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骑龙摆塑于灰沟的中部偏南，龙头朝东，背朝北，昂首，长颈，舒身，高足，背上骑有一人，也是用蚌壳摆成，两足跨在龙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面部微侧，似在回首观望”（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此蚌塑断代在公元前4400年，距今约6400年。其龙有学者认为是“马龙”，理由是“现实生活中，人一般骑在马背上。古人幻想着骑龙上天，便在摆塑龙形时借助了马的某些形貌特征”（吉成名《中国崇龙习俗》第14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我的观点是既容合了马的成分，又容合了鹿的成分，甚至容合鹿的成分还要多一些。理由：一是此龙头上似有角，而马无角；二是此龙脖颈较长，更像鹿脖。
赤峰市敖汉旗南台地遗址也出土有“鹿型原龙”，其龙刻画在泥质加砂陶尊上，距今在6000年以上。“鹿龙均奔鹿式，昂首多枝长角，作疾速奔驰状；身躯中段加画勾涡纹，以示漫卷在云空中；也有加画翅膀的则呈飞驰状；后体用鱼身、鱼尾表示”（《敖汉旗南台地赵宝沟遗址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
鹿的特点是长角，高颈，身体匀称，线条流畅，这样的特点已被商周夔龙吸取。战国时期出现的怪龙纹（亦称“怪兽纹”），也有鹿的影子。龙之角在隋唐时期开始分叉，到了宋代及宋以后，分叉较多、较长，基本上多取自鹿角了，故有龙“角似鹿”（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之说。
10．虎虎是自然界中存在的生物，所谓“状如猫而大如牛，黄质、黑章、锯牙、钩爪，须健而尖，舌大如掌……声吼如雷，风从而生，百兽震恐”（《（鉴类函》卷四二九引《本草集解》）。作为令百兽震恐的“山兽之君”，虎对古人的生活秩序和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它不但噬吃野兽、家畜，还伤人吃人。于是，虎很容易被古人因恐惧而神化而崇拜。人们崇拜虎无非两个目的，一是愿这位“百兽之长”不要危害自己、亲属、族人及家畜；二是幻想借助虎的神力来制服其他野兽及鬼怪。这样，被放到崇拜位置上的虎就具备了显猛、示威、怯恶、驱邪等神性。
那么，潜池升天的龙就与下山出林的虎有了合作的基础：神性的对应与互补。一个水中游，天上飞；一个山中吼，林中行；一个灵异善变出神入化呼风唤雨，一个勇猛异常威风八面震兽避邪。二者携起手来，就神也有了威也有了，灵变也有了勇猛也有了，就可以“龙吟虎啸”、“龙骧虎步”、“龙蟠虎踞”、“龙腾虎跃”、“龙争虎斗”了。
考古发现中，最早出现龙虎对应图案的要数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蚌塑。蚌塑中的龙和虎分处墓主人的遗骨两侧，表明这位墓主得龙虎之助，既有“神”又有“威”，其身份和地位不同寻常。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其肩部饰有蜿蜒的龙纹，龙首悬出于肩外；尊腹饰虎食鬼魅图像，虎首居中突出，虎口张开作欲噬状，虎口之下是蹲踞的似人非人的鬼魅。尊是盛行于商周的祭祀礼器，将龙虎雕饰其上，无疑是为了强化其神其威。春秋以降，龙虎对应、互补，甚而交缠、结合的图案就更常见了。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造型别致、琢工精细的“龙虎纹玉带钩”，其首端一节为龙头，尾端一节为虎头，中间部分的五节饰龙虎并体纹——龙和虎合而为一了。
1987年，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古墓葬，出土了一件大型玉琮，断代在约公元前3000年前后，距今约5000年。其纹饰浅雕在玉琮（高8.8厘米，重6.5千克）的胸腹部，为良渚文化玉器的典型纹饰。其方头、圆眼、短耳、獠牙、利爪均和虎接近，又做了神化处理。古生物学资料也表明，其时其地确实有虎，故学者王东将其称为“虎型原龙”纹，即“虎龙”。“其文化内涵、宗教内涵是‘神人骑虎龙，上下通天地’，以虎型原龙形成之中的国家权力、王权助威”（《中国龙的新发现》第63页、第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纹学界通称“神人兽面纹”或“兽面纹”，为后世饕餮纹之滥觞，而饕餮，后又被归入龙子一族。
