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那种获得某一“目标”的过程，其发生与“力比多”的组织化过程息息相关。在“自恋”阶段以后，男女两性的第一个爱恋目标均是其母。首先，小孩似乎很可能不能把母亲的营养器官同他（她）自己的身体区分开来。后来，还是在婴儿期头几年，这种“俄狄浦斯情结”联系便确定下来：男孩将其性欲愿望集中在母亲身上，把其父亲当作竞争对手，发展对其父的敌意冲动，女孩也采取一种类似的态度。“俄狄浦斯情结”的所有不同变异和结果都很重要。人类的先天两性体质，使其自我感知并增加同时活动趋向的次数。儿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清楚两性间的差异。在这一“性探索”阶段，他们创造出一些典型的“性理论”。由于这些理论的创造者自身生理发展的不完善所限，因而这些理论是一种真理和谬误的混合物，并不能解决那些性生活问题（那一斯芬克斯之谜，即婴孩从哪里来的问题）。这样，我们便会清楚，一个小孩的第一个选择对象是一个乱伦的对象。我描述过的这一整个发展过程很快便过去。男性性生活的最显著特征是其二相发作。发作有两次高潮，中间有一间隔期。第一次高潮是在四岁或五岁时达到的。但从那以后，这一早期性欲的全盛期便宣告结束，那些表现如此强烈的性冲动被压抑所征服。接下来便是潜伏期，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青春期，在此期间，对道德、羞耻和厌恶的“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得以确立。在所有生物中，似乎只有人才表现出这种性成熟中的二相发作，这也许是决定人的神经症心理倾向的生物因素。在青春期，儿童早年的那些冲动和对象联系又苏醒过来，其中就有其“俄狄浦斯”情结的情绪联系。在青春期性生活中，那些早年的冲动和这一潜伏期的抑制（inhibition）之间出现斗争。在这之前，在儿童处于其幼儿期性欲发展的最顶峰期间，一种勉强称得上的性器组织被确立，但只有男性性器发挥作用，而女性性器则仍然暗藏如初（我曾把这一阶段描述为阳具主导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两性间的差异不是用“男性”或“女性”这样的词来表述，而是用“有阳具”或“被阉割”来表述。在此之上所出现的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对于性格和神经症的形成同样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为了使我的这一关于人类性生活的发现的简要叙述更加明白易懂，我把我从各种不同时期所得来的结论汇集在一起，通过补充修改，将其编入我的《性学三论》的连续各版之中。我希望大家将会很容易地理解我对于性欲概念的扩展（这一扩展已得到大力强调，并且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对）的实质。这一扩展具有二重性：第一，性与其最密切的联系物生殖器相脱离，而被看作一种更易理解的身体功能，追求快乐是其第一目的，其次才是为生殖目的服务；第二，性冲动被视为包括所有那些只是深情的、友好的冲动在内，可用“爱情”这一意义最模棱两可的词来表示这一用法。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些扩展是革新，这只不过是恢复原意，这意味着去掉了对我们乐于被引诱而陷入其中的这一概念的一些不适当的限制。
性欲与性器的脱离，使得我们能够把儿童和性变态者的性活动带入与正常成人性活动相同的领域之内。儿童的性活动迄今为止完全被忽视了，虽然人们对性变态者的性活动已有所认识，但伴随这种认识的是道德上的愤慨，而没有对此现象真正理解。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甚至最怪癖和最使人讨厌的性变态行为，也可以被解释为摆脱了性器主导地位之影响的那些性欲本能组成成分的表现。此刻它们独立地寻求快感，好像处于“力比多”发展的最早时期一样。这些性变态行为中最重要的同性恋几乎不应该被这样称谓，它可被追溯到全人类体质中的两性倾向及男性阳具占主导地位阶段的后效作用上去。精神分析使我们在每个人身上都能指出这样或那样的同性恋对象选择的痕迹。如果说我曾经把儿童描述为“多形性变态”（polymorphous perverse），那么，我只是在使用一个已经普遍流行的专门术语，这个术语并不暗含任何道德判断。不管怎么说，精神分析与这种价值判断没有关系。
我关于性欲这一概念的所谓第二点扩展，在精神分析调查所揭露出的这一事实中找到了自己的正当理由，即：所有这些感情的冲动最初具有一种完全的性本能，但这种性本能在其目的上受到压制或者得到升华。这些性本能可能被如此影响和转移的那种方式，使其能够被应用到各种文化活动之上，它们确实对这些文化活动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我关于儿童性欲的惊人发现首先是通过对成人的分析而得出的，但是后来（约从1908年起），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而充分完全地使这些发现得到证实成为可能。事实上，查明儿童的有规律的性活动是如此容易，以致人们不禁惊奇地要问，人类是怎样成功地忽略了这些事实，并且把这种充满希望的儿童无性传说维持了这么长时间。这一惊人事实肯定与遗忘症有关，这种遗忘症使大多数成人隐瞒了自己的幼儿时期。
