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旭初被完全隔离后，家中三个小孩和年迈的老岳母相依为命。一家四口凭邓旭初每月15元的生活费度日。常常到了月中就没有东西吃了，没办法，后面的日子只能靠打面糊吃，把面粉打成面糊，再放点盐，天天喝这些稀糊糊，全家处于饥饿状态。由于饥饿，身体弱，一家人都不同程度的浮肿。
老太太已70多岁，由于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得不到营养的补充，身体渐渐难支。1972年身体消瘦的她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吃力地说：“我多想喝一碗骨头汤。”
三个小孩子想妈妈，更想爸爸。沈锐永远地离开了她们，邓旭初也一去不复返。
“爸爸还活着么？造反派会不会打爸爸，爸爸现在到底在哪里？”年幼的孩子多么想知道邓旭初的情况，多么盼望着他回家呢？为了获得邓旭初的下落，孩子们想出了种种办法。开始，她们以送东西为借口，来打听爸爸的下落。但她们的想法落空了，造反派不让她们与亲人见面，只让把东西放下。她们只能通过送东西过程中的种种迹象猜测她们的爸爸是否还活着。
每当换季时，造反派就会把邓旭初的衣服、被子送到他家中去洗。好多次，孩子们看到被子上有血迹，姐妹三个抱着被子痛哭不止，她们是多么心疼自己的爸爸，思念自己的爸爸，惦记着自己的爸爸。但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毕竟她们得到一个信息，自己的爸爸还活着。学校每次开批斗会，她们都千方百计地打听，她们的爸爸会在哪个系、哪个部门挨斗。每次开批斗会，她们就跑过去，因为这样，她们就能见到她们的爸爸啦！
邓旭初被隔离后，造反派让邓旭初的大女儿小妮，每天早晨9∶00到校，让她站在桌子上，不让喝水，不让吃饭，让她交代邓旭初的“反党活动”。他们把写好的材料让她画押，说画了押就承认了邓旭初在某年某月某日讲过什么样的反党的话。当时，虽然小妮还小，但已懂得如果她说错任何一句话都会对她的爸爸不利，造反派就会凭空捏造材料，批斗邓旭初。造反派看她始终不画押，就破口大骂，唾她，说她是邓旭初的殉葬品，小小年纪就学会了顽固不化。他们威胁她，恐吓她，不让她回家，说什么时候画押才让她回去。
十几岁的孩子，心里受不了如此惊吓。多少次，她从噩梦中醒来，对妹妹讲，自己也不想活了。两个小妹妹抱着姐姐，放声大哭：“大姐，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们怎么办？”三个孩子互相安慰着，煎熬着，艰难地过着，一天，一天，又一天。
造反派常常到邓旭初家中抄家。一进门，就大声喊叫：“听好了，立正。”
让三个孩子站成一排，接着开始训话。说她们是邓旭初的殉葬品，从小就喝着人民的血汗，身上流着的是“黑”血，造反派流着的才是“红”血。训完话，就开始抄家，翻箱倒柜，把邓旭初、沈锐的书信、藏书、照片、照相机统统拿走。有时晚上来抄家，看后门关着，就破口大骂：“想搞什么反动活动。”从此以后，孩子们晚上也不敢关门。
有一次小妮无意中在家中找到一包邓旭初的信件，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只觉得凡是邓旭初和沈锐的东西，一旦被造反派发现，就会被拿走。她正想着把这包东西藏起来，忽听到造反派来了，她急忙把信件放在厕所间窗户下突起的台子上，没想到手刚离开就滑落到马路上，可把她吓坏了。造反派果然是找这包东西的，他们在房间到处翻找，连马桶、炉子里都要翻开看。好险，几分钟前这包东西本来就放在炉子里。造反派找了半天没找到，冲着三个孩子骂道：“要是让我们知道这包东西是你们藏起来的，要了你们的小命。”他们走后，小妮半天才敢到楼下捡回信件，不知放哪好，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就天天抱着它睡觉。后来，为了怕落到造反派的手上，又把它烧了。
在短短的几年里所发生的一切，使这个本来幸福的家变得支离破碎，也使得这些孩子较早地懂事了。逆境中的困苦使得她们经常留恋昔日的幸福，联想起爸爸妈妈的谆谆教导，也正是这些谆谆教导，使她们从小就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树立起坚强的意志。
在困境中，她们常常想起以前一家6口美好的生活：“平日里，爸爸妈妈早晨起得很早，起来跑步锻炼身体，可孩子们总想多睡一会，但总是被爸爸妈妈叫起来锻炼身体。爸爸常常教育她们，一定要跑步，要有好的体质，否则将来怎么更好地为党工作？从此她们三个每天早晨早起锻炼。清晨，窗户外树上的小鸟鸣唱着清脆的歌声，爸爸、妈妈在房前小路上晨跑，三个孩子跟在后面跑，鸟语花香，欢歌笑语，开心透了。”
邓旭初的二女儿二毛天生不爱吃肉，但每次吃饭时，邓旭初总会给每个人碗里加块肉，二毛吃了都要吐出来。邓旭初教育孩子们说：“你们要学会适应环境，假如把你们分到内蒙、新疆，你们只有吃这种肉，怎么办？不要娇气，要学会适应。”
