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性男儿遭遇不公，是一定要讨个说法的。如果大宋帝国不给王小波一个说法，王小波就要给大宋帝国一个说法。所以，王小波、李顺，是一代雄杰、壮士，甚至是具有“斯巴达风采”的勇士，但他们不是政治家。
焦四焦八
大宋三百年间，各地时有零星造反活动，大小民变、兵变数十起。巴蜀李顺、洞庭杨幺、梁山宋江、浙西方腊，是最为著名的四场民变，其中以太宗朝“李顺之变”影响为最大。
太宗一朝，“李顺之变”外，尚有“焦四之变”“梅山峒蛮之变”“刘渥兵变”“宋斌兵变”等。
淳化五年（994），“李顺之变”正在“轰轰烈烈”之际，今天的西安一带，有强悍的民变首领，史称“剧贼”，名焦四、焦八，开始变乱。从汉武帝时开始，长安，也即今西安地区，称为京兆，另有附近两块区域称为左冯翊、右扶风，其辖境略当今陕西中部地区，史称“三辅”。这是周秦汉唐以来，经济最富裕、文化最发达的行政区域。焦四、焦八在此地攻取、劫夺当地居民，极大影响了大宋对西北的秩序治理。
但太宗对这一股“常啸聚数百人”的“剧贼”，给予了安抚政策。朝廷悬赏招募焦四等人，“待以不死”，放下武器，大宋就会行使赦免权，不会惩戒，还有优厚赏赐。
焦四、焦八选择了投诚，史称“请罪自归”。
三辅地区的士庶得到消息，到处都是欢庆相聚的风景，很多人开始供佛、施舍，感谢佛陀保佑人们终于免予祸患。
太宗言而有信，召见了焦四等人，赐给他们锦袍、银带、衣服、缗钱等等，并擢升焦四为龙猛军使。龙猛军，是殿前诸班禁兵之一。这是太宗时期新设立的一支部队，一般都是由“群盗不可制者充之”，这支部队平时纪律性差，彪悍善斗，但作战并无战斗力。在四川就有巡检所率领的龙猛军作战时失利，“溃为群盗”，溃败后散入绿林成为盗贼。太宗的做法则是，盗贼转化为军人，且任命焦四为“指挥使”，令其洗心革面。焦四这支队伍没有下文，这也正常，大宋养兵，是一个长期国策。只要焦四之类不再变乱，国家花钱养一支“冗兵”，大宋朝野认为应该。但“冗兵”渐渐成为国家负担时，就有了裁减的动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梅山峒蛮之变
还有一个“梅山峒蛮”发动的民变。
梅山，在今天的湖南中部，位于长沙和邵阳之间。过去，因为交通闭塞，这里很少与中原来往。一支部落居住其间，就是“梅山峒蛮”。
湖南州县多邻溪峒，溪，是溪涧流水，峒，是山间洞穴。有部落靠山靠水居住，靠水的一般称“溪蛮”，靠山的一般称“峒蛮”，但二者并无明显分界，也即“溪蛮”也有洞穴，“峒蛮”也有溪流。此地蛮族颇多，唐五代以来，常有变乱。而“梅山峒蛮”为害地方尤烈。
早在开宝八年（975），太祖正在江南用兵之时，梅山峒蛮就有了趁火打劫的行动。当时的长沙附近七个县都遭到了梅山峒蛮的侵扰、攻略。太祖赵匡胤下诏，给这七个县被蛮贼劫掠的庶民蠲免去年的欠租，另外免除当年的租税，等于免了两年赋税。不久，又得到消息，邵阳附近也有七个县被劫掠，于是又如长沙七县诏令，也减免了租税。地方遭难，国家赔偿，是太祖太宗的“祖宗家法”。随后，太祖又派出名将李处耘的儿子，时任供奉官的李继隆带领禁军雄武军三百人到邵州戍守，为了避免过度杀伤，只允许他们带上刀盾，没有发给他们弓弩等重兵器。但是李继隆到达长沙西南、邵阳东北时，遭遇了峒蛮数千人的拦截。李继隆没有弓弩，只好以刀盾与他们短兵相接。李继隆指挥得法，力战后，峒蛮遁去。但李继隆被峒蛮毒箭射中手足，宋师伤者百余人。
到了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梅山峒蛮更壮大，发展为两部，“左甲首领”为苞汉阳，“右甲首领”为顿汉凌。二人的民间传说故实颇多，一种说法是：苞汉阳，即扶汉阳。这非常可能。古来“伏羲”，往往写作“庖牺”“包牺”“伏戏”，故，“包、苞”，与“伏”音相通或相近，是可能的。而关于扶汉阳，更有说法是后周时的一位忠臣之化名，不服大宋，故后周灭后，跑到深山老林继续与大宋对抗。显然，这是一个可以生发传奇情节的故实种子。