不仅如此，王东先生还将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两块玉圭上的兽面纹、山东临朐朱封大墓出土的玉佩纹饰等，都判断为“虎型原龙”。认为前两者，“一个是虎头上长出鹿角，一个是虎头上长出牛角”；后者“形似虎头，目似虎眼，鼻似虎鼻，口似虎口，爪似虎爪，但头上生角，用作王者之冠、通天神兽”（《中国龙的新发现》第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这三件原龙，都属于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多年。
我认同王先生的看法。当然，虎型原龙是就其多取材于虎而言，并不等于就是虎。事实上，这些图纹在虎之外，还取了鹿、牛等动物的某些元素。
11．熊
熊是寒冷地区常见的动物，居于北方的古代渔猎民族素有崇拜熊的习俗，将其列入龙的容合对象当在情理之中。
辽宁省文物部门已发掘和采集到龙形玉玦二十多件，这些玉玦“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多的种类之一”，“在以动物为造型的红山文化玉器中高踞首位”。其形象，“除肥硕的环体外，突出表现的部位集中在大而圆的眼睛和竖立的圆尖状短耳，吻不外伸，并无鬃的表现，却往往在头部与环体之间有一分界的雕线，整个体态体现静大与动的效果”。经多方考证，郭大顺等专家认为，“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玦形龙，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以熊为原型的玉雕龙”（郭大顺《龙出辽河源》第128页、第12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据此，这些玦形龙为“熊型原龙”或“熊龙”。
2006年8月，《舒宪先生发表了他的“龙图腾来源于熊图腾说”。原话是这样的：“中国在多民族文化融合中，龙是较为普遍的一种崇拜物。但众所周知，龙并非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动物。作为远古神话想象的虚构生物，龙自然有其神幻意象的来源和基础。最近我国北方的考古学发现不断表明，龙确实来源于现实中的动物。这些动物原型包括猪、鹿和熊。其中熊作为崇拜偶像出现在约5500年前牛河梁女神庙之中，尤其引人注目。而且，与神话传说中的华夏民族共祖黄帝直接有关联的，看来也是熊。再参照北方萨满教传承中有关熊的仪式、信仰和观念，可以说熊图腾要比龙图腾悠久得多”。“我们审视其他古籍也会看到，与‘黄熊’或‘熊’有关的上古帝王神圣们不在少数。如伏羲号黄熊，黄帝号有熊等。熊这种动物在史前图腾神话时代就已经充任了生命与再生女神的化身。而华夏第一图腾动物——龙，与熊有着直接关系。猪龙、熊龙和鹿龙等新的假说，就是建立在出土的玉雕像实物基础上的。牛河梁女神庙下方的积石冢就出土一对玉龙，起初被当作‘猪龙’，后来孙守道、郭大顺等考古学者改变看法，又提出‘熊龙’说。
结合至今在北方流传的熊祖神话，以及上古时期楚国君王姓熊的事实，熊龙玉像符号背后的意蕴是：‘龙的传人’之中当有重要一部分为‘熊的传人’”（《神话学会会长《舒宪中原解读“图腾”密码》，新华网河南频道2006年8月15日）。
是的，史籍曾载“黄帝号有熊”、“轩辕出自有熊之国”，东北红山文化区域也出土有约5000年以前的“熊型原龙”；我也认同《先生讲的熊有“自我复生的能力”的观点，但说“熊图腾要比龙图腾悠久得多”、“龙图腾来源于熊图腾”，却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东北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了目前发现最早的距今约8000年的石块堆塑龙及龙纹陶片，这条龙就一点都不像熊，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距今约6400年的蚌塑龙也与熊的形象相去甚远。《先生举出的所有证据，都只能说明熊是龙的容合对象之一，而非唯一。因为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已经证明，熊型原龙之外，还有蛇型原龙、鳄型原龙、鱼型原龙、鲵型原龙、猪型原龙、鹿型原龙、虎型原龙、鸟型原龙，等等。而且，熊一旦作为取材对象被龙容合，就变成了龙的组成部分，就不再是熊了。所以，“龙的传人”就是“龙”的传人，而不是“熊”的传人，尽管熊参与了龙的容合过程。
