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回家探亲，邓旭初看到她瘦成那个样子，连自己也养不活，心里不是滋味，问她想不想参军。随后写信给陕西军区政委谷风鸣，介绍了情况，想让女儿当一名文艺兵。但当时，邓旭初刚放出来，仍接受严密的监视，小妮就悄悄地乘火车到西安，准备到招兵点参加考试。当时400多人报名考试，只收5人，谈何容易。小妮心想，如果考不上，就完了，拼了命显示了一下自己。
主考官问她：“你会什么？”
她说：“我啥都会。”
“那就唱段京戏吧？”
唱完后，主考官说：“嗓子还不错，那你还会啥？”
小妮说：“我啥都会，你点啥我会啥。”
“你会跳舞么？”
“我会。”
小妮说着就跳起了各种民族舞蹈。
“你还会啥？”
小妮说：“你有手风琴吗？”
她用手风琴拉了一段“北京的金山上”，边拉边唱。
主考说：“哦呦，你这个小孩子别说还满行的呢？我看你填的表格说还会弹钢琴吗？”
小妮说：“对，那是我的专业，我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
主考官听了一愣，说：“哎哟，还是科班出身的。”
小妮用钢琴弹了“洪常青就义”，还没弹玩，主考官就说：“好了，小鬼，穿军装去。”小妮就这样参了军。
天有不测风云，不久交大造反派就发现了，他们气坏了，直接给中央军委黄永胜写信，状告陕西军区包庇走资派大叛徒邓旭初的女儿，要让她立即复员。黄永胜写信给陕西军委主任，酌情处理。谷政委也左右为难，派人找小妮，让她考虑去留问题，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但当时小妮在部队表现很好，什么苦活、脏活都抢着干，常常背着手风琴跑很多里路陪着演员练嗓子，手都冻出血了。部队领导对她的工作很满意，也同情她的不幸，认为不管她父亲怎样，子女是无辜的。在这时，她疟疾发作，浑身打颤，盖几床被还冷得发抖，然后发高烧烧得眼睛看不清东西，人都烧得迷迷糊糊的。教导员把她送进医院，让她千万别出来，可她病情稍轻就想出来，几次被教导员制止了。
后来她才领悟过来，原来教导员是在保护自己，不然被送回原籍，非被造反派整死不可。总算黄永胜再没有问及此事，小妮才得以保全军籍。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第一次恢复高考时，她以出色的成绩考上了西安音乐学院，但当时西安音乐学院的师资力量不足，教不了她，就把她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两年后又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完成了大学4年学习任务。毕业后分配到陕西音乐学院工作。80年代，她留学美国，在纽约大学音乐学院主攻钢琴教育，取得硕士学位。其夫汉诺硕士，是同班同学。原定居纽约，为照顾年迈的父亲，2002年回到上海。
邓旭初的二女儿小旋（二毛），小时候最爱哭，但在艰苦的岁月磨炼下，变得十分坚强。一次造反派来抄家，训斥三个孩子，说他们在喝人民的血汗，小旋立即把他顶了回去，说：“你们才喝人民的血汗，你们大学生又不工作，又没工资，你的钱谁给你的？不是人民养活你？”当时把造反派气呆了。
所以造反派最恨她，她也是三个姐妹中最苦的一个。1968年，小旋被造反派下放到浙江天台山种茶。山上条件很差，狼也很多。一开始，一起下放的人有七八个，但后来他们都逐渐离开了那里，只剩下小旋一个人，独自留守在只有几户人家的荒山野岭。晚上狼叫得很凄凉，小旋吓得钻在被子里不敢出来。白天，她又要干七八个人的活。她用手炒茶，因温度很高，常常把手烫得红红的，胳膊也伤痕累累。为了维持生活，她不得不经常背上茶叶，蹒跚在崇山峻岭，爬山越岭，走到山下换山芋。由于天天吃山芋，人吃得虚胖，胃也吃坏了，至今看到山芋就吐酸水。小旋担任妇女队长，埋头苦干，夜以继日地辛勤劳动，赢得了生产队和当地老百姓的赞许。后来，她被推荐到台州师范学院学习。1982年1月去美国进一步深造，在美国密西根伟恩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与忻小笛硕士结婚后，生有两个儿子，现定居美国密西根。
邓旭初的三女儿小琪（三毛），由于在“文革”时期年龄很小，经不住造反派的一再惊吓，患下了心脏病。有一次，三毛到交大给父亲送西瓜，造反派一脚把西瓜踢得好远，摔成几瓣，并冲着三毛大骂：“走资派，大叛徒还想吃西瓜，难道还想过资本主义生活。”这一下不好，三个孩子省了几天的饭钱买来的西瓜被踢碎了，而且也吓坏了这个才十来岁的孩子，回去后放声大哭。
造反派多次抄家，动不动训斥，恐吓，多次惊吓使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心脏受到影响，至今未能治好。1969年，她被下放到上海一锻造工厂当锻工，其实这已算不错了，造反派说她还小，就算照顾她，让她呆在城里。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锻造厂的大火炉旁跑来跑去，火星溅得她身上都是伤疤。但终日打铁，也练就了一副钢筋铁骨。后来，她被推荐进复旦大学力学系，专攻流体力学，流体力学是公认难学的，而三毛当时是以小学还没毕业的程度进去读书的，是位工农兵大学生。为了追回失去的光阴，她刻苦学习，1982年攻取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又考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生物力学专业，取得了博士学位。
