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构想致病的过程了。我们还是举这个简单的例子：在患者头脑里，先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冲动，但是接着又出现了另一种强有力的冲动与之相对抗。我们可以想象，紧接着出现的这种心理冲突，将采取下面这样一个过程。这两种能量——为了现在叙述方便，我们把它们分别称为“本能”与“抵抗”——在意识的最清晰之处互相斗争了好长时间，直到本能被否定，能量贯注（cathexis of energy）从其冲动中退出为止。这就是正常的解决途径。然而，在神经症中（由于一些仍旧不清楚的原因），这种冲突却得到了另一种结果。自我，当它第一次与这种讨厌的本能冲动发生冲突时，似乎是向后退却，它阻止这种冲动进入意识，阻止它的直接的能量释放；但同时，这种冲动维持其充分的精力贯注固定不动，我把这一过程称为“压抑”。这一过程很新奇，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以前从未识别出与此相类似的某种东西。很明显，这是一种基本的防御机制，好比一种要逃跑的企图。实际上，它只是后来所产生的正常的罪恶感（guilt feeling）的前兆。压抑的第一个行为包含着若干进一步的后果。首先，自我被迫采取一种持续的能量消耗，即反宣泄，以保护自己不受被压抑冲动的重新攻击的持续威胁。这样一来，自我就要消耗它自己。而另一方面，此时处于潜意识之中的被压抑冲动，却能够迂回地找到释放和替代满足（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的途径，这样便使压抑的整个意图归于失败。在转换性癔症患者身上，这种迂回途径便导致了躯体的神经支配，被压抑冲动从某个地方冲出来，这样便产生了“症状”。所以说，这些症状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因为尽管得到了替代满足，但由于自我的抵抗，它们还是背离和偏斜了自己的目标。
压抑理论于是成为我们理解神经症的基础。关于治疗任务，我不得不采取一种新观点，其目的不再是“发泄”误入歧途的情感，而是要揭示种种压抑，并以判断行动取而代之。这种判断行动可能导致、或是承认、或是谴责以前曾被否定的东西。我不再把我的研究和治疗方法称作“宣泄法”，而是称作“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以此来表示我对这种新的情形的认识。
把压抑作为一个中心问题，然后把所有精神分析理论的全部内容都与压抑联系起来，这样做是可行的。但在这样做之前，我要对一个受到争论的实质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评论。按照让内的观点，一个患癔症的女人是个可怜的生物，由于体质虚弱，她不能使自己的心理活动整合为一体，正因如此，她成了自己精神分裂及意识范围受限的牺牲品。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精神分析的调查结果说明，这些现象是动力因素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心理冲突的结果和压抑的结果。对我来说，这一区别似乎具有深远意义，它足以结束下面这一观点的反复狡辩：凡是精神分析中有价值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从让内的思想中借用过来的。读者将会从我的论述中了解到：历史地看，精神分析与让内的发现无关。它在内容上，正好背离并远远超过了让内的那些发现。让内的著作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意思，即：使精神分析在心理科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使之吸引如此广泛的注意。我对让内本人一向是尊敬的，因为他的发现在相当的程度上与布洛伊尔的发现不谋而合。布洛伊尔的发现比他早，发表却比他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精神分析终于在法国也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主题时，让内的行为却不大高雅，表现出对于那些事实的无知，并使用了一些很险恶的论点。最后，他因为下面的说法而让我看到了他的本质，也因此而毁掉了他自己著作的价值：他宣称，在谈及“潜意识”心理活动时，他并没有用这一词语指任何东西，而只不过是指一种“谈话方式”罢了。