12．犬（狼）
犬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中国先民养犬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就发现有距今达10000年的经过驯养的犬的遗骸。在渭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纹中，有犬首、鱼身、犬尾的图案——将龙的主要取材对象鱼与犬组合在了一起。在浙江平湖林埭镇良渚文化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人犬合葬的现象，同时还发现了五个犬的祭祀坑。在古代中国，对任何动物的祭祀和崇拜都与龙崇拜相关，都会被龙崇拜所容合。这似可说明，早在距今约5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犬就已进入龙的容合过程，只是不如蛇、鱼、鳄、猪、马、鹿进入得那么直接、那么鲜明罢了。
民间亦有犬化为龙的传说。江苏省泗洪县半城镇是古徐国国都所在地。据《帝乡纪略》、《泗州志》、《博物志》等书记载：徐国的第三十一世国君徐某的宫人，十月怀胎后产下一枚肉卵。徐君以为是不祥之物，命人将其弃之于水滨。徐君家孤独母有犬名鹄苍，将所弃之肉卵咬开，发现是一男婴，即衔回交于孤独母，母将其育养成人，是为徐国第三十二世国君。由于鹄苍衔卵救偃王有功，受到偃王厚待。这鹄苍临死时，头上长出角来，变成了一条九尾黄龙。于是，便将葬犬之处称作“龙墩”。据说当地百姓对鹄苍十分崇敬，将其视作吉祥嘉瑞的象征，年年岁岁供奉香火，向其祈安求福并为其添土修坟，使“龙墩”千百年来一直高耸于该县陈圩乡大新庄境内。《列仙传》记：有仙人牵着两条茅狗来到凡间，一个卖酒的老婆子和一个名叫呼子的男人一人骑了一条，那茅狗就变成了龙，驮着二人飞走了。
《一统志》记：宋代建隆年间（1736-1796年），池州府有一条狗爬到树上化为龙，风雨随之兴起。
此龙穿山而行，于是便有了一个名为“龙穿”的山洞。《宣室志》记：有一个名叫卢君畅的判官，一日到郊野散心，忽见两条白犬，腰长臆丰，飘然驰奔，一同跳入湫中。湫浪泛腾中见两条白龙从水中跃起，云气噎空，风雷大震。卢氏十分害怕，赶快鞭马回家，未行数里，衣衫尽湿。
犬与龙的关系还反映在少数民族的族祖崇拜中。先秦时期居于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被统称为“北狄”，北狄大多是崇拜犬的，故有“狄，赤狄，本犬种”（《说文》）之说。先秦时期，居于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被统称为“西戎”，其中一支因崇拜犬而被称为“犬戎”。在长期的交往、争战过程中，北狄和西戎的少部分形成现在中国境内的某些少数民族，大部分被华夏族融合，成为崇龙的汉族成员。在南方，古“盘王节”是瑶族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一种说法认为，盘王即汉族神话中的开天辟地之神盘古。《五运历年纪》云：“盘古之君，龙首蛇身……”；一种说法认为，盘王（盘瓠）与盘古有区别，属于族源神。在瑶族传说中，此犬是一条“像条蛟龙迎风击浪”的“五色龙犬”，曾力助平王平息叛乱和外族入侵，立下战功被封为盘王，并许三公主为妻。盘王准备七七四十九天变回其英雄俊男之貌，无奈第四十八天时，三公主思夫心切，悄悄偷看，导致已变人身的龙犬剩下头颅不能再变。婚后他们生了六男六女，是为瑶族十二姓之祖。畲族代代相传，其族为盘瓠“龙犬王”之后。全族敬拜描绘着龙犬咬敌王之首立功，被招为驸马，繁衍出盘、蓝、雷、钟四姓子孙故事的“祖图”，规定对犬不得打骂，更不能杀食。
