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再一次把我推向低谷。那个七月，我刚好年满十七岁。在家里自己闹几天情绪，只能罢了。面对现实的残酷性，我藏下了心痛。并鼓励自己振作起来，要用自己的双手先养活自己。
正好这时候，农场一个正在施工的仓库要招临时工。我便执意去了建筑工地。工地上壮劳力和妇女几十人，但小女孩为数不多。工地班长是个牡丹江青年。也有三十几岁了。他瞅着我们三个女孩直发愁。他皱皱眉头说：“你们能干这工地上的活？瞧你们这单薄的身板？”
“能！大叔。”我装着胆子说。
“这工地上的活，可不是儿戏的。那样都不轻松呀！”大班长又特意重复一遍。我们三个女孩皱着眉头点点头。
大班长盯着我们三个女孩看了一会，啥话也没多说，用手指指我说：“你去筛沙子。她们两个装沙浆。”筛沙子这个活，在建筑工地算是轻便点的，但也是雷打不动的。筛沙子是要供应上和泥浆的，一点不能懈怠。对于一个刚刚离开校门的女孩子来说，那算是重体力劳动。干一个月能挣十八块钱工资。虽然在老家我从十二岁就开始拿镰刀、背背篓、挎粪筐。但这工地上高强度的劳动，我是头一次。既然自己摆脱不了命运，总沉浸在伤感中又有何用？自己的路就这一条，何不直起腰杆往前走。就这样倔强我拿起了大板铁锹。沉甸甸的黄沙，在我纤细的双手中，像铁疙瘩一样沉重。干了一阵累得我满脸是汗珠子，两只手掌火辣辣疼。我把手放在嘴边轻轻地吹吹，掏出花手绢擦擦额头上汗珠子，继续握紧大铁锹，一直坚持十一点下班。我迈着无力的双腿往家走，可两条腿感觉像灌了铅。刚走到院子外，就看到母亲在那里等候我。
母亲赶紧迎上前问：“丫头，累了吧？干不动就算了。等着秋天分配再干吧。再穷也不差这两三个月了。快进屋吃饭去，你大姐她们也下班了。”母亲看着我疲惫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进屋洗几把脸，一声不吭坐下开始吃午饭。
姐夫问：“山菊，太累就不去干了。”
我苦笑一声说：“没事的，习惯就好了。”我低着头匆匆吃起午饭。突然这么重的体力劳动，又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我吃了两大碗面条，和一个馒头。
大姐板个脸说：“吃饭不能慢点？一天天像抢饭似的。”听着大姐这般说话，和那板着的面孔，我心里好不是滋味。自从到东北这两个多月来，每月供应的粮食几乎不够一家人吃到月底。全家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给大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很少见她有个好心情。话一出口就比较尖刻，时常弄得别人难以接受。瞅着家里的现状，我好烦心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艰难？我何以有力量摆脱自己的命运。面对冷酷的现实和无法预测的人生，我只能往前走。这个夏季，我在工地上辛苦地坚持了三个月。三个月下来、我兜里第一次有了零花钱。我拿着自己挣下的这份工资，满心的欢喜有满心的委屈。我去商店花五块五毛钱买了一条新裤子，有花两毛钱买一瓶雪花膏。一半工资交给家里，剩下十几块我放在自己小荷包里。
到了十月底。农场每年的分配名额就要下来，所以这几天只好在家等待农场分配。三个月的工地劳动，我那张红扑扑的脸变成了黑红的脸，一双芊芊细手磨出老茧来。每年新毕业的学生，一般没有什么触犯法律的问题，职工基本都能审批下来，至于去向无法预料。每个家长都想让子女留在场部，有一份舒适工作。要是分配去了山里连队，那基本意味着要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垄沟里摸爬滚打。要想留在场部，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必须说符合什么条件，家人都挖空心思找朋友、托关系才能留下来。就像乡下人盼望进城一样的心情。大姐与姐夫最近几日也在托战友、找关系。想把我留在汽车连或者其他单位。但始终没有个明确的结果。到了十月二十六号。分配有了明确趋向。我最终被分配到大山里连队，距离场部有二十多公里山路。同时分配到这个连队的有十二个新毕业学生，五个女孩，七个男孩。有三个是汽车连老职工的子女。其中就小萍我算是认识。她和我大姐家住的很近。小萍父母都是职工。所以穿戴很潮流。走起路来也洋洋得意的样子。另一个姓高，是从山东老家来的，比我大一岁。
