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受命于危难之中
1976年，猖狂一时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十年“文化大革命”也宣告结束。但十年浩劫给教育战线造成的严重后果一时不可能消除，极“左”思想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1977年，校党委书记杨恺调市教委办工作，市委分别任命邓旭初、刘克为书记和副书记。饱经磨难的邓旭初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真是受命于危难之中。此时，他深感身上的担子的分量。上海交大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历经了风风雨雨，此时已经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十年浩劫，教学停顿达七年之久，教学水平大幅下降，实验仪器陈旧，校系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到处松松垮垮。全校有1000多知识分子蒙受不白之冤，成了被人唾弃的“臭老九”，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有多少事要邓旭初去思考，去决策？院系调整，理科调出交大，管理学科取消，无线电通讯专业调走，学校西迁，大批骨干教师去了西安，上海部分受到重大削弱；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教学停下来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要搞垮交大，占领交大，搞乱交大。“文革”后的上海交大已像一个大病后的老人变得单薄瘦削。
23年了，邓旭初把自己的命运已与交大联系在一起，对交大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面临如此难得的发展机遇，他怎么会撒手不管呢？但邓旭初毕竟已经56岁“高龄”了，到了人们会考虑剩下的岁月将怎么度过的年龄。是平平安安地做一个“混日子”的官，走一条颐养天年的平坦安逸的路呢？还是选择一条改变现实的艰辛之路呢？
改革，谈何容易。自古改革者的道路都不那么平坦，有的流血，有的牺牲，有的一败涂地、家破人亡。那时，“四人帮”的流毒还未完全肃清，极“左”
思想还很深远，知识分子的“臭老九”帽子还没有被摘掉。交大应往何处去，邓旭初应怎样领导交大向前走，人们拭目以待。
邓旭初一生中做出过三次重大的抉择。1938年，17岁的他放着当时在广东影响极大的国民党军校不参加，而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历尽艰险来到陕北，寻找共产党军队，追求光明，投入革命的怀抱。第二次抉择是他在皖南事变被俘后挖墙洞逃出伤俘“医院”，沿途逃避国民党军警的搜捕，在寻找组织的过程中，邓旭初一路乞讨，冰天雪地中经历了重重困难。当前，他又面临着他一生中的第三次抉择，或是做一个平平安安的官，安度晚年，或是选择可能非常艰难的改革之路。邓旭初回想起自己为了参加革命，历经艰难险阻，是党给了他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回想起“四人帮”把交大搞得一团糟，他心痛。如今，粉碎了“四人帮”，教育得到解放，党信任他，把领导交大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如果平平坦坦做官，和和气气做人，安度晚年，怎对得起革命，对得起党，对得起交大呢？党性何在？良心何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邓旭初决心为了党，为了振兴交大，重振交大，再次一搏。
2.突破“两个估计”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丑恶罪行。1977年，在邓旭初领导下，交大上下热血沸腾，一方面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罪行和给教育战线造成的损失，一方面结合交大的实际情况，分成若干专题进行讨论，弄清路线是非，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来推动全校各项工作。“四人帮”的流毒实在太深，在总结讨论中，一些教师对“两个估计”提出质疑，认为“四人帮”炮制的否定“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作用的“两个估计”，是强加在教育战线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四人帮”说“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我国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大多都是“文革”前17年培养出来的，两弹爆发，卫星上天，也是那17年培养的知识分子研制出来的，怎么能说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文革”前17年呢？对“两个估计”的不满和质疑，在基层群众和一般会议上已成为大家普遍关注和议论的焦点。
因为有了“两个估计”的“紧箍咒”，知识分子永难抬起头来。
对此，邓旭初在当时就感到愤愤不平，粉碎“四人帮”之后，认为不去掉这一政治枷锁，就很难从根本上调动起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听到与教育相近的科技、卫生战线都“平反”了，由“黑线”
变成了“红线”，独独教育战线，却仍然照旧。为什么？他想：我国高等教育在17年中得到的迅速发展，但也有着经验教训。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曾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和对知识分子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导致1957年反右扩大化。1961年，邓旭初到教育部参加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试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的制定。这个条例的贯彻，纠正了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使教育走上正常轨道。17年，高校规模得到发展，布局得到合理分布，培养出千千万万人才，又怎么能说17年的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呢？
邓旭初认为应该冲出“两个估计”的束缚，这样知识分子才有抬头之日。
但当时，任何单位要想公开发表意见或者向上级要求“否定”“两个估计”，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提出“两个估计”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主席圈阅并转发给各大单位的，中间曾引用了毛主席的一些话。
1971年4月，在张春桥控制下，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颁发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四人帮”断章取义地引用了毛主席的一些话，并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塞进去，否定了解放后17年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提出了所谓的“两个估计”。8月13日，经毛主席圈阅，中共中央44号文件批转了《纪要》。1977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告诫人民：“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遭受挫折。”“凡是毛主席作的决策，我们都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
当时，人们有个共识，凡是毛主席圈阅的，就是毛主席同意的。反对“两个估计”就是反对毛主席指示，就是反对“两个凡是”。1972年周恩来着手解决教育战线的混乱现象，被“四人帮”攻击为“复辟”、“回潮”。1975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整顿，也同样被攻击为反对“两个估计”，篡改教育革命方向。粉碎“四人帮”后，“两个估计”仍然束缚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因此，尽管人们在私下议论和质疑，但谁也不敢公开提出。
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能上去。要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7月，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的职务。复职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抓科学与教育，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领导教育战线进行拨乱反正，这预示着教育战线春天的来临。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邀请全国30多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旭初感到这是一个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群众呼声的一次很好的机会，委派党委委员、中年教师吴健中参加。吴健中备感责任之重大，自己代表的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是为了知识分子的命运说话。当他得知是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的一个小型座谈会，更加兴奋不已。因为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尊重知识和人才。在这种小型座谈会上，一定会有机会直接向他控诉“四人帮”对教育战线犯下的滔天罪行。