更多的情况是以“龙”来名犬。从古至今，将自己的爱犬称为“龙”者不在少数，如大龙、小龙、白龙、黑龙、飞龙、天龙，等等。其用意，无非是让犬秉点龙气，沾点龙光，满足将凡俗人生神化、美化的欲念。
谈犬与龙的关系，有必要涉及属于犬科的狼。
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狼图腾》。作者姜戎在附于书后的《理性探掘——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一文中，提出了“龙图腾极有可能是从游牧民族的狼图腾演变而来”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产生了“中华民族到底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的疑问。
我认为，狼有可能成为古代某些游牧民族（如蒙古族）的狭义图腾，也有可能进入龙的多元容合过程。但是，说广义的龙图腾由狼图腾演变而来，无论是文献证据还是来自考古的实物证据都很缺乏。至于《狼图腾》作者姜戎提供的几条所谓“证据”，均因判断有误而难以成立，最多只能算作一种猜测。比如，为了说明没有翅膀的狼图腾演变成了龙图腾，姜戎断言说龙图腾也没有翅膀，岂不知长翅膀的“飞龙”形象春秋时就已出现，汉代石刻上就有不少。众多的动物和天象进入了龙的容合过程，狼即使成为龙的容合对象，也只能是其中的一种。所以，狭义的狼图腾不可能取代广义的龙图腾，就像人的一个指头不能代替一个人那样。
还有，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容合的过程，龙参与、伴随、见证、标志了这个过程。龙的传人主要指文化精神的一脉相承，而非血缘意义上的基因遗传。中华始祖的文化精神与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同一。对古代一些游牧民族所崇尚的所谓狼的强悍进取、不屈不挠、团结合作等具有积极意义的精神素质，龙自然也会采取容合的态度，使其变成龙的精神的一部分。事实上，龙的精神中已包含有上述精神。所以，总体上说，中华民族只能是龙的传人，而非狼的传人。
13．鹰
在龙的创造过程中，进入先民视野的，不可能只有水中游的长鳞的动物，和陆地上跑的长毛的动物，林中栖、空中飞的长翅膀的动物也会引起先民的关注，于是，鸟类就很自然地成了龙的容合对象。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断代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距今约7000年的象牙雕刻，图案中心为一组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沿刻有火焰纹。两侧有对称的两鸟，皆昂首翘喙，展身扬尾。图中的火焰纹，一般认为代表的是太阳，因而此图有“双鸟朝阳纹”之称。又因图中双鸟看不出是具体的哪种鸟，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与凤凰初创时的情形相吻合，故此图又有“双凤朝阳纹”或“凤凰朝阳纹”之称。
王东先生将图中双鸟，称为“双头鹰龙”的雏型，认为“基本上是‘鹰头加蛇身’的综合，身子不是鸟型，而是修长如蛇型……‘二龙戏珠’图像即源于此”（《中国龙的新发现》第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我认同王东先生的观点。当然，不光鹰进入了龙的容合过程，鹰之外的其他鸟类也有可能进入龙的容合过程。之所以选鹰，并称之为“鹰型原龙”或“鹰龙”，除形似外，还因为鹰在现实中处于鸟类生物链的顶端，有“鸟中之王”的赞誉，具有代表性。
鹰型原龙不光在南方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北方赵宝沟文化遗址、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遗址也都有出土。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陶尊上，就有鹰型原龙，此龙圆睛钩喙，似在展翅飞翔。该陶尊属于赵宝沟文化，距今在6000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