且说这二位峒蛮首领，经常在当地附近州郡充当贼寇，抄掠地方，劫持商人，俨然就是一方绿林。于是荆湖之地商旅不行，民居不安，人心惶惶。太宗多次派遣使者前往梅山，试图“招安”，但峒蛮不听。于是，太宗下令，要客省使翟守素，征发潭州（今湖南长沙）守军，前往“讨平之”。
翟守素到梅山后，重申朝廷“招安”的诏令，但峒蛮“拒命”，拒绝朝廷诏命。于是，在一个初秋的日子里，翟守素开始了围剿。
当时秋雨连绵十几天，宋师带上的弓弩都被雨水淋湿，牛筋弓弦都被泡软，开始松懈，无法使用。当年李继隆就因为没有弓弩，所以无法实施远距离打击，遭遇伤亡百余人。而据情报，第二天，峒蛮就要倾巢出动，大战在即。翟守素命令军士“一夕令削木为弩”，一个晚上重新制作弓弩，以弩为主，以弓为辅。
弩弓本来需要选上好木料，两根一组，两头用绳系牢，中间一点点楔入塞子，在晾晒中，随木性慢慢弯曲，才可以成弓。这是需要长时间制作才可以完成的任务。翟守素已经没有时间等待。现在可以猜测，他一定是采取了简易办法，临时选用韧性较好的木材，直接弯曲作为弩弓材料。白蜡杆也许就是不错的选择。这个木种坚固但不硬，柔韧而不折，一根木料可以弯成180度而不断。这种自然拉力比较强的植物，湖南丛林中不难寻觅。虽然射程不会太远，但在短距离一次性接触中，已经足够使用。尤其重要的是，弩弦可以用青麻绳制作，而不必选用牛筋。而且青麻绳不怕水浸，甚至越浸越紧，拉力越强，射程也就越远。所以据“一夕令削木为弩”这七字史料记载，“重行推断”历史现场，白蜡杆、青麻绳，可能是翟守素制作木弩的最好选择。
战斗过程就比较简单了，梅山峒蛮不敌王师。当峒蛮呼啸而至，全力掩杀过来时，宋师张两翼，以新制的木弩交互射击，这样，在两翼射程之内，就形成了一片死亡地带。峒蛮一战败北，宋师乘胜逐北，史称“尽平其巢穴”，将峒蛮大本营全部捣毁。
不仅如此，翟守素还干了一个漂亮活。此前，峒蛮苞汉阳势力盛时，附近几个郡县的大吏、富人，很多人都在与苞汉阳书信来往，这在大宋法条中，相当于“通贼”。翟守素得到了这些书信。他可以将这些书信上交朝廷，以此邀功；也可以通知这些“通贼”人物，以此挟持、敲诈他们，从中得利；但他不这样做，他将全部信件烧毁，不留痕迹。于是史称“反侧以定”，那些担心朝廷问罪，可能要造反的官员、富豪闻讯，这才安定下来。
翟守素解决了帝国的后顾之忧。
但峒蛮在后来数十年的日子里，并没有消停，还是有小股蛮人寇掠地方，不过已经不足为患。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峒蛮才算最后归附大宋，不再为乱。
说“陨获”
翟守素是大宋能臣循吏，当年他在跟随大将郭进讨伐河东，进入敌境时，大兵曾在行军中践踏当地庄稼地，翟守素抓获很多这类不守军纪的士卒。钱俶纳土归宋后，翟守素为两浙诸州兵马都监，后又知杭州。他在安抚诸郡时，史称“人心甚悦”。赵廷美案后，翟守素又为西京洛阳巡检使，权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此前洛阳地区闹旱灾，百姓“艰食”，吃不饱，因此很多人做了强盗。太宗很忧虑，等到翟守素镇守此地，匪患渐渐宁息。岐沟关、君子馆之战后，河北北部的州城防御工事大多遭遇破坏，翟守素又与朝臣多人分路按行，征发诸州士兵修缮增筑，成果显著。西北李继迁扰乱边境时，翟守素又帅兵屯驻夏州。不久，病卒，年七十一岁。
