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看另一面的情形。既然移情再现的是患者与其父母的关系，那它也会继承这一关系的两极性。终有一天，患者对分析者的积极态度会转换成消极、敌对的态度。这照例也是重复过去。患者对自己父亲的服从（如果谈到的是父亲的话），对来自父亲的赞赏的企求都植根于指向父亲的情欲。迟早这种要求会进入到移情作用中，并坚持要得到满足。在分析的情境中，这种要求只能遭遇挫折。患者和分析者之间真正的性关系则另当别论，甚至于更微妙的满足方式，像给予偏爱、亲昵等等，也很少为分析者所赞同。这一拒绝会成为转变的诱因，很可能这种事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患者的童年发生过。
积极的移情作用所导致的成功治疗很容易有暗示（suggestive）之嫌。如果消极的移情作用占上风，那么上述的成功就会成为泡影。我们将惊恐地看到，我们以往的全部辛苦和操劳都已付诸东流。我们一度视为患者的持久的智力增进，即他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和对分析功效的信赖，转瞬间消失殆尽。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孩子，无力对他自己做出评判，盲目地相信任何一个他所爱的人，而不相信陌生的人。显然，这些移情状态的危险在于患者不理解移情作用的性质，强把移情作用当作新的现实经验，而不是当作过去经验的反应。如果他（或她）意识到了隐藏在积极移情背后的强烈性欲，他就会相信陷入了情网。如果移情走向另一极，那么他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忽视，他就会恨分析者，将其当成敌人，并准备放弃分析。在这两个极端的案例中，他都忘记了自己在治疗之始达成的契约，使之变得对继续进行正常的分析毫无用处。分析者的任务是，坚定地使患者摆脱危险的错觉，反复地向他表明他自以为新的现实生活不过是过去生活的反映。为免于患者陷入不接受任何证据的状态，分析者要当心不使爱和恨达到极端。这取决于患者对这些可能性的充分准备，和分析者不忽略这些可能性的初始迹象。依此谨慎处理移情作用，一般会有极好的效果。如果我们像通常能够做到的那样，成功地启发患者认识到移情现象的本来面目，那我们就解除了患者进行抵抗的有力武装，并会化危险为收获。因为患者绝不会再次忘记他以移情的形式所经验到的一切，这比患者以其他形式能够得到的经验具有更大的取信力量。
我们最不希望的是，病人不是去记住移情，而是装作与移情无干。对我们来说，理想的行为应该是，患者在脱离治疗时表现得很正常，而只是在移情作用中才显示出他的变态反应。
我们用来加强受到削弱的自我的方法有，扩大自我的自知，这是个出发点。当然，这并非是全部内容，而仅仅是第一步。丧失对自身的了解，对自我来说意味着丧失自己的权力和影响，这是自我受到本我和超我要求的围困和制约的第一个明确的标志。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提供的帮助是我们理智的工作和鼓励患者予以合作。如我们所知，这种初步的工作意在为下一步更艰难的工作铺平道路。即使在最初阶段，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工作的动力因素。为了治疗，我们从多种渠道收集资料——患者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和自由联想；患者在移情时向我们表明的内容；我们通过解析患者的梦得到的，以及患者的失言或动作错乱所泄露的材料。所有这些资料都会有助于我们解释病人遇到过而又被他遗忘的事情，和现在病人正遇到的而他又不理解的事情。但在所有资料中，我们务必在我们的了解和患者的了解之间做出严格的划分。我们不应立即告诉患者我们在初期屡次发现的事情，也不应告诉病人我们的全部发现。当我们要向患者透露由我们的解释得出的某一了解时，我们应周密思考并等候我们认为是适当的时机——这一时机并不总是很容易确定。通常，当我们把解释和说明告诉患者时，他自己几乎已经得出来了，仅差一步之遥。当然，这一步事实上是关键的综合。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在患者还没有准备时，就把我们的解释全部告诉他，那不是不起作用，就是引起爆发的抵抗，而抵抗会使我们进一步的工作更加困难，甚至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的危险。但是，如果时机成熟，那患者常常就会立刻进一步确证我们的解释，并主动回忆他所遗忘的内部或外部事件。我们的解释越是符合患者遗忘的事件的细节，患者就越容易接受。于是，就这一特定事件而言，我们的了解也就成了患者的了解。