四
关于抵抗、压抑、潜意识、性生活的病源学意义（the aet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sexual life）及幼儿期经验的重要性等这些理论，构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在这几页篇幅中，我只能对这些要素分别进行描述，而不能涉及它们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现在我只好转到在分析方法的技术方面逐渐发生的变化上来。
我最先采用通过坚持和鼓励来克服患者抵抗的那些方法，对于帮助我获得对所期望内容的初步的一般了解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结果却证明，这一方法使我们双方都过于紧张，而且还很容易招致某些明显的批评。因此，这种方法便让位于另一种在某种意义上相反的方法。我改变了那种鼓励患者就某一特殊主题进行叙述的方法，而是让他们进入一种“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的过程，就是说，脑子里出现什么就说什么，不给患者的思路以任何有意识的引导。这里最关键的是，患者应该保证逐字逐句地说出他自我知觉到的一切事情，而不能以某些联想不够重要、或者不相干、或者根本没有意义等为理由，并屈服于这些理由而企图将其搁置一边，不把它说出来。没有必要明确地反复要求患者坦率地报告自己的思想，因为这是整个分析治疗的前提。
这种将患者置于精神分析基本规则指导下的观察的自由联想法，竟然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即将抵抗所阻止的被压抑材料带入意识之中，这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自由联想并非真正的自由，即使患者并不把他的心理活动引向某一特定主题，但他仍然处于那种分析情境的影响之下。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与这一分析情境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绝不会进入他的联想之中。他对再现那些被压抑材料所进行的抵抗，将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第一，表现为批评性的反对意见。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被创造出来，正是为对付这些反对意见的。但是，如果患者遵守了这一基本规则，并且因而克服了他的沉默不语，那么这种抵抗将会找到另一种表现方式。它将这样来安排：使那些被压抑材料本身绝不会进入患者的思想之中，而是用某些近似于它的内容以暗喻的方式出现。这种抵抗越大，距离分析者所寻求的真正思想越远，患者只好报告那种替代联想。如果分析者镇静自若地倾听，对这种联想流不做出任何强迫性努力，并且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可能出现的报告内容有个一般的认识，他可以根据两种可能性对患者所暴露出来的那些材料加以利用。如果这种抵抗较弱，他便可以从患者的暗喻之中推断出潜意识材料本身；或者如果这种抵抗较强，他则可以从那些联想之中识别其特征，因为这些联想似乎离正在进行的这一主题越来越远，所以他应该就此向患者进行说明。然而，揭露抵抗是克服它的第一步，因而分析工作还包括一种解释技巧。成功的分析需要机智和熟练，这些都是不难学会的。但是，自由联想优越于早期的那一方法的，并不仅仅是节省了工作量。它尽可能地不向患者施加任何压力，它绝不失去和当时实际情境的联系，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不忽视这一神经症机制之中的任何因素，也绝不因分析者的期待而向这一机制之中强行加入任何东西。分析过程和材料安排基本上完全由患者来决定，这样一来，对于特殊症状或情结的任何系统处理都成为不可能的了。与使用催眠法和促进法（the urging method）时所发生的过程完全不同的是，互相联系的材料可能在治疗过程中的不同时间和不同关节点出现。因此，对旁观者来说——尽管事实上决不允许有任何旁观者——分析治疗好像完全晦涩难解。
这一方法的另一个优越之处在于：它从不需要中断。就其特征来讲，只要不规定什么条件，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肯定能够一直产生联想的。然而事实上，有一例患者出现了绝对定期的中断。但是正因其非常独特，所以也可以对它进行解释。
