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着潜意识中事件变迁的法则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足可以解释大部分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梦。首先，存在着明显的凝缩作用的倾向。这一倾向使我们醒时的思想中肯定会保持着分离的要素构成：新的统一体。其结果是，梦的显意中的单一要素常常代表着梦的全部隐意，仿佛它是全部隐意的综合性的隐喻。一般说来，与其来源的丰富内容相比，显梦的范围相当狭小。梦的工作的另一特性并非完全与前一特性无关，那就是精神强度（精力贯注）会很便利地从一个要素被移置到另一个要素。因此，在梦念中无关紧要的成分，常常会表现为显梦中最为明显并相应地最为重要的特性。反过来也是如此，梦念中的那些本质要素，在显梦中仅被轻描淡写的隐喻表现出来。此外，一般情况下，两方面的要素都存在着没什么意义的特点，在进一步活动中完全可由梦的工作使一个替代另一个。不难想象，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的这些机制，大大增加了我们解释梦和揭示梦的显意和梦的隐意之间的联系的困难。根据存在着凝缩和移置这两种倾向，精神分析的理论推测：在潜意识本我中，能量处于自由活动的状态，与其他考虑相比，本我更重视释放大量兴奋的可能性。我们的理论就是运用这两个特点来确定我们赋予本我的原始过程的特性。
研究梦的工作，还使我们了解了潜意识过程的其他许多值得注意的重要特征。但在此我们只能提及几个。支配性的逻辑规则在潜意识中不起作用，潜意识可称为无逻辑的王国。具有相反目标的驱力同时存在于潜意识当中，没有任何必要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节。要么，它们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影响；要么，如果有影响，那也不是决定性的，而产生的妥协也没有意义，因为妥协容纳的只是一些互不相容的细节。与此有关的事实是，对立面并不会被分离，它们被看作好像是同一的，因此，在梦的显意中，任何元素都可以具有它的对立面的含义。某些语言学家发现，在大部分古代语言中，便具有很多与上述相同的地方，像“强—弱”、“明—暗”、“高—低”等对立面，最初都由相同的词根所表达。直到对原始词有了不同的修饰，区分了两种对立的意义为止。这种原始的双重意义似乎仍残存于甚至是高度发达的语言中，像拉丁语所运用的词汇“altus”（“高”和“低”）、“sacer”（“秘密”和“公开”）。
由于梦的显意与其背后的隐意之间的联系十分复杂和模糊，提出下述疑问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即由一面推演出另一面是完全可能的吗？依靠出现在显梦中的符号的转译，我们必须进行的一切是否都不过是一种侥幸的猜测呢？可以回答说，在绝大多数情形中，问题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但必须借助于梦者本人对显意的元素提供的联想。任何其他的程序都是随意的，并且不可能得到确定的结果。而梦者的联想却会显示出中介的环节，我们能够用它们来填补显意和隐意之间的空隙，并且我们可以借助它们复述梦的隐意并加以“解释”。如果这种解释工作（正与梦的工作相反的活动）有时不能达到完全的确定性，也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余下的任务，就是对睡眠时的自我为什么承担梦的工作的任务做出动力学的解释。幸运的是，这样的解释很容易做到。借助于潜意识，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每一个梦都对自我提出要求——如果梦源于本我，那就是为了满足本能；如果梦源于醒时的前意识活动的残余，那就是为了解决冲突、消除怀疑或形成意向。不过，睡眠时的自我集中于保持睡眠的愿望，它感到梦的要求是一种干扰，并寻求解除这一干扰。自我通过看起来像是顺从的活动，可以成功地做到：在无害于愿望的满足的情况下，满足梦的要求，从而也就解除了这个要求。以满足一个愿望来替换梦的要求，这一直是梦的工作的基本功能。也许有必要以三个简单的实例来证实这一点——一个是饥饿的梦，一个是寻方便的梦，一个是由性欲引起的梦。在睡眠时，做梦者对食物的需要会使自己感受到：他梦到一顿美餐，并继续睡觉。当然，他可以做出选择，或者是醒来吃点东西，或者继续他的睡眠。他选择了后者，并通过梦实现了饥饿需要的满足——无论怎样，这是暂时的，因为要是他的饥饿持续下去，他还是会醒来。再就是第二个例子。一位睡眠者必须按时醒来到医院上班，但他却一直睡了下去，并做了一个梦，梦到他已经在医院里了，——却是作为一个无需起床的人。再有，夜梦中，一个欲望会变成与受禁止的性对象的享乐活动，如与睡眠者朋友的妻子。他做了一个性交的梦——的确，不是与这个人，而是与他实际上不感兴趣的同名的某个人。或者，他对该欲望的抵抗，也可以表现为他的女主人公完全是匿名的。