我大姐拿到调令也很无奈。并非常懊糟地说：“山菊，你先去吧。你姐夫也不当官，暂时是没有办法了。山里连队农活很苦，人口虽然不多，但土地上万亩。虽然说是拖拉机耕地，可离不开农业工人。基本都是些除草、割地、抗麻袋，农活多得很。无论怎样先好好在那里干着，以后大姐会想办法把你调回场部的。山菊你也不小了，自己先养活自己吧。”听着大姐这么耐心又语重心长的说话，我心中有种无法形容的苦涩。
命运它没有预知，将来也不知黑白。手捧调令，我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
人生路总要走下去，生活还要继续。昔日里，那么困苦的日子不也慢慢熬过来了吗。还熬到今天有了白馍馍吃，生活不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吗？还有什么比能有温饱更重要呢。一片落叶飘在窗口。我抬起那双美丽的大眼，自解自劝，放下幽怨，放下思想包袱，也许这就是自己命运的注定。漂泊千里万里，也躲避不了跟土坷垃打交道。面对岁月的疾苦，面对前方渺茫的人生路，我只得一步步走下去。
十一月一号。这批新分配的年轻人要去单位报到了。连队派来一辆铁牛五十五车。有连队书记前来接我们这批新青年。平时这辆车是连队用来运粮的，后面有个大铁拖斗。我们十几个年轻人背上行囊，费劲巴拉爬上大车斗。一阵阵秋风骚动起年轻人生命的波动，带着我们的理想和迷茫，奔向完达山脚下那个陌生地方。生活就是这样，几乎不断遇到挫折和困难，只有学会努力的改变它，人才会成长起来。铁牛车突突走在弯弯曲曲山路上。越往前走，山越凸显，密林丛丛，枯黄的树叶渐渐飘落。来接这批学生的书记，姓郭。是个牡丹江下乡青年，三十五六岁。因长得酷似苏联人，人们就给他起个绰号叫二毛子。他很幽默地同我们交谈着。不愧是领导，他很健谈。一路上，我没有多言语。倒是书记问了句：“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一言不发呀？”
我不紧不慢地说：“俺叫山菊。”郭书记爽朗一笑说：“也是刚从关内来的吧，满是家乡口音。”我微笑着点点头。
秋天也像辚辚的车轮一样，赶着年轮，追随着岁月。郭书记带着我们十几个稚嫩的年轻人，一路上忘却了道路上的颠簸，谈笑风生。大概一个多小时左右，看到前方山坡上有一排排红瓦房。
郭书记用手指指说：“那就是咱们的连队。一万五千多亩土地，三百多人口。”
车停在一排集体寝室前。郭书记首先向我们介绍了连队办公室和食堂。并说明，明天会有两位班长到寝室来，带我们下地参加劳动。
这个集体寝室，平时有个五十几岁的哑巴负责烧炕供暖。女生寝室有两铺大炕，一个大炕上能睡五六个人。靠南边炕上已经有四个大姐姐。我们几个只好住北边这铺大炕上。
刚进寝室，小萍就去抢炕头。其它三个也慌慌张张抢起位置来。小萍说：“山菊，你赶紧占个好位置呀，要不炕梢很凉的。”
我这才明白，她们为什么先抢地方。可已经晚了，只剩下炕梢了。
我笑笑说：“你们先铺好行李吧。我住那都行。”我把行李铺在炕梢上。正好炕梢的一个角，还能放下我带来的箱子。我们几个铺好行李后，又一起去连部办公室买饭票。我买了八块钱的饭票，兜里留了几块零花钱。这点钱，自己说啥也要坚持到开工资。有吃有住就行。听郭书记说，头三个月是每月二十一块钱工资，三个月后就是二十四块钱工资。到年底如果连队大丰收，盈利了会按出勤再分红利的。就这样，十七岁的我开始了大山里生活。也开始了我独立的茫茫人生路。
中午我们拿着饭盒，又一起去了食堂。这个大食堂从春播到秋收，会有几十号连队劳动的职工在这里吃饭，非常热闹。我到食堂大厅看了一下食谱和价格表。素菜一毛钱一碗，肉菜两毛钱一碗，馒头五分钱一个，素包子一毛钱一个，猪肉包子两毛钱一个，粥五分钱一碗，面条一毛钱一碗。了解完价格后，我开始排队买饭。人越来越多，有两个人在小声议论我：“看那个新来姑娘长得多漂亮。也不知是谁家的姑娘？”
到了盛饭窗口，我脸一热说：“大婶，我买一碗土豆丝和两个馍。”
大婶一听，就笑着说：“小姑娘，刚从老家来吧？咱这里叫馒头，不叫馍。你叫啥名字？”
“俺叫山菊。”
大婶笑眯眯地，边盛饭边多看我几眼。闹得我很不好意思，我忙端起饭碗，羞涩地坐在一边吃起午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