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整个心理活动似乎都是在下决心去求取欢乐，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唯乐原则的调节。
--弗洛伊德
（一）
多年来，弗洛伊德的生活都是千篇一律。每年，他总要花9个月的时间在维也纳，毫不懈怠地进行工作；另外的3个月则用来休息，通常是到风光明媚的阿尔卑斯山去度假。
在度假过程中，弗洛伊德的消遣都单纯而不奢侈，也不怎么挑剔。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他会与几位朋友一起到附近的酒店，玩几盘维也纳的牌戏。到了周日，他会和孩子们一起到郊外的树林中散步。每隔2周，他会到犹太人的社团中消磨一个晚上，那里是弗洛伊德忘却外面冷酷世界的避风港。
每年的假期基本都是固定的，很少改变。玛莎和孩子们会先离开维也纳，到他们预先租好的位于阿尔卑斯山风景秀丽的别墅中，随后弗洛伊德才赶到。
每一次弗洛伊德的到达都会是假期的最高潮。他的大儿子马丁说：
“爸爸一到，我们大家就开始四处旅游，登山踏青，采各种各样的野花。”
弗洛伊德一直都很向往罗马。1898年秋天，他向弗里斯透露，他长久渴望的罗马之行已经愈来愈近地接近实现时日了。
1899年8月底，弗洛伊德在桑西与家人分手后，与弟弟亚历山大结伴，于9月2日到达罗马，在那里观光游览，停留了12天。
此后，弗洛伊德又前后去过罗马6次，游览了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登上了维苏威火山，凭吊了庞贝遗址。这种度假生活让弗洛伊德的身心得到了很好的放松。
从罗马回来后，1900年，弗洛伊德开始集中精力研究人类的常态心理。从这时起，他开始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心理现象，发现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如同在梦中一样，经常发生一些潜意识的干扰性活动。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潜意识的原始心理活动是做梦心理和精神病发作的基础，也是常态心理的基础。
换句话来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心理现象的分析，弗洛伊德进一步证明了潜意识是包括常态心理和变态心理在内的一切人类心理活动的基础。通过这一时期的研究，弗洛伊德总结写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一书。
直到1904年，该书才被整理完毕后出版。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将无意识学说应用于考察人的日常心理生活当中，集中对遗忘、语误、读误及笔误、误放、误取和失落物品，以及其他种种过失行为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探讨了产生这些现象的心理根源，从中发掘出无意识的存在。
弗洛伊德在书中不仅引用了一般人的日常心理活动材料，还依据自己的实际经验进行了研究，然后经由自我分析的方法，进行透彻的研究。
以前，人们都将把精神分析学理论神秘化，以为它深不可测。而恰恰就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中，弗洛伊德密切地联系实际，深入浅出，让这本书通俗易懂，使人读起来津津有味、一目了然。任何一个人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都会感到其中所举的例子都是自己经历过的。因此，这本书的材料也更具客观性，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弗洛伊德在为一般读者所写的介绍性文章里，有时会将这本书中重点分析的错失行为看得比梦的解析还重要。在他看来，梦境的追索虽然人人都可以作，但往往牵涉许多复杂的心理机制和程序，也带有更多的虚幻性，有时难免陷于晦涩。
通过对日常过失的分析，弗洛伊德进一步揭示了无意识的存在，为无意识学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增添了新的经验材料。它表明：无意识不仅表现在神经症状和梦境当中，而且还浸透于人们的常态心理活动中。因此，对过失及其心理规律的研究无疑为无意识学说的认识和应用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
（二）
一直以来，弗洛伊德都希望《梦的解析》一书出版后能给他带来一定的名声。但直到1901年，该书仍然乏人问津，这让弗洛伊德的想法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那时，弗洛伊德已经45岁了，他预感到自己的观念终必传世。因此，在从罗马回到维也纳后，他认为提升自己职业地位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喜欢罗马，希望可以再去那里；他需要照顾家庭，让一大家子人的生活能够有所保障。所以，弗洛伊德开始迫切地希望能够获得一个较好的地位，以便能够让他的生活有较好的经济来源。