提到抵抗，我们便进到了我们的任务的第二个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自我凭借反贯注来防备自己受到来自潜意识和受压抑的本我的不良元素的侵害，如果自我要正常发挥作用，就一定要保持不受损害。自我越是感受到紧迫，它就越起劲地（好像很害怕地）依赖于反贯注，为的是使自己的剩余部分免受进一步的侵害。然而，这个防御性的目的根本不是我们的治疗所要达到的。相反，我们的愿望是，在我们的确切帮助下，自我变得大胆起来，敢于采取攻势，以重新夺回所失去的东西。我们在此才注意到抵抗我们工作的反贯注力量。自我会由于畏惧危险和不快乐而从与分析者的合作中退缩。但只要它不打算拒斥我们，那它就肯定会不断接受鼓励和安慰。把持续于整个治疗过程并随工作进展而更新的这一抵抗了解为压抑引起的抵抗，是不够正确的。我们将发现，它并不是我们面对的唯一抵抗。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即在分析的情境中，交战各方与我们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倒转过来了：自我变得反对我们的鼓动，而通常是我们对手的潜意识却成了我们的帮手，因为它具有自然向上的动机，并强烈要求冲破固定的前线进入自我，从而进入意识。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能够引导病人的自我克服抵抗，发展中的斗争就会顺着我们支配的方向并且借助我们的帮助进行。在自我与本我的斗争中，无论本我战胜了自我，还是自我最终解除了本我，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无论谁获胜，永久的危险解除了，自我的范围扩大了，心理的能量无需再浪费了。
克服抵抗是最费时间和最麻烦的，然而又是最值得做的工作。因为这一工作产生有利于自我的转变，使自我能独立承担移情的后果并适用于生活。同时，我们努力使自我避免受潜意识的改变。只要我们能在自我中检查出潜意识的派生物，我们就指出其不合理的根源，并促使自我拒绝这些影响。应当牢记，潜意识元素对自我的改变不应超出一定限度，这是我们帮助病人抵御潜意识侵犯的契约的先决条件之一。
随着我们对神经症患者心理生活的工作越发深入和了解，作为抵抗的根源的两个新因素更清楚地引起我们的密切注意。病人对这两个新因素完全无知，而在订立治疗契约时，我们对它们也从未考虑过，并且它们不是出自病人的自我。尽管它们有不同的起源，但在其他方面具有类似性质，大致可包括在一个名称中，即“害病或要受苦的需要”。第一个因素可以叫做罪恶感或罪恶意识，但患者并没感到和有所知觉。显然，超我的抵抗部分变得特别强烈和残酷，患者注定不能好转，而是必须保持病态，因为他命该如此。这一抵抗实际上不妨碍我们的精神分析过程，但又使分析过程不起作用。它常常让我们消除了某一症状，却早已准备了另一症状取而代之，或者代之以某种身体疾病。罪恶感也能解释我们所见的某些严重神经症患者的治愈和好转：问题在于病人应该是痛苦的——以什么方式都无关紧要。患者明显地毫无抱怨地屈从厄运，忍受痛苦，但痛苦也流露了出来。为了防止这种抵抗，我们不得不限于患者意识到这一点，并努力逐步消除超我的敌意。
证明另一种抵抗的存在也并非易事，而且特别难以对付。有这样一些神经症患者，从其反应判断，他们的自我保存本能实际上是反向的。他们似乎在追求自我伤害和自我破坏。这类人最终有可能走上自杀道路。在这种人身上，产生了深刻的解除结合的本能，结果解放了指向内部的破坏本能的巨大力量。这类患者不能容忍我们的治疗，而且尽力反抗。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不能完全解释这类病例。
让我们再一次审查我们企图帮助患者治疗神经症自我所已达到的情境。这一自我不再能完成外界（包括社会）提出的任务，他已不能控制自己的全部经验，并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它的活动受制于超我的禁令，它的能量无效地耗费在逃避本我的要求上。此外，由于本我的不断闯入，自我的组织受到了损害，再不能进行任何适当的综合，它为相互敌对的冲动、未解决的冲突和怀疑所分裂。由此出发，我们遂让患者的自我参加精神分析解释的纯智力工作，使他能暂时补充心灵资产的空隙，把他内心的超我权力转移给我们。我们鼓励患者的自我与本我的每一个别要求进行斗争，并战胜与之有关的抵抗。同时，我们通过检查挤入意识的来自潜意识的冲动和内容，恢复自我的秩序，并追溯它们的起源，使之受到批判。我们以不同的职能，以教师、教育家和父母的权威和替身为病人服务。如果作为一个精神分析者，我们使病人的自我上升到正常水平，并把潜意识和压抑的内容转变成前意识资料，使这些资料重新归自我所有，那我们就为病人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患者身上也存在着某些有利于治疗的理性因素，如在其痛苦中具有动机力量的康复的需要，以及在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中可以在病人身上唤醒的智力兴趣等。更为巨大的力量是患者的积极的移情作用。但另一方面，反对我们的是消极的移情作用，即自我因压抑（即必须以不愉快对待加诸自身的艰苦工作）而引起的抵抗；与超我有关而引起的罪恶感以及由于本能组织的深刻变化而引起的害病需要。病情的轻重与否是由后两个因素决定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治疗工作可以有利或不利的因素：如精神的惰性，不愿放弃自身固执性的力比多的迟滞，这些因素难以对治疗有利。而使本能升华的能力可以使病人从自己的粗俗的本能生活中解脱出来，对治疗有一定的帮助。其他如智力功能的相对力量对治疗也很重要。