宋史对他的评价是：翟守素历仕后汉、后周、太祖、太宗四朝，连绵做官五十余年。性情谨慎、宽仁，豁达而容人。他所到之地都有不俗的政绩。凡是遇到断狱，即使罪状已经很明白了，他还是要再听听僚佐们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判决可行，而后决断。下属官吏有过错，他尽量不去当面折辱，一定会在公宴时，援引相类的故实批评，以此作为小小的警告。他推举的后生，很多人都做了节度使一级的将帅，他却久久没有获得升迁，却“殊无陨获意”。时论因此而对他有很高的评价。
“陨获”的意思是因为生计贫贱而失去原有的志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圣贤人物，这是儒家的本色行当。《礼记·儒行》就讲述了能够称得上“儒者”的十几种人格。“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不因贫贱而困窘失志；不因富贵而得意忘形；不辱没君王；不连累长上；不麻烦有司——是儒者之一。翟守素当得。
抑制兵变
北宋的民变中，有相当一批是兵变，是底层士兵的变乱。他们大多由五代兵骄习气浸染而来，是那种“兵痞”性质的作乱。
骄卒悍将居然常常决定权力再分配，国家领袖居然由骄卒悍将在心血来潮时胡乱推举，这在中唐李隆基之后，直至陈桥兵变，屡见不鲜。太祖之后，才得到抑制，终结了种种兵变的可能性。《宋史·兵志》有议论，言简意赅：
……因循姑息，至于藩镇盛而唐以亡。更历五代，乱亡相踵，未有不由于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番屯戍，以捍边圉。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虽有桀骜恣肆，而无所施于其间。凡其制，为什长之法，阶级之辨，使之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虽以矫累朝藩镇之弊，而其所惩者深矣。
……（唐以来，施行募兵制，但）沿袭迁就，最后导致藩镇兴盛，唐朝灭亡。再经历五代乱世，国家兴亡一个接一个，没有不是因为兵变而引发的。太祖行伍出身，有天下后，收拢四方的劲兵，在京畿地区布置军营，用来配备宫禁警卫力量，并分批轮流到边境去屯扎驻守，用来捍卫国土。当时充任边帅的大臣要常常进京朝拜谒见，粗悍蛮横的庶民被收编在军籍中，即使有人桀骜不驯恣意放肆，但在军中也没有施展的余地。太祖的制度设计是：十人设一个组长，官阶要有品级的区别，内外互相维系，上下互相制约，各自的位置很清晰，不可触犯。这做法虽然是用来纠正历朝历代藩镇兴盛的弊端，但它所用于安定军人秩序从而安定国家秩序的用意却是很深远的。
百多年的藩镇祸乱，以及藩镇祸乱的起因，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了。历朝以来的“国家之制失在兵骄”，是太祖太宗以及宋人的一个共识。因此，从太祖开始，对“骄兵”必出辣手。太祖自己表示过类似意见：“二十年战争，取得天下，如果不能用军法约束此军，放纵他们没有满足的要求，这样带兵，简直就跟儿戏一般。朕今天抚养士卒，是不会吝惜赏赐的，但如果犯我军法，‘惟有剑耳’！”整饬军纪，与唐末五代比较，大宋法令严格多了。
但太祖太宗虽然极力遏制“权反在下”的底层士兵的“阴谋拥戴”，但略作梳理，就会发现，兵变之苗头还是屡屡出现。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太祖亲自选出的万余精兵，给他们钱让他们娶妻子，但军中的兵痞还是保留五代习气，在京城“白日掠人妻女”，城中巡逻的“街使”都没有能力禁止他们。太祖大怒，擒斩百余人，才算平定下来。
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四川刚刚平定，“禁军校吕翰聚众构乱，军多亡命在其党中”。但吕翰最后兵败，被部下所杀。