当时，教授这个职位可以为弗洛伊德带来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及许多其他的好处，可弗洛伊德的前途并不被看好。有人认为，是他的犹太身份给他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因为到1901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已经担任了十六七年的讲师了，学校也打算委任他为副教授，他的名字也被呈送到教育部。但教育部却没有批准大学的推荐。学校当局甚至连续推荐了3次，都没有获得通过。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来，虽然一个犹太人可能会获得批准，一个视“性”为大多数事情之源的人也可能会获得批准，但两种情形加在一起，就让当局者感到大伤脑筋了。
弗洛伊德为此还拜访了他以前的老师西格蒙·艾斯纳，希望能够获得老师的帮助，但老师表示自己的影响力不够，是“高层人物”对他有偏见，所以劝弗洛伊德应该想办法“走走后门”。
弗洛伊德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开始四处活动，最终在他的一位患者玛利亚·冯·佛斯特女士的帮助下，他的申请获得了教育部部长的同意。
1902年，弗洛伊德获得了维也纳大学副教授的资格，他的地位提高了，诊疗费用也相应地提高了，经济状况再一次有所改善。这些还不算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一职位的提高让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学以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不过，就他的教书生涯来说，一切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弗洛伊德在担任讲师时，学校就让他随意选取教学内容，而这些讲课的模式现在同样接续下来。在讲课时，弗洛伊德有让人信服的表情和驭繁于简的技巧，因此，许多人也会慕名来听他的课。这些人原以为会听到一些艰深晦涩的理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家都被弗洛伊德流畅的口才所折服，对他大为赞叹。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弗洛伊德还会到维也纳总医院的旧精神病理诊所去，在那里做两个小时的实验示范。虽然来听课的主要听众都是在大学里上课的学生，但也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听课者，其中有些在他还没当讲师时就已经是座上客了。
在这些听课者中，有一位是美国人埃玛·古德曼。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她游学欧洲，听了许多次弗洛伊德的演讲。几年后，她写道：
“他的简明、热忱以及睿智加在一起，使我觉得自己走出了阴暗的世界，见到了亮丽的阳光。……他帮助我了解了我自己和我自己的需要。我认为，只有心术不正的人才会毁谤弗洛伊德这个伟大而善良的人。”
（三）
虽然大多数人仍然不太重视弗洛伊德的见解，但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由于他自己下定决心，要让大众接受他的学说；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最具有影响力的听众中宣传他的理论。
有一次，弗洛伊德向弗里斯透露说：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科学家、一个观察家，也不是一个实验家或是一个思想家。我的本性，不过是一个冒险家，具有好奇心、勇敢和不屈不挠的特质。”
的确如此，一旦弗洛伊德这位“冒险家”获得了副教授头衔后，享受到他被赋予的新地位，他就开始崭露头角了。
当时，一位名叫威廉·斯特克尔的维也纳全科医生在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书后，遂成为弗洛伊德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他使用精神分析的技术，在维也纳的报纸杂志上为弗洛伊德做宣传，后来甚至宣称：
“我是弗洛伊德的门徒，他是我的基督！”
1902年，斯特克尔建议弗洛伊德召开一次小型的讨论会。弗洛伊德接受了他的建议，并邀请了另外两名曾听过他讲学的医生马克斯·科恩和鲁道夫·雷特勒，以及一位最近主攻精神错乱症的眼科医生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组成了一个“星期三学会”。
此后，每逢星期三的下午，科恩、雷特勒和阿德勒都会来到弗洛伊德的诊所，与弗洛伊德4人围坐在一张椭圆形桌子旁，对精神分析学进行热烈的讨论。他们商定，每周的星期三都由每个人进行一项精神分析课题，并写成论文在会上宣读，然后大家进行讨论。