邓旭初常常教育孩子，做人一定要诚实，要在别人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学会雪中送炭。一次，孩子们撒了谎，邓旭初发现后，狠狠地批评她们，从此以后她们再也不敢了。自己家请的保姆，邓旭初也非常关心。受感动的保姆还挺身而出保护邓旭初一家。有一次，造反派闯入邓旭初家，拍着桌子问保姆汤年宝：“你们家人讲过什么反党的话？”汤年宝说：“我是劳动人民，我就在他们家干活，哪里听他们讲什么了。”“那么你总该听到些东西吧？”“我这个大字不识的人，你叫我听什么都忘记了，我怎么记得起来。”后来再逼急了，汤年宝说：“你别拍桌子，我也是劳动人民，你以为我是走资派吗？我可有心脏病，要是犯了，你给我送医院啊？”造反派走后，汤年宝对孩子们说：“做人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你们的爸爸这么好的人，我怎么能讲他的坏话，绝对不讲。”后来邓旭初的问题澄清后，发还了所有工资，他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孩子看望汤年宝，看她住在条件很差的棚户区，就给她留了一些钱。他说：“这样的好人，我们一辈子都不能忘。”邓旭初对后来请的保姆也很公平，和她们一起吃饭，还经常送给她们一些衣服，有什么困难也会想办法帮她们。
在孩子们心目中，她们的爸爸是最使她们敬佩的坚强的人。邓旭初挨批斗的岁月对这些孩子影响是深远的，他的一言一行都使孩子们记忆犹新。在批斗他时，造反派曾用了逼、供、信，但邓旭初始终相信自己没有对不起党，宁死不屈，坚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他所受的痛苦和折磨，从没有对孩子们提过。在孩子们心目中，邓旭初是个坚强不屈的大英雄。
“文革”期间，邓旭初的住房被强行缩小，搬进的邻居奉命严密监督他们的一举一动，即使对孩子的同学来玩也马上汇报给造反派，专案组立即赶来查问。家中什么人都不敢大声说话，唯恐讲错半句，就会加重邓旭初的“罪行”。也有的邻居非常同情邓旭初家的不幸，悄悄的端碗鸡汤给老太太喝，偷偷地帮助照应一下这些可怜的孩子们。
在邓旭初一家被弄得家破人亡之时，他的兄弟姐妹也备受株连。他的姐姐被造反派拉去打，他的一个弟弟被关审查，他的小弟在西藏公安厅工作，造反派写信到西藏公安厅，说邓旭初是“叛徒”。一些亲友熟人急忙回避。也有一些人对邓旭初表示出令他难忘的亲情。
一天，邓旭初拉着一辆装满树枝的拖车在校园里走，学部委员周志宏教授经过时看到了，特意走到他前面，郑重地鞠了个躬，马上离去，使邓旭初深受感动。邓旭初的弟媳妇来沪探亲，见三个孩子一个老人无人照顾，她毫不畏惧地责问专案组：“你们有没有革命的人道主义？不要以为越左越是造反派。”
4.走出隔离室
1970年初的一天，是邓旭初一家难以忘怀的一天。专案组经过多次的内查外调和审查，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只好放邓旭初回家，接受监外审查。邓旭初被从隔离室放了出来，脸色铁青，身体瘦弱，已经被折磨得像变了一个人。
他呼吸着校园新鲜的空气，看着交大那些老房子，感慨万千。回到家中，邓旭初看到那凄惨的景象，不禁一阵心酸。妻子去世了，老岳母病倒在床上，老保姆被赶走了，两个女儿下乡不服水土，全身长满了毒疮，大女儿皮包骨头，又黑又瘦，可以想象她们是怎样生活的。邓旭初充满了对孩子们的歉疚感，对耽误了孩子们的学业心急如焚。他要挑起双重担子，全心全意地弥补“文革”给孩子们造成的心灵创伤，为她们的学习成才创造条件，把孩子们失去的那份母爱、父爱，双倍地给予她们。
孩子们看到邓旭初因长期折磨，脸色很差，身体瘦弱，也不觉流泪。全家见面，百感交集，抱头痛哭。
当时，交大被划归第六机械工业部领导。但学校里造反派已篡夺了学校里的领导大权，全部停课。6月，张春桥说“交大运动是温吞水”，要求烧开交大的“温吞水”。邓旭初被下放到后勤监督劳动，做花工，种花、种草、种树、剪草、扛树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目前一进交大校门，进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色的大草坪，草坪中间的那些樟树，都是邓旭初和老师傅们扛的、栽的。现在这些樟树早已粗壮高大，郁郁葱葱，草坪也变得茂密平展，又有谁知道，这处处都留下了邓旭初辛勤的汗水。因此邓旭初至今对交大的一草一木充满了感情。1975年邓旭初到交大后勤组工作，仍是天天劳动，修房顶，装瓦片，按月领取生活费。
5.可怜天下父母心
妻子去世后，邓旭初最为牵挂的便是三个女儿。她们在“文革”中受尽痛苦，在煎熬中也长大成才了，可邓旭初却充满了歉疚感。
大女儿小妮（大毛）1969年被下放到安徽滁县的莱安县劳动。当时她身体不好，本应留在上海。但造反派说：“一定要把这个走资派的女儿搞下去，因为她会弹钢琴，从小就有资本主义思想，让她下去锻炼去。”当时农村很穷，农民不少出去要饭。大毛吃不饱，再加上水土不服，全身生疮，身体瘦得只有七、八十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