现在，我转到了对某一个因素的描述上来。这个因素为我的分析描述增加了一个基本特征，在技术和理论上，它同样应该被作为最重要因素来对待。在每一次分析治疗过程中，并非医生有意而为，但却都要在患者和分析医生之间出现一种强烈的情绪关系，它并不能由那一实际情境加以解释。这种关系可能具有积极的特征，也可能具有消极的特征，并且可能在一种从狂热的性爱到蛮横的顶撞和怨恨的激烈表现之间进行变化。这种移情（transference）——这是其简称——不久便在患者心中替代那一被治疗愿望，并且只要其充满激情而有节制，它便可能变成医生影响的动力，其作用比那一联合分析工作的主要动力不相上下。后来，当移情变得热烈起来，或者变为敌视情绪时，它就成了抵抗的重要工具。这样一来，它便可能麻痹患者的联想力，并危及治疗的成功。然而，企图回避它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移情的分析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假定，移情是因为分析而产生的，没有分析便不会发生移情。移情只不过是通过分析才得以被揭露、分离出来罢了。它是人类心理的一种普遍现象，正是它决定了所有来自医疗过程的影响力的成败，并且事实上支配着每一个人与其人类环境之间的整个联系。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它与催眠医生所称为“易受暗示性”（亦译“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的那个动力因素是同一个东西。“易受暗示性”是催眠情感协调（rapport）的动力，其无数的行为也给宣泄法带来了困难。如果像这样的情绪转移意向没有出现，或者移情完全变成了消极的东西，就像发生在早发性痴呆或偏执狂中的那种情况，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通过心理途径对患者发生影响。
确实，精神分析同其他心理治疗方法一样，也使用了暗示（或移情）这种手段。但差异之处在于：在分析过程中，在决定治疗结果方面，不许它起决定性作用，它只是被用来诱导患者完成一个心理工作——克服他的移情—抵抗，这一工作包括他的心理结构中的一个持久的替换过程。分析医生要使患者意识到移情现象，并且要让他相信：在他的移情态度（transference—attitude）中，他正在重新体验在儿童时期的被压抑期间产生于他的最早对象依恋之中的一些情绪关系，从而以此使移情结束。这样，移情便由抵抗的最强烈武器，转变成为精神分析治疗的最好手段。然而，移情的操作仍旧是最困难的，同时也是精神分析技术中最重要部分。
借助于自由联想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解释技巧，精神分析成功地取得了一个成果。这一成果看来好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事实上它必然在科学思想中导致一种全新的态度和一种新的价值标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可能来证明，梦是有意义的，并发现它的意义是什么。在古代，梦被赋予极重要的意义，人们认为它可以预言未来。但是现代科学却与梦毫无关系，只是把梦交给迷信，并且宣布梦是一些纯粹“躯体的”（somatic）过程——是一种不是熟睡的心理颤搐（a kind of twitching of a mind that is otherwise asleep）。任何一个曾经做过严肃科学工作的人，却以一个释梦者的身份出现，似乎相当地让人不可理解。但是，由于不顾把梦排除出科学领域的认识，把梦看作还未作出解释的一些神经症症状，看作一些幻觉的或强迫的思想，略去其明显的内容，把其独立的形象组成成分转变成一些自由联想的主题，精神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做梦者所产生的那些无数的联想，使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不能再被描述为荒谬和混乱的思想结构。这种思想结构应被看作一种完全正当的心理产物，其中的“显梦”（manifest dream）只不过是一种被歪曲、缩略和误解之后的改装（a distorted，abbreviated，and misunderstood translation），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视觉形象的改装（translation）。那些“潜隐梦念”（latent dream—thoughts）包含了梦的意义，而它的显梦内容只不过是一种伪装（a make—believe）、一种表面现象（a facade）而已。这些显梦内容只能作为联想的起点，而不能作为解释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