“星期三学会”从1902年秋建立以来，直到1906年的4年间从未中断过，而且没有一个人退出。这在期间，弗洛伊德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俄国、意大利、西班牙、印度、澳大利亚及南美等国的信件，请求给予指导或索取资料。这说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已经逐渐摆脱偏见、深入人心了。
虽然“星期三学会”的影响不断扩大，一些听说过学会讨论或读过弗洛伊德着作的人，陆续加入到弗洛伊德的圈子中来。麦斯·格拉菲博士、图书出版和发行商雨果·赫勒、诺特南格尔教授推荐来的人鲍尔·费德恩博士、在维也纳挂牌行医的阿尔弗雷德·迈斯尔博士及爱德华·席茨曼博士等等，都成为弗洛伊德门下的常客。此外，还有医学专家阿道夫·多伊斯博士、私立学校教师菲利普·费雷和伊奇多尔·萨基博士等。
这些人的到来，让弗洛伊德倍受鼓舞。他以无限的真诚和热情接待他们，十分感激他们能来参加他的研讨会。一些开业医生也纷纷成为这个圈子的成员，轮流准备一些精神分析学的课题，写成论文宣读后供大家讨论。
这让弗洛伊德觉得，他很长时间孤独冷漠的生活似乎已经到了尽头。加之他又获得了在中欧地区令人十分敬畏的荣誉称号，让他的业务量与日俱增。在追求科学的道路上，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伴随着他将精神分析学推向前进。
（四）
在这些人当中，卡尔·荣格的到来格外引起弗洛伊德的兴奋。荣格是当时名扬国际的苏黎世布尔格勒兹利精神病医院的台柱医生，虽然刚刚30岁出头，却已经是享有盛名的学者了。
荣格在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后，大为倾倒，从此与弗洛伊德频繁通信，交流观点和思想。荣格还称自己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因此，荣格的到来自然令弗洛伊德异常兴奋和激动。这标志着孤军作战十几年的弗洛伊德有了更为广大的盟友团，精神分析学似乎一下子从孤岛走向了“国际”。
其实在荣格到来之前，他与弗洛伊德已经通信近一年的时间。1907年2月27日，荣格首次拜会了弗洛伊德。
荣格的到来让弗洛伊德激动不已，他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当弗洛伊德平静下来之后，他仔细地端详了荣格，发现这是一位身材魁梧、肩膀宽阔的彪形大汉。他的头发很短，一双富有灵气的眼睛在眼镜下发出智慧的光芒，鲜明地标识着他充满活力的坚强个性。
荣格说，他早就希望能见到弗洛伊德了。在苏黎世，他都是在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病人治病的，效果很好。如果没有弗洛伊德的这项研究，他就无法找到自己研究的钥匙；他还说，在弗洛伊德探索无意识理论之前，人们就像生活在洞穴中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荣格说了许多赞美和感激弗洛伊德的话，甚至说弗洛伊德是“不折不扣地遵循了沙克的教导，成为我们精神状态最伟大的观察者”。一番激动人心的赞美之词，令弗洛伊德感到很不好意思。
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荣格滔滔不绝、兴奋不已地向弗洛伊德诉说了3个小时，而弗洛伊德则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听着荣格的诉说，讲述这他的新观点、他的童年的梦以及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方法治疗精神病患者的那些病例等。尤其是近几年来他在精神分析学不平凡的道路上工作的经历和取得的成就。这些都是弗洛伊德很感兴趣的。
这次会面给弗洛伊德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本人对此也感到十分满意。此后，弗洛伊德与荣格又通信两三年，这充分表明荣格对弗洛伊德以及他的工作充满了敬仰之情。他后来写信告诉弗洛伊德，他将他们的这次会面视为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
而弗洛伊德也被荣格的人格及个性所吸引，他很快就决定将荣格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继承人，并在一段时间内称呼荣格为自己的“儿子和传人”。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在他的那些追随者当中，荣格是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人。熟读《圣经》的弗洛伊德一直都自比摩西，而荣格就是他亲自选定的继承摩西征服精神病症领域这块迦南地的约书亚。
荣格果然也不负众望。1907年，在苏黎世出现了“弗洛伊德小组”，荣格成为当时的领导人，成员包括在心理分析方面做出贡献的弗洛伊德在苏黎世的许多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