但是，对致病的压抑以及其他一些仍须提到的现象的研究，迫使精神分析严肃地采用了“潜意识”这个概念。精神分析把一切心理的东西首先看作是潜意识的；在精神分析看来，“意识”作为心理的东西的更进一步的特性，可能是存在的，或者也可能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自然要引起哲学家们的反对。对他们来说，“意识”和“心理”是同一个东西；他们不能设想，竟然还有“潜意识心理”这样一种荒谬的东西。然而实在没有办法，对于哲学家的这种癖性，我只能耸一耸肩而置之不理。有关冲动的频率和力量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从病理学材料中获得的，而哲学家对此一无所知），并没有留下什么可供选择的东西。对于那些冲动，人们不可能直接感知；对于其存在，人们只能像对外部世界的某种事实一样进行推测。顺便指出，这就好像人们拿自己以前经常描述其他人心理生活的办法，来描述自己的心理生活。人们毫不犹豫地认为一些心理过程属于其他人所有，虽然他不能直接意识到这些过程，而只能从这些人的言行中推测得知。但是，对其他人适用的东西肯定也适用于自己。任何人，如果要进一步论述这一观点，并从中推导出以下观点，即某人自己的潜藏于后的过程，实际上属于一种第二层的意识，那么，他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他根本不知道其为何物的意识概念，即“潜意识的意识”（unconscious consciousness）——这个概念当然绝对不比“潜意识心理”（unconscious mind）这一假设更好接受哪怕是一点点。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像其他一些哲学家那样宣称，他准备考虑一些病理学的现象，但是潜藏于这些现象之下的那个过程不应该被描述成心理的（mental），而应该被描述成“类心理的”（psychoid），那么，这一见解上的差异就退化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文字之争了。即使如此，如果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应采用“潜意识心理”这一表达法为好。至于进一步地追问潜意识的最终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同那个关于意识的本质是什么的老问题一样，既不明智也无裨益。
如果要想简洁地解释精神分析如何又对潜意识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将其划分为严格意义的前意识（preconscious）和潜意识两种，可能要更困难一些。对此，我想只要指出以下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即：对于那些作为对经验之直接描述的理论，补充以各种假设，而这些假设的提出，是为了便于对所观察到的经验材料进行处理，但它们本身又是与那些不可能成为直接观察主题的事情有关的，这乃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科学推理的过程。那些较古老的科学，就是采用了与此相同的过程。我试图把心理机制描述为由许多“机构”或“系统”所构成，其间的相互联系用空间术语来表示，这种空间关系当然并不意味着与实际的大脑解剖有任何联系。（我已将这种方法称为心理地形学方法：the topographical method of approach。）潜意识的进一步划分就是这种尝试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认识是精神分析的理论上层建筑结构之一，其中的任何部分，只要证明是不妥当的，便马上可以放弃或改变而毫无损失或遗憾。但是，还有许多更接近实际经验的东西有待于描述。
我已经提到过，我对于神经症的那些沉淀于下和深藏于后的起因的探究，越来越经常地把我带到患者的性冲动及其对性冲动的抵抗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之中。在我研究性压抑深置于其中、作为被压抑冲动的替代的症状也起源于其中的致病情境的过程中，我被越来越深入地带回到患者的生活历史之中，直到追溯至童年之始。探究人性的诗人和学者一直都在宣称的东西证明是正确的：早期生活阶段的印象，虽然大部分难以回忆，但在个人成长方面还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尤其是给后来发生的任何精神失调埋下了心理倾向的种子。但是，由于这些儿童时期的经验总是与性的激动以及对此激动的抵抗有关，我于是发现，我面临着“幼儿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这一事实——这又是一个新异的东西，也是一个与世人最顽固的偏见相抵触的。儿童时期被看作是“纯洁无邪”、没有性欲的时期，与“性欲”恶魔的斗争被认为直到动乱的青春期到来时才开始。像这样的在儿童身上不难发现的偶然的性活动，被当作堕落、或早熟学坏、或一种怪异的天性反常而遭到压制。在精神分析的所有研究成果中，几乎没有一个能像下面这一主张那样，遇到过如此广泛的抵触或者引起如此大的愤慨，即：性功能在生命初期便开始，甚至儿童时期便有一些重要迹象证明它的存在。但同时也应该指出，在精神分析的研究成果中，还没有一个能像这一发现那样能够如此容易和彻底地得到证实。
