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给予我们快感，是通过把一个充满能量和紧张度的有意识过程转化为一个轻松的无意识过程。
--弗洛伊德
（一）
在20世纪初期的几年，弗洛伊德身边的追随者虽然逐渐增多，但反对者也是不乏其人。为了进一步完善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体系，用真实的例证来检验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并以此回答精神分析学所受到的非议和攻击，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和《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出版后，又于1905年发表了已经压了4年的一份病历报告，名为《少女杜拉的分析》。
杜拉是弗洛伊德在1900年接收的一个患者。她当时只有18岁，是个很有教养的姑娘。在弗洛伊德为杜拉治疗癔症不久，他就写信给他的好友弗里斯，称他得到了一个值得记载的病例。
为此，弗洛伊德用了3个多月时间的全部精力，集中整理和研究这个典型的病例。到1901年底，他写出了好几百页的初稿。随即，他将稿件寄给《精神病和神经学月刊》准备发表。
然而，当编辑接受了这份病例报告并准备出版时，弗洛伊德却突然改变了主意，索回了稿件，然后锁在抽屉里压了好几年。
那么，为什么弗洛伊德要选在1905年发表这份病例报告呢？
这是因为，《梦的解析》等着作发表后，建立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体系，但同时也引来了学术界和社会舆论对弗洛伊德的指责和攻击。对此，弗洛伊德毫不动摇，决心以坚定的毅力与顽强的奋斗精神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自己的理论。
这时，就理论本身来说，尽管弗洛伊德对常态心理的研究扩大和巩固了无意识的影响，但现在急需对无意识和性的理论进一步加以完善，因为这两个问题是精神分析学的核心问题。
另一方面，许多人在攻击《梦的解析》等着作中的观点时，往往都指责他的理论是未经实践检验的胡言乱语。为了让人们充分认识到精神分析学及其意义，现在就需要他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由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弗洛伊德决定公开发表自己亲自治疗、并认真整理和研究过的杜拉病例。
在对杜拉的病症进行分析治疗时，弗洛伊德发现，杜拉各种病状的背后有着严重的心理疾病，其根源是幼年时期未能解决好的“奥底浦斯情结”。这种心理疾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重“三角关系”中：杜拉具有恋父心理，常常与母亲作对，这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杜拉的父亲有个情人克劳斯太太，杜拉觉得她一心想从自己的手中夺走父亲，这又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为了报复克拉斯太太与父亲私通，杜拉拼命地与克拉斯先生亲近，这再次形成一种“三角形关系”。
杜拉的癔症就是在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互相干扰下形成并日趋严重的。
在为杜拉治疗过程中，弗洛伊德循着杜拉童年事情的经历和她的一些梦，渐渐拨开了笼罩在她无意识深处的层层迷雾，终于将病根挖了出来，让杜拉感到浑身轻松，并逐渐恢复了健康。
通过杜拉的病例，弗洛伊德进一步证实了他以前的研究结论：所有癔症的前身都是无意识欲望所致，而这些欲望的内容大多与性有关。一切心理症的患者都是有着强烈性异常倾向的人，这种倾向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压抑而进入无意识。而这些受到压抑的原始性欲通常可以在人的童年时期找到蛛丝马迹。
然而遗憾的是，当弗洛伊德经过对杜拉的治疗及认真整理她的病例报告并发表后，同样受到了各方面的指责。一些人认为，弗洛伊德在一个少女面前谈论性的话题简直就是色狂行为；同行蔑称他的这个病例是一个淫秽的病例。甚至那些曾皈依他的弟子们也不以为然，有的弟子还公然对他表示抗议，这让弗洛伊德的处境变得再次艰难起来。
（二）
让弗洛伊德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的，是他在这一年还发表了另外一部重要的着作：《性学三论》。
在前面的一些着作中，弗洛伊德已经指出，儿童的梦和焦虑情绪乃是因为性冲动而受到压抑所引起的。因此，性是开启心理奥秘大门的钥匙。而杜拉病例的发表，虽然为性学理论提供了一定素材上的准备，但究竟如何入手？需要经过哪些途径和方法深入到无意识中去揭开性的秘密？这是理论和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20世纪初期的欧洲，性问题还是一个十分讳言忌语的问题。在奥地利，人们更是谈性色变，谁敢公开谈论呢？弗洛伊德的《癔症的研究》、《梦的解析》及《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等着作虽然已经奠定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基础，初步形成了它的理论体系，但其中有关性的内容却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的斥责和讽刺。
在《少女杜拉的分析》发表后，弗洛伊德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性心理。这一研究成果就集中在《性学三论》一书中。
