，您忧国忧民，忧得切中要害，确实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王欣欣在思索中也有了自己的体会，突如其来地脱口说：“郑哥不愧是首长的秘书，懂得的就是多。我不行，以后得多关心关心历史和政治，要不成白痴了。”
李金“扑哧”一声笑了笑：“小王，郑哥都叫上啦？好啊。我巴望你们青年人息息相通，友善相处，共同进步。人嘛，不学习是不行的。五十年代末，我在云南省委党校和中央党校分别学习了一年多，两下加在一起的学习时间差不多有三年。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做啥吆喝啥，吆喝得都要有所成绩和好的结果才罢手。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下了不少冷工夫，我的文化水准、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水平与过去比那是不可同日而语哟，还真提高和懂得了不少。如果不是这样，我这个市委书记是没法再当下去的。”
王欣欣的脸有些烧，郑产良也有些不自然，李金只当没有看见。李金又说：
“下面咱说些轻松的话题。”
李金的谈兴很浓。
“首长，您和您家的事情真能写成一部小说。您要不嫌忌讳，就跟我俩说说吧。”
郑产良恳切地请求。
“好，没有什么可忌讳的，我给你们讲。”
李金坐直身子，喝了口茶水说。
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婚姻；在抗日战争时期自己如何投身革命，又如何立功；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自己如何大难不死，又如何到了文市……妮的家庭，她受的苦难……李金在回忆着，讲述着……说到高兴处，李金痛快淋漓地大笑；说到悲壮处，李金感叹不已；说到战友的牺牲，李金伤心得眼红掉泪……说到妮遭受的苦难，李金痛苦、后悔；说到李贵，李金苦笑着摇摇头；说到村里的人和事，李金欣慰地点着头……
当然，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李金没有讲到李泡年轻时对妮有不齿的亵渎。
李金怕两个年轻人对李泡的过去刨根问底。在对自己过去的人生经历进行回忆时，凡是涉及到李泡的相关内容，李金都省略了“李泡”俩字。
两个年轻人都沉浸在李金的讲述中，感情的波澜也跟着李金或大笑，或感叹，或痛苦，或无奈……他俩已经进入到了李金讲述的场景中，人物上，事件里……
李金在对他的回忆进行总结时说：“社会形态是由人掌控的。但是，在太行山上的农村中，由于人们几千年来受到长期的封建传统观念、传统习俗、传统道德和传统习惯的影响和束缚，要想让这些东西变得符合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新观念、新的道德规范取向却很难。我们共产党人得慢慢地去引导，去进行这种现状的改变，得潜移默化地进行。操之过急虽有用，从效果上讲，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李金的话王欣欣听着又迷糊了：“首长，你的话我听不明白。”
李金刻骨铭心地说：“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具体讲，比如说东方老人，他是我们李沟河第一位加入党组织的人。老人刚正却古板，行事公却固执，宽容却盲目，追慕公平却偏护，崇尚新风却封建。人是自私的高等动物，你要像驱赶牛马一样地去愚弄，那不行，吃亏的只能是我前妻妮这样一类人。
东方老人用他的优点赢得了威信，在李沟河没有人敢去冒犯，他的缺点伤害了人而不自觉。人的思维、思想和行为，你能用这样那样的想法去搞什么一刀切吗？
你强加于人只会适得其反，只会带来不好的严重后果。东方老人就是这么样去做的。小王，你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