在进一步探讨幼儿性欲这一问题之前，我必须提到我曾一度犯过的一个错误。这一错误可以说险些给我的全部工作带来致命的后果。在我当时所使用的那一技术程序的影响下，我的大多数患者在回忆中都提到他们儿童时期的一些情境，在这些情境之中，他们在性方面曾经受到过某个成人的引诱。对于女患者来说，引诱者几乎常常是她们的父亲。我相信这些叙述，因此我推测，我已经从这些儿童时期性引诱的经历中，发现了后来所发生的神经症的根源。一些病例增强了我的这一信念。在这些患者身上，这种和父亲、叔父或者哥哥的关系，一直继续到其记忆力可以被信赖的年龄。如果读者倾向于对我的轻信摇头不信，我不能完全怪罪他们，虽然我可以辩解说，在当时，我是有意把我的批评能力搁置一边，以便对这类天天引起我注意的许多新奇之事保持一种不存偏见和易于接受的态度。然而，当我最终不得不认识到这些引诱情境根本没有发生过，它们只不过是我的患者编造出来的幻想，或许是我自己强加给他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一度完全茫然无措了。我对自己的技术及其研究结果的自信，也同样遭到了重重的一击。毋庸辩驳，我是用一种我认为正确无误的技术方法而得出这些回忆情境的，其主题无疑与那些作为我调查工作之开端的症状有关。当我重新振作起来时，我才从我的发现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即：这些神经症的症状并非直接和实际事件相联系，而是同那些愿望中的幻想相联系，而且，就这些神经症来说，心理现实要比物质现实更重要。就是到现在，我也还不相信，是我把那些引诱幻想强加给了我的患者，是我把这些引诱幻想“暗示”给了他们。事实上，我第一次发现“俄狄浦斯情结”（亦译“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是偶然的，这一情结后来表现出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但是到当时为止，我并没有辨认出它是以幻想作为伪装而出现的。加之，儿童时期所受的引诱在神经症病源学中仍起一定作用，尽管作用比较小。但是现在证明，那些引诱者往往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孩子。
于是，大家可以看出，我的错误与一个人在下面这种情况中所犯的错误属于同一种性质：他相信，关于早期罗马的国王们的那些传说故事（如利维所讲述的那些故事），是在历史的事实性意义上真实的，而不是从这些故事的传说性质来理解这些故事——这些传说性质的故事，乃是对关于那些不重要的、或者偶然情况下可能是不光彩的时间和事件的记忆的一种抵抗。这个错误一清除，研究儿童性生活的道路便打通了。这样便有可能把精神分析应用到科学的另一个领域，并把其资料作为发现一些生物学新知识的一个工具来使用。
根据我的发现，个体生命一开始，性功能便存在，尽管起初它隶属于那些其他的生命功能，直到后来才从中独立出来。在它变成我们所熟悉的、成人的那种正常性生活之前，它必须经过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过程。它的开端表现在那种包括所有组元本能（component instincts）活动之中。这些本能组成成分有赖于身体的性感区（亦译“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其中有些是以一对相反的冲动形式而出现的（例如：施虐癖和受虐癖，或者暴露癖和偷窥癖）。在寻求快乐的过程中，它们彼此独立行动，并且就在这同一个人自身寻找绝大部分的目标。所以，性功能在一开始时是非中心化的，主要是“自淫”（亦译“自体性欲”，auto—erotic）。后来，综合开始出现，以“口腔”占统治地位的第一结构期先出现，接着便是“肛门”期，只是在第三期终于到达之后，方可确立阳具的统治地位，于是性功能便开始为生殖目的服务。在这一发展过程期间，这些不同的本能组成成分的一些要素，都被证明与这个最后的生殖目的没有关系，因此便被搁置一旁或者转为他用，而同时另外一些要素则离开它们的原有目标而被归入生殖器组织之中。我把这种性本能的能量叫做“力比多”（libido），这个名称只属于这种能量形式。接着我又被迫推测：“力比多”并非总是顺利地通过其规定的发展过程。由于某些本能成分力量过强，或者某些包括成熟前性满足在内的经验，“力比多”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节点之处可能发生固着（亦译“固恋”，fixation）现象。如果后来发生了压抑，“力比多”便流回到这些关节点之处（这个过程被描述为“倒退”，regression），而这种能量正是从这些关节点之处以一种症状的形式突破而出。后来情况更加清楚，固着点的那一定位正是决定那种神经症选择的因素，即它决定后来的那一疾病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