很自然，每个案例都不是这么简单。特别是这样的梦，即梦的来源与前日的遗留物无关，以及只是在睡眠状态中才得到了无意识的强化。
要揭示出潜意识动机力量及其愿望的满足，常常是很艰难的任务。但我们可以假定，它始终是存在的。且不说大量的梦并没有任何确定的情调，就是当回想起许多梦实际上都有令人苦恼的内容，乃至梦者会在焦虑中醒来，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命题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怀疑。焦虑的梦并不能用来支持反对精神分析的异议。不要忘记，梦永远是冲突的产物，是一种调和的结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满足潜意识本我的东西可以引起自我的焦虑。
当梦的工作在进行时，有时潜意识会成功地向前推进，有时自我会以更大的能量来保护自己。焦虑的梦大都是那些内容伪装得最少的梦。如果潜意识对睡眠时的自我提出的要求太强烈，使自我无法自如地躲避它，那自我就会放弃睡眠的愿望而醒过来。如果我们说梦永远是一种依靠欲望的满足来解除睡眠干扰的企图，以至于梦成了睡眠的守护者，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各种经验。这种企图很可能会圆满成功，它也可以失败，这时梦者就会醒来，显然，他正是被梦所唤醒的。因此，也有这样的时候，当那个杰出的伙伴，即责任在于保护小镇睡眠的守夜人没有选择的时候，他就必须拉响警报，唤醒沉睡的小镇居民。
在结束讨论时我要指出，我在释梦问题上所花费的大量时间是值得的。经验表明，我们在研究梦的工作中不断了解到的，并使我们解释了梦的形成的潜意识机制，也会帮助我们去理解神经症和精神病的令人困惑的症状，我们的兴趣也在于此。这种契合不能不激起我们的莫大希望。
（第二部分）实践任务
六、精神分析的技术
梦便是精神病（亦译精神变态，psychosis），它具有精神病的全部荒谬、妄想和错觉。一种短暂的、无疑是无害的、甚至具有益处的精神病，是以当事人的认可而开始，并以当事人的意志活动而终止。这仍然是一种精神病。
我们从中会认识到，即使像梦一样深刻的精神生活的改变，也能够得到消除并代之以正常的功能。那么，希望可怕的精神生活的自发疾病也能接受我们的影响并得到治愈，这是不是太大胆了呢？
对于这样的任务，我们已经掌握了许多初步的材料。根据我们的假设，自我的职责是，既要满足它与现实、与本我和与超我的依赖性联系所引起的要求，同时还要维护自己的组织，保持自己的自主性。我们所讨论的病理状态的必要前提条件：只能是自我相对的或绝对的软弱，以至无法实现自己的职能。对自我的最强烈的要求，大概是控制本我的本能冲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保持大量消耗于反贯注的能量。但是超我提出的要求也可以变得非常强烈和严酷，致使自我可以陷入瘫痪，也就顾不上它的其他任务了。我们可以设想，在此时出现的经济性的冲突中，本我和超我常常联合起来反对受到紧逼的自我，而自我则试图依赖于现实，以保持自己的正常状态。如果本我和超我过于强大，它们就会成功地瓦解和改变自我的组织，使自我与现实的协调关系受到妨碍乃至终结。我们已由梦看到：一旦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现实相分离，它就会在内部世界的影响下滑入精神变态。
我们的治疗计划就基于这些发现。自我为内部冲突所削弱，而我们又必须起用自己。这种情形好比一场内战，局面取决于外来盟友的援助。精神分析医生和患者的受到削弱的自我必须共同以外部现实世界为基地，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敌人，即本我的本能要求和超我的良心要求。我们订立相互的契约。病态的自我答应我们尽量坦诚——即答应把自我觉知的一切材料交由我们处置，我们则向病人保证，听凭病人处理和使用我们的经验去解释受潜意识影响的材料。我们的知识要用来弥补患者的无知，使他的自我重新控制他失控的精神生活。这一契约构成了精神分析的情境。
当我们按约行事，就立即会感到失望，这首先给了我们的过分自信一个打击。如果患者的自我愿意与我们合作，那么，无论受到敌对力量多么强硬的胁迫，它都必定保持着对现实要求的某些连贯的和某些片断的理解。但是，不应该对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抱有如此的期望。它不会遵守这种契约，实际上它几乎不理会契约。它将很快抛开我们和我们提供的帮助，把我们当成不再有任何意义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从而，我们发现，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想法，即尝试把我们的治疗计划运用于精神病患者——放弃也许是永久的，也许只是暂时的，直到我们找到了另一个更好的适合于精神病患者的计划。
