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一个本能的侵犯能量储存器。在储存器里，侵犯能量的总量是固定的，它总是要通过某种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使个人内部的侵犯性驱力减弱。
--弗洛伊德
（一）
1908年底，弗洛伊德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邀请函，位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要在下一年庆祝建校20周年，该校校长斯坦利·霍尔邀请弗洛伊德在校庆期间到该校讲学，时间定在次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旅行费用由克拉克大学支付。
斯坦利·霍尔是一位声名卓着、受人尊敬的教育家和心理学家，也是实验心理学在美国的奠基人。在课堂上，他经常讲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邀请信中，霍尔写道：
“尽管本人无比荣幸地与您有私交，但我多年来对您的研究更是深感兴趣。我曾经努力地学习过，而且对您的追随者们的研究，我同样颇感兴趣。”
弗洛伊德觉得霍尔说这些话是出于真心的，因为两年前霍尔发表了一本名叫《青春期》的着作，其中曾有5次提到弗洛伊德及《癔病的研究》。在书中霍尔预言，弗洛伊德的研究将会对艺术界和宗教心理学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霍尔在信中还说，弗洛伊德的讲座，“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许会在美国的这类研究上开创新的纪元”。
那时，在弗洛伊德的心中，美国一直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他一直都想了解一下美国，特别是有机会能去参观欣赏着名的尼加拉瀑布。
现在，霍尔的这个邀请可谓天赐良机。除了能满足上述愿望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分析学通过克拉克大学的讲坛可以在美国得以传播，甚至扩及全世界。因此，弗洛伊德激动地向玛莎说：
“这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邀请我作关于我的信仰的讲座，这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情了！”
第二年，即1909年7月，在弗洛伊德准备赶往美国时，又收到了霍尔的信。信中说，弗洛伊德的差旅费用增加到750美元，校庆活动改在9月初进行了，弗洛伊德可在9月到克拉克大学讲座。而且，克拉克大学还将授予弗洛伊德荣誉博士称号。
当弗洛伊德将这封信向维也纳精神学会成员公布后，大家都非常兴奋，而且一致认为，这是精神分析学在走向官方承认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
不久，弗洛伊德得知荣格也收到了克拉克大学的邀请函，便写信与荣格商定届时一同旅行。同时，由于霍尔校长给予弗洛伊德的差旅费够他再邀请一个人作陪，弗洛伊德便邀请费伦次陪他和荣格一同前往美国。费伦次很激动，日夜训练自己的英文会话水平，并阅读了许多有关介绍美国的书籍和资料等。
一转眼就到了8月，弗洛伊德还没有准备讲演稿，他打算在大西洋的航程中去写。8月19日，全家人高兴地为弗洛伊德送行，弗洛伊德也显得十分愉快。
弗洛伊德经由慕尼黑到达不莱梅，正好荣格也从苏黎世、费伦次从布达佩斯也来到了不莱梅。为了庆祝团聚，三人要了一瓶酒，喝得酩酊大醉。
21日，三人一同从不莱梅出发，乘“乔治·华盛顿”号船于27日到达美国纽约。
这时，布里尔已经在码头迎接他们了。面对以弗洛伊德为首的三位专家来到美国讲解精神分析学，布里尔不知道有高兴呢！他将三人团团保住，以表达对弗洛伊德一行的欢迎和感激之情。
第二天，布里尔便带着弗洛伊德几人四处参观。先是参观了中央公园，然后驱车前往唐人街和犹太人的聚居区。傍晚时分，他们又来到位于纽约长岛的一个娱乐区--科尼艾兰游览。
第三天，他们又来到弗洛伊德向往已久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里陈列着弗洛伊德平时的兴致所在--古希腊的文物。下午，布里尔还带领他们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
到了第四天，琼斯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一起在哈默斯坦屋顶花园用餐，随后又一同前往电影院看早期影片。
9月4日傍晚，他们一行人离开纽约前往波士顿和伍斯特，准备参加克拉克大学的校庆活动，发表演讲。