《性学三论》是一本仅有86页的书。书中贯穿了弗洛伊德在1880年以来的各种观点，是一种严谨的“性发展”理论。其中包括3篇论文，分别讨论的是“性的神经错乱”、“幼儿性欲”和“青春期的转换”。在这3篇论文中，弗洛伊德不动感情的讨论态度以及论文本身的主题，都令当时的人们感觉受到了冒犯。
因此，《性学三论》刚一发表，污蔑、攻击、谩骂就接踵而来。成年人从书中映照了自己的幼年，看到还有什么性欲，不禁大声惊呼：过去的我和未来的幼儿难道就是这样的形象吗？
于是，众口一词：弗洛伊德的理论毒化了过去，庸俗了现在，损害了未来！就连多年亲密无间的好友弗里斯都站出来指责弗洛伊德；公众更是为此哗然，纷纷出来攻击弗洛伊德和他的学说。
后来，弗洛伊德在回顾这段情景时愤慨地说：
“他们那种不可一世的蛮横态度，强词夺理的恶劣做法，以及粗俗卑劣的污蔑和攻击，实在是太过分了！”
面对这样的困境，多年来受人责骂，陷入孤立无援景象一幕幕地从弗洛伊德的脑海中闪过。在科学的道路上，又谁会像他这样，经历过这么多的艰难困惑和苦涩岁月呢？
不过，弗洛伊德的这本书在某些地方却受到了欢迎。比如在英国，《英国医学杂志》几乎用了一整夜的篇幅来赞扬弗洛伊德，最后的结论说：
“……当然，如果你对作者的睿智、勇气和追求真理的无止境耐心没有深切的认识，你是不能读这些论文的。读了它们后，就不会再怀疑，为什么我们需要对逐渐揭开的性生活有全部的知识和更加谨慎的引导。”
从1905年年底开始，虽然弗洛伊德备受许多人的指责甚至是谩骂，但他的名声也正在提高。不久，他在英国、美国和瑞士又有了一小群支持者。
（三）
随着精神分析学研究的逐步深入，1905年，弗洛伊德的《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书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从“快乐的机制和笑话的心理发生”、“笑话的动机”、“笑话的社会作用”及“笑话与梦和无意识的关系”等方面，对笑话和妙语的各自成分进行了分类研究。
弗洛伊德认为，笑话是无意识非性欲的一个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笑话是由某种特别动机的无意识形成的。笑话可以分为“恶意笑话”和“诲淫笑话”两种，前者以攻击和自卫为目的，而后者则往往使受阻的淫欲得到满足。一个举止端庄的人，无法接受不加掩饰的性欲解剖知识；而“诲淫笑话”却可以令一个忍俊不禁的人如同亲眼目睹了一场性的活动一样。
该书一出版，同样又受到了少部分人的拥护和一大部分人的反对。
不过，弗洛伊德就好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着那些精神分析的志士仁人前来参加他的研讨。有的还专门写信给弗洛伊德，请求加入他的研讨会；有的干脆主动登门，自我推荐。
德国一位名叫亚伯拉罕的医生就专程从柏林赶来拜访弗洛伊德，1908年，他在柏林建立了“柏林精神分析学会”。
此外，还有匈牙利的桑多尔·费伦次、美国的布里尔和英国的欧内斯特·琼斯等，也都纷纷来到维也纳拜见弗洛伊德。后来，这些人都成为推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说走向世界的核心人物。
1908年4月，在一次星期三学会上，弗洛伊德提议将这个同仁圈子改成“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大家听后，都纷纷表示赞同，并推举弗洛伊德为主席，奥托·兰科担任秘书。阿德勒还提议，大家应出资筹建一个图书馆。
同时，成员们商定，全体学会成员应前去参加在4月26日举行的在萨尔斯堡召开的第一届精神分析代表大会。
1908年4月26日，来自美国、英国、奥地利、匈牙利、德国和瑞士等国家的40多位学者，在萨尔斯堡的布里斯托尔旅社召开了会议。这就是第一次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弗洛伊德见到了来自英国伦敦的琼斯和来自美国纽约的布里尔。三个人一见如故，一同到一间小咖啡馆中喝咖啡。
第二天，会议正式开始。这是一次与众不同的会议，会议未设主席、秘书、委员等职位。会上共宣读了包括弗洛伊德的“病例史”、琼斯的“日常生活的合理化”、利克林的“神话问题的解释”、亚伯拉罕的“癔病与先天性痴呆在心理与性上的抑郁型癔病”、荣格的“论先天性痴呆”、阿德勒的“生活中和精神病中的虐待狂”以及费伦次的“心理分析与教育学”在内的9篇论文。
而与会者最关心的，还是弗洛伊德的发言。弗洛伊德应荣格所请，讨论了一个强迫性心理症病例，后来这个病例以“与老鼠为伍者”而闻名于世。
这天，弗洛伊德坐在一张长形桌子的尽头，其余的人都坐在两边。弗洛伊德从上午8点钟开始发言，一直到11点时，他表示自己已经说得太多了，应该就此打住，将时间留给其他与会者发言。然而与会者们都听得入了神，纷纷要求他继续说下去，结果弗洛伊德的发言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能紧紧抓住听众注意力的长达5小时之久的发言，一定是有值得一听的内容。
在宣读论文后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会议作出了一个决定：确定发行一份专供发表精神分析方面研究文章的刊物--《精神分析年鉴》，由荣格担任主编，奥地利和瑞士联合出版发行。这份刊物从1909年正式创刊，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被迫宣告停刊。
在萨尔斯堡会议结束后，琼斯、布里尔和弗洛伊德三人还商定，由布里尔负责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译成英文，以便在英美等国广泛传播。
1908年同样是弗洛伊德多产的一年。在这一年，他通过大量的临床病例的研究分析，还写出了还《创造性作家与昼梦》、《癔症幻想及其与双重性欲的关系》、《论儿童性欲说》等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