开宝二年，公元969年，散指挥都知杜延进，伙同乱党十九人谋作乱。被太祖发觉，一举抓获，全部正法。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从后蜀归附过来的士卒中，部分宿卫禁军内殿直四十人，认为赏赐不公，要求增加赏赐额度。全部被正法。
同年底，黎州（今属四川汉源）兵士作乱，被平定。
太宗时代亦然。
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有一股军士趁着冬夜寒冷，街上人少，进入民家劫掠。被太宗悬赏侦查逮捕，全部正法。并下诏调查军中有犯罪记录、有凶恶狡猾的无赖兵痞，得到百余人，给他们上了铁钳惩罚。
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四川夔州兵卒谢荣变乱，被正法。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贝州（今属河北邢台）骁捷卒劫持军库兵器作乱，并推举都虞候赵咸雍为元帅，被转运使王嗣宗率领屯扎的士兵击败，擒获赵咸雍，全部正法。
这类兵变一直伴随大宋始末，没有彻底杜绝。但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现象：所有的兵变，规模都很小，往往只有几个人，几十人，多则百余人，像唐末五代以来动辄上千人上万人几万人的兵变，始终没有出现。因此，这类不自量力的兵变事实上是不会撼动大宋根本的。
恐怖大王的克星
太宗朝最大的一场兵变发生在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兵变的主人名刘渥。他的身份是“叛卒”，背叛大宋的士卒。他啸聚山林，纠结了亡命之徒数百人。这是大宋兵变中人数较多的一次。带着这些兵匪，他开始了造反生涯。陕北京兆附近的耀州富平县，首先被他劫掠。所过之处，“杀居民，夺财物”，完事之后，再放一把火，随即遁走。但他势力最盛之时，甚至打算攻略京兆长安。史称“关右骚然”，整个函谷关以西都民心不安，有了骚动。
这时，知制诰范杲正在权知京兆府。他是大宋名相范质的养子，此人治理地方毫无章法，应该算是书呆子类型。他在京兆一年多了，史称“境内不治”，辖境之内没有得到良善治理。当刘渥等贼寇剽掠周围州县时，他害怕，束手无策；当刘渥消息传来，京兆吏卒吓得四散藏匿时，他害怕，最后被吓出病来，史称“遂惊悸成疾”。可以见出这个刘渥一度成为陕中“恐怖大王”，但他遇到了一个克星，侯延广。
侯延广，乃是五代乱臣侯益的孙子，大宋名将侯仁矩的儿子。他身世复杂，故实曲折。侯益在凤翔与军阀王景崇斗智时，除了正做着天平军司马的侯仁矩，王景崇杀光了侯益的家属七十余人。侯延广当时正在凤翔，还在吃奶，由乳母刘氏监护，也在被杀之列，在搜查中，刘氏献出了自己的儿子，演了一出“赵氏孤儿”的悲剧，保护了侯延广，并将他辗转带到汴梁，交给了侯益。
侯延广渐渐长大，在父亲侯仁矩的麾下做事。太祖时，侯仁矩知雄州，有一次正在饮宴，契丹贼寇数十骑白昼进入州城，居民大为惊扰。侯延广闻讯，带领亲信数骑，飞快地驰出衙门，张弓，射杀其酋长一人，斩首数级，并将余党全部擒获。侯延广带着契丹首级来见老爸，侯仁矩大喜，“拊其背”，说道：“兴吾门者必汝也！”雄州监军李汉超将这个事汇报给朝廷，太祖也高兴，赐给诏书褒奖赞美了侯延广，并赐给他锦袍银带。
太平兴国年间，边境之上，屡有战功。史称“戎人畏服……闻延广之至，不敢复为寇乱”，敌人对他很畏服……每当听到侯延广来了，就不敢再兴兵寇边。
面对这样的人物，乱卒刘渥是没有前途的。他也听说过侯延广的大名，一向对他很惧怕。当他在京兆附近抢劫时，侯延广已经奉旨在追击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