在复旦读书期间，邓旭初为了保证她的营养，每逢周末，亲自从徐家汇骑车到五角场为她送菜，为她调理伙食。她在复旦大学读这个专业成绩很好，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在乔治亚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很快完成了硕士学位。
后考取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生物力学，取得博士学位。丈夫周雄伟是微电子学博士。婚后生有两个女儿，现定居波士顿。
三个女儿都继承了父母亲那种坚强、勇敢、善良、真诚的优良传统，长大成才，也可告慰她们那英雄的母亲及邓沈两家列祖列宗于地下！
文化大革命不仅摧残邓旭初的精神和肉体，使他家破人亡，而且也使上海交大受到很大影响，打乱了交大正常的教学秩序。造反派当权，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学生停课，干部挨斗，学校招生工作停止了长达十年之久。无数的革命干部，科研骨干被打成反革命，蒙受不白之冤。知识分子被当成“臭老九”，被鄙视。职工们怨声载道，情绪低下。
上海交大经过院系调整和西迁，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冲击，受到严重的削弱。“文革”后，又是处在怎样的一条起跑线上往前跑。在交大工作已有23年的邓旭初亲眼目睹了交大的风雨沧桑，心中万分焦虑。邓旭初沉思着，思考着。
6.担任后勤组长
1976年，邓旭初从劳动改造中获得解脱，不久，被任命为校后勤组组长。就在这时，他发现“文革”中尽管教学有过长达七年的停顿，但为国防服务的重大科研项目却从无停止。当他重又走进以往十分熟悉的各个实验室时，使他的眼睛顿时一亮，呈现在他面前的有用于核潜艇的液力耦合器，用于深潜救生艇的激光电视、静电陀螺等科研成果样品。人们还告诉他，由本校一个“老助教”（所谓老助教，这是由于1958年“大跃进”之后，停止评升职称，于是，不管你业务能力有多高，哪怕你的学术水平超过一般教授，似乎也只能助教终身）担任总设计师的深潜救生艇正在江南造船厂建造，即将建成下水，这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大成就，更是我潜艇部队的保护神。没有它，潜艇一旦在水下出事，就成了一具无法救生的铁棺材。作为新四军、解放军、抗美援朝志愿军的一个老兵，邓旭初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却又感慨万千呢？！
当时，正值邓小平同志复出大搞“整顿”，却重又遭到批判期间，但正是这个“批邓”，在交大受到了全校从上到下的顽强抵制，这对邓旭初来说，是一个极大鼓舞，这就是说对“文革”表示怀疑乃至思想抵制的并非邓旭初孤家寡人一个。
邓旭初发现从事科研项目又处于教学第一线的中年骨干教师，人称“老助教”们，上有老，下有小，月工资60元，住房条件极差，一家三代，人均不超过4平方，不少人书籍不得不堆在床底下，找本书，得用手电筒照亮。作为后勤组长的邓旭初，不能不感到阵阵心痛。加工资，在那个年月想都不敢想，但尽可能改善一下这些老助教们的居住、自学条件还是可以想点办法的。经请示校领导同意后，他去北京第六机械工业部跑建筑材料的批文。
此时，正值周总理逝世的第一个清明时节，也就是首都人民把斗争矛头直指“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发生期间。刚刚抹掉“叛徒”嫌疑、后勤组长椅子尚未坐热的邓旭初，不仅去了天安门广场，和首都人民一道沉痛哀悼敬爱的周总理，而且大抄特抄一大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诗词，其中包括那首《扬眉剑出鞘》：“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读来不禁令他血脉贲张，连声喝彩！回到学校他立即向同志好友传播。
“天安门事件”遭到了“四人帮”疯狂镇压，事后那些诗词的作者、抄者，自然也遭到全国性的追查。为此，有人曾问到邓旭初，你就不怕有人会出卖你吗？“不怕，‘天安门事件’，既可以说是广大人民大彻大悟的一大体现，也可以说是‘四人帮’即将覆灭的一大信号，实践证明，在交大没有你所说的那种出卖者。”
使邓旭初更具信心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的日子里，第一个上街示威游行的是交大师生员工的队伍，第一个喊出“打倒王洪文、打倒江青、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口号的是交大的师生员工，最先向南京军区首长报告“四人帮”余党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信息的，同样是交大人。
1976年10月26日下午，上海百万人在人民广场召开“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江、张、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不仅是在交大筹备，而且大会的主席也是交大的一位团委书记。
以上，也许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十年浩劫”中的重灾区——高等教育领域，在全国数达几百所高校中，何以是上海交大率先高举起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旗，而交大又何以选择了邓旭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