不过，还有另一类病人，他们显然特别类似于精神病患者——其绝大多数患有严重的神经症。他们的致病因素及其致病机制肯定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非常相似的。然而，他们的自我表现出了更多的抵抗和受到了更少的瓦解。虽然许多患者患有疾病并产生功能缺陷，但他们仍能够使自己应付现实生活。这些神经症患者会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将只对他们感兴趣，并将了解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和能用什么方法来“治愈”他们。
我们还要与神经症患者建立契约：一方开诚布公，另一方勿施于人。这看上去好像我们只是要做一个并不信教而聆听忏悔的神父。但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要从患者那里听取的，不仅仅是他所知道而对他人隐瞒了的事情，他还应该告诉我们他并不知道的东西。出于这一目的，我们要给患者对我们所指的坦诚做一个更加详细的说明。我们要他保证遵守分析的基本规则，这个基本规则会使他此后的行为有利于我们。患者不仅应该告诉我们他想说和愿意说的，像忏悔一样得到解脱，而且他同样应该告诉我们其他一切他自我观察到的，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的事情，即使这些是他讨厌说的，似乎对他是不重要的，或者实际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患者在接受这种要求之后不再进行自我谴责，那他就将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材料——思想、观念和回忆——这些材料已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常常是潜意识的直接派生物，从而使我们能够推测到患者受到压抑的潜意识材料，使我们能够通过患者以信息来扩展他的自我对其潜意识的了解。
然而，这并不是患者的自我被动地和顺从地把我们所需的材料提供给我们，并相信和接受我们对材料的解释。还会发生许多别的事情，其中一些我们也许预见到了，另一些则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患者不满足于把分析者看作实际上的帮助者和劝导者。此外，他还因他所遇到的麻烦以获取报酬，并且他本人会满足于那种向险峰攀登的向导角色。相反，患者把分析者看成是自己童年或过去的某一重要人物的再现或化身，结果把无疑用于原型的感情和反应转移到了分析者身上。事实很快表明，移情作用是个意想不到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它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的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重大危险的根源。移情是两极化的：它既包含着对分析者的积极的（温情的）态度，又包含着对分析者的消极的（敌对的）态度。分析者通常被患者当成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只要移情作用是积极的，它就会给我们以极好的对待。它会改变整个分析的情境，会把患者恢复健康、免除病症的理性目标置于一边，取而代之的目标是取悦分析者，赢得分析者的赞扬和喜爱。这成了病人合作的真正动力，他的软弱的自我变得坚强起来。在此影响下，患者会做到他平时做不到的事。他消除了病症，看上去已经康复——这仅仅是为了分析者。分析者本人也许羞于承认，他从事的是困难的任务，而没有任何随心所欲的权力。
此外，随着移情作用的关系，带来了两个更进一步的好处。如果病人把分析者看作自己的父亲（或母亲），那他就会把他的超我控制自我的权力给予分析者，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父母是他的超我的来源。现在，新的超我有了对神经症患者实施一种再教育（after—education）的机会。再教育能够矫正父母对他的教育造成的错误。但在这方面，必须防止滥用这种新影响。不论分析者多么想成为别人的老师、榜样和典范，以及多么想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别人，他都不应该忘记，这并不是他进行分析治疗的任务。实际上如果他随心所欲，那就将背离自己的任务。如果他这样做了，那就只会重犯父母以自己的影响压制孩子的独立性的错误，只会用新的依赖性去替代患者早年的依赖性。分析者在其治疗和教育患者的全部尝试中，都应该尊重患者的人格。分析者允许自己合理施加的影响有多大，取决于阻碍病人发展的程度。某些神经症患者保留了如此之多的孩子气，以至于在分析中只能被当作孩子对待。
移情作用的另一个好处也就是，在移情中，病人会以其独特的清晰性当面向我们展示他的重要生活经历。对此，要不是移情作用，患者向我们提供的很可能只是不充分的表述。患者几乎不是把它报告给我们，而是当着我们的面把它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