如果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最终的治疗结果有赖于量的关系——即有赖于我们在病人心中动员的对治疗有利的能量与反对我们治疗的能量的对比，那我们是不应失望的。相反，而是应当感到完全可以理解。在此，上帝又一次站在强者一边。当然，我们的治疗并非总是成功，但至少我们总可以知道为什么不成功。那些并非出于治疗兴趣而跟随我们讨论的人，在这种承认之后也许就会轻蔑地转身而去了。然而，我们在此讨论的只是心理治疗的方法，暂时还没有其他方法。也许未来，可以用特殊的化学物质直接影响心理的能量，直接改变精神结构的分布，也许还会出现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治疗可能性。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掌握比精神分析更好的技术，因此，尽管精神分析还存在局限性，但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七、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范例
对精神的结构，对构成这一结构的成分、组件和机构，对活动于其中的力量，以及对它的成分所具有的功能，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一般性的了解。神经症和精神病都是些状态，结构的功能失调正是以这些状态得到了表达。我们之所以选择神经症作为研究课题，是因为只有它适合于我们研究的心理学方法。当我们试图影响神经症的时候，我们便汇集了相关的观察。这些观察给了我们一幅神经症产生过程及其产生方式的图景。
在开始描述前，让我们首先说明我们的主要发现之一。神经症（不像传染病）没有特殊的决定因素，寻找病源之类的刺激物是徒劳的。神经症易于转变为一般所谓的正常。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正常状态都很少不能指出带有神经症的特性。神经症患者也像其他人一样拥有大致相同的先天倾向，拥有同样的经验，拥有同样的事情做。那么，为什么他们却生活得如此糟糕，面临着更大的难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着更大的不幸、焦虑和痛苦呢？
我们没有必要因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困惑。完全可以把量的失调看作是神经症患者的不适和痛苦的因由。的确，人的心理生活采取的所有形式的决定性原因，都可以在先天的倾向和偶然的经验之间的互动中找到。一个特定的本能也许先天太强或太弱，或者一个特定的能力也许在生命中发育不全或没得到适当的发展。在另一个方面，外部的影响和经验会对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影响，而一个人的素质所能处理的也许是另一个人所无法企及的。这些量的差异将会决定结果的不同。
可是，我们很快就会感到，这个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它太一般了，它解释的太多了。病因学适用于每一例心理的疾患、痛苦和无能，但是，并不是每一这样的状态都能被冠之以神经症。神经症拥有独具的特征，它们是特定种类的痛苦。或许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假定，在心理生活必须涉及的任务中，有一些特别容易导致不幸。因此，神经症现象非常鲜明的特性就会从这而来，而无须我们收回早些时候的主张。如果神经症与正常人的心理特点的确没有差别，神经症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正常人就有极大的价值。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正常人心理组织的“弱点”。
我们上述的假设得到了证实。精神分析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一种需要对付的本能要求不仅最容易失败或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一生还存在着一个时期专门或最容易发生神经症。本能的性质和有关的人生时期尽管是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因素，但我们将分别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