8月4日，30位代表在幽静的人民大会堂台湾厅认真聆听着小平同志的讲话：“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请大家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战线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这些年‘四人帮’对科学工作、教育工作，对各行各业破坏极大，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大灾难。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损失的时间挽回来。”邓小平同还要求代表们在会上畅所欲言，有什么好的意见都讲出来。发言可长可短，可以讲1次2次，8次10次，可以随时插话，把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
但当时“四人帮”倒台还没多久，知识分子们在“文革”期间被人们认为是“臭老九”，是被打倒的对象，长期以来精神上受着严重的压抑与桎梏，一言一行都十分谨小慎微，即使心中有着是非黑白，却都不敢多说什么。因此，尽管这次全国科技和教育座谈会是在打倒“四人帮”后召开的，但“文革”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仍禁锢着他们的思想。他们尽管可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但不敢对“文革”的错误提出质疑，不敢讲真话，更不敢站出来指责17年是黑线统治的谬论。
8月6日，会议发言内容转向教育战线。吴健中事先作了认真的准备。他想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上，在邓小平同志面前，要反映最真实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情况。学校上上下下不是普遍议论着对“两个凡是”不满吗？“四人帮”被打倒了，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还没有被否定，有时候还在起作用，仍然是压在教育战线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要向小平同志反映这一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才能解放千千万万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6日，吴健中在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他说：“对教育战线‘文革’前17年和以后的11年究竟应该怎样估计？17年培养了那么大量的知识分子，现在大多是各条战线的骨干，为什么还说是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两个凡是’被否定以来，现在其他各条战线，如科技、卫生都已明确17年是以红线为主，唯独教育是黑线统治？我想不通。对“文革”以来的11年的教育革命说什么成绩很大，我是有怀疑的。我要求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
一席话道出了与会许多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们心里想说而又没敢说的话，全场沸腾。一些科学家激动地纷纷把话筒传给吴健中，让他多讲点。同时也为这种胆量加勇气所震撼；“两个估计”是经过毛主席圈阅同意的，每个代表发言时都不得不有所顾虑。然而上海交大的代表却在会议上大胆提出推翻17年黑线统治的谬论，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件壮举，一次昂然正气的体现，一次精神枷锁的突破，也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信任和对人民的负责，是交大人敢为天下先的表现。
邓小平同志听后胸有成竹地表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劳动更辛苦。17年培养的学生现在差不多是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如果17年不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理解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了。
邓小平同志这次讲话和9月19日《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高潮，11月，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关于建议中央撤消两个文件的报告》，决定撤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样，禁锢在教育战线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被彻底粉碎了。
邓小平同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上海交大，邓旭初和全校上下无比激动，爆发出多年来未有的喜悦。邓旭初一方面组织大家认真学习讲话精神，深入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另一方面还亲自为文汇报撰文“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表达自己对讲话的理解和对“四人帮”罪行的控诉，他为了深入贯彻落实讲话精神，建议党委重新审议1973年7月4日中共上海交通大学第四次党代表会的报告和决议。因这份报告是根据当时“两个估计”作出的，错误地全盘否定了“文革”前交大17年间教育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绩；错误地批评了交大广大党员和师生员工为反对和抵制“四人帮”及其余党所作出的坚决斗争。1981年上海交大第5次党代会撤销了这个错误的报告和决议，并进行了拨乱反正。
“两个估计”的谬论被推翻了，但是，在“文革”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应向何处去？是回归到17年前吗？当时，教育战线的某些领导人的指导思想是主张恢复到“文革”前17年的状况，认为17年前是尽善尽美的。邓旭初不这样认为，在上级召开的有关会议上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17年不是顶峰，不能止步不前，应在17年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学习世界各国的经验。”这种思想，虽然与教育界一些领导的意见不一致，还只是个感性的认识，还没有具体的理论和内容，但它为交大的开放和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3.打破“唯成分论”
1978年10月26日，也就是邓旭初担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的第二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解放日报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十一大路线的一曲颂歌——交通大学破格录取糜解为研究生纪实》，并附了短评，紧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以及各地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评论、文章，予以高度评价，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
一个学校录取一个家庭成分复杂，政治表现较好、成绩优秀的学生，在今天看来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今天大学生入学登记表中早就划掉了这几个栏目——“本人成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及“海外关系”。人们不再关心你的家庭成分，只关心你个人的成绩和表现。那么在当时，为什么录取一个成分不好的学生竟然会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呢？原因就在于粉碎“四人帮”后，极“左”思想的影响还很深的情况，上海交大党委敢为天下先，在于交大有一位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党委书记——邓旭初，他大胆执行了党的政策。
“本人成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及“海外关系”等这些现在看来无关紧要的要素，在几十年中，曾把几代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和有志青年拒之高校大门之外，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给他们造成了终身遗憾。
解放后，中国家庭及社会关系复杂。由于20年代中期开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分、内战及抗日战争，中国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奇怪而复杂的家庭——国共两党缠杂不清。父母是国民党，子女却是共产党；丈夫是国民党，而妻子偏要追寻共产党；哥哥是国民党，弟弟却是共产党的中坚分子等等情况。如傅作义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他的女儿却是追求革命的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