（二）
其实，早在1908年秋，琼斯就已经与莫顿·普林顿一起在波士顿举办过两三次关于弗洛伊德学说的研讨会了。
时隔一年，1909年5月，也就是弗洛伊德来美访问前不久，琼斯又与哈佛大学神经学教授普特南一起在纽约举办了一次重要的研讨会。在会上，他和普特南都宣读了引发热烈讨论的论文。
由于琼斯事先做好了这些铺垫，所以美国的学术界对弗洛伊德的学说并不陌生，为数众多的听众甚至早就急切地盼望着弗洛伊德的来访了。
在准备演讲稿之前，弗洛伊德就演讲的主题征求了大家的意见。荣格从引发观众的兴趣出发，建议弗洛伊德讲一下梦的解析；而琼斯建议，演讲的题材、范围不妨宽泛一些，不要局限于某一个课题上，应从头开始描述整个精神分析学的内容，这样听众更能理解这一理论的科学根基和发展前景。
最终，弗洛伊德采纳了琼斯的建议，准备就精神分析这个主题作一次全面的演讲报告。
达到克拉克大学后，弗洛伊德被接到霍尔校长家中，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霍尔校长尽管已年近七旬，但仍然精神抖擞；被誉为“爽直、快活、心地善良”的校长夫人也非常好客，热情地迎接弗洛伊德的到来。夫妇俩还为弗洛伊德安排了两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
弗洛伊德的讲座是在克拉克大学的礼堂中进行的。讲座开始这天，大厅内400多个位子座无虚席。在听众席上，还坐着几位德高望重的哈佛大学院士，其中包括着名人类学家弗朗斯·博阿斯、着名哲学家威廉·詹姆士和詹姆斯·普特南博士。
弗洛伊德并没有提前写好讲演稿，只是在上讲台前的半小时中进行了构思。首场讲座进行得很成功，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许多听众都热情地与他握手交谈，表示祝贺。
弗洛伊德也显得十分高兴。他不由得回想起曾经自己的精神分析学在欧洲的遭遇，一段时间内人们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起初与他携手共同合作开创这门学科的同行也都纷纷离他而去，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学和他本人肆意攻击、污蔑，甚至是斥责、辱骂。
而现在在美国，却完全是另外一片天地，他的精神分析学讲座吸引了美国许多重要的、着名的人物。他们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和认同表明：美国人对此是以诚相待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正在美国打开局面。这让弗洛伊德大受鼓舞，对精神分析学的今后发展更是充满了信心。
在克拉克大学，弗洛伊德总共进行了5次讲演。首先，弗洛伊德介绍了精神分析这种治疗方法的缘起。他重点刻画了布洛伊尔教授在开创这一全新治疗方法中的突出贡献，以及布洛伊尔的方法是如何通过他的努力最终发展成为精神分析疗法。同时，弗洛伊德还对这一全新的疗法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其次，弗洛伊德讲述了解析梦的方法和理论，以及由梦而入无意识领域的新探索。然后，他又从癔症、梦和日常过失行为追究到这一切的根源--性的因素，进而讨论了幼儿性欲问题。
最后，弗洛伊德针对20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的性观念，专门讨论了如何正确看待性问题，如何看待性与文明的关系等等。
整个讲演过程，弗洛伊德都是用德语进行的，不加任何注释。他的庄重、沉稳的谈吐给在座的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弗洛伊德的讲座结束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据琼斯回忆，着名哲学家詹姆士在听完弗洛伊德的讲座后，高兴地将手臂搭在琼斯的肩膀上，说：
“心理学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当然，反对者也不是没有的。多伦多大学的一位系主任面对弗洛伊德的讲演说：
“从这里，任何一个普通读者都会概括出弗洛伊德在为纵欲辩护。而撤销了一切限制，那就是倒退到野蛮的状态中去了。”
可以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及其所引发的争论，一直到后来，乃至现在都仍然没有停止。
（三）
演讲结束后，弗洛伊德的这次演讲内容后来以《精神分析五讲》的名义发表，成为弗洛伊德的重要着作之一。
同时，弗洛伊德的讲座引起强烈反应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当地的媒体极尽全力给予报导和宣传。伍斯特的《电讯报》大量报道了弗洛伊德思想的主要内容；波士顿的《副刊》则客观地报道了弗洛伊德的讲座，还专门指派一名记者到霍尔校长家中对弗洛伊德进行采访。随后，刊登在刊物上的文章比较准确地描述并充分确定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及疗法，以至于琼斯在读了这篇文章后说：
“这是一份保守的报纸给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以我见过的最好的认可。”
在这次讲学中，弗洛伊德又结识了一些学术界的名人，并且受到了他们极其热情的款待。尤其令弗洛伊德难忘的是他与威廉·詹姆士的会见。弗洛伊德后来在他的《自传》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这次美国之行还有一件事情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我和哲学家威廉·詹姆士的会面，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起出去散步时发生的一件小事情。那天，我们走着走着，他忽然停了下来，将手中的包递给我，要我继续往前走，他说等他正好发作的心绞痛过去以后，他会马上赶上来的。一年以后，他便以这种病而与世长辞了。此后，我经常希望在死神到来时，自己能够像他那样无所畏惧。
9月13日，弗洛伊德、荣格和费伦次三人还参观了壮观宏伟的尼加拉大瀑布。大瀑布比弗洛伊德想象中的更加壮观。然而，在游览中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却让弗洛伊德倍感失落。当他们一行人步入“风洞”时，导游拍着其他游客的肩膀，喊着：
“诸位请靠靠边，让老人先走！”
这句话让弗洛伊德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弗洛伊德一向敏感于提及年龄，当时，他53岁，难道他已经是个老人了吗？
在美国的最后一天，霍尔校长代表克拉克大学授予弗洛伊德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弗洛伊德带上博士帽，穿上长袍，来到克拉克大学体育馆。
此时，他心潮澎湃，万分激动。荣格也头戴博士帽，身穿长袍，走在弗洛伊德的旁边。弗洛伊德迈着矫健的步伐，昂首挺胸，仿佛是凯旋的英雄一样，准备接受绶带。
霍尔校长将一块彩色的绶带挂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然后大声宣布：
“授予维也纳大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业已有所成就的教育学流派创始人，当今性心理、精神疗法分析法的领袖为法学博士。”
对这一荣誉，弗洛伊德激动地说：
“这是对我努力的首次正式认可。这意味着，精神分析学的童年时代已经结束了。”
9月19日傍晚，弗洛伊德一行抵达纽约，并于21日乘上“威廉一世皇帝号”游轮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启程回国。9月29日下午，他们抵达不莱梅港。
此次弗洛伊德赴美讲学是非常成功的，一方面，它扩大了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使得精神分析学牢牢地占领了美国这块阵地；另一方面，它满足了弗洛伊德的自尊心。后来，弗洛伊德也给自己的这次赴美讲学以很高的评价：
对这个新世界的短暂访问，使我深深地受到了鼓舞，信心倍增。我在欧洲的时候总觉自己在受人轻视，可到了美国，那里的名人显要都始终与我平等相待。当我登上伍斯特的讲坛作演讲时，我仿佛感到一个难以置信的昼梦实现了--从此以后，精神分析学再也不是什么妄想的产物了，它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很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了。
可以说，1909年是弗洛伊德的命运发生转折的一年，也是他成果辉煌的一年。通过对美国的出访，他的精神分析学得到了广泛传播，并给更多的人所公认。这一年，他的许多着作的英文版本也在美国出版，美国出现了一批宣传精神分析学最得力的人士：在纽约，布里尔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底特律和华盛顿等地，有琼斯在积极活动；霍尔和普林斯还分别主办了《美国心理学杂志》、《变态心理学杂志》等，经常刊登琼斯等人写的有关精神分析学的文章。
与此同时，这一年弗洛伊德还发表了《一个5岁男孩恐惧症病例分析》、《神经质病人家属的故事》、《癔病发作概论》、《一个强迫性精神病例的备忘录》等论文。弗洛伊德还将当年的论文汇集成书，出版了《短篇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