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便产生了整整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回答。其中最重要的是，梦的形成是否有动力，它在什么条件下发生，潜梦的意念（这些意念总是含有意义）通过什么方法才能转变成为梦（亦即显梦内容，这种梦常常是没有意义的），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等等。我曾经试图在《释梦》中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这本书出版于1900年。我在这里只能对我的研究结果作最简练的概述。在通过对梦的分析所揭露出来的那些潜隐梦念进行稽查之后，可以发现，其中必有一个隐意从其他各种思想作为背景中突显出来，而作为背景的这些其他各种思想对做梦者来说既是明白易懂的，也是完全熟知的。后面这些作为背景的思想乃是是觉醒生活的残余（专业名称为“日间残余”，day’s residues），但从这些思想作为背景中突显出来的那个隐意，我发现它是一种愿望冲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做梦者的觉醒生活中不会出现，因此他惊讶或愤怒地对此不予承认。正是这种冲动才是梦的实际构造者：它给梦的产生提供能量，并且利用日间残余作为材料。如此产生出来的梦，代表着冲动的一种满足情境，它是其愿望的满足。如果不存在某种类似于睡眠状态的东西的支持，这一过程便不可能发生。睡眠所必需的心理前提，是把自我集中在睡眠的愿望之上，并把心理能量从所有那些生活兴趣之中撤回。由于与此同时，所有那些通往能动性的道路都被堵死，自我便也能够减少它在其他时间用以保持压抑的（能量的）消耗。于是，这一潜意识冲动便利用这种夜间的压抑松懈，以随着梦一起挤进意识之中。但是，这种自我的压抑抵抗在睡眠中并未消除，而只是有所减弱，其中一部分仍然处于对梦的稽查状态，并阻止这种潜意识冲动以其直接的形式表现自已。由于对梦的稽查（censorship of dreams）很严厉，这些“潜梦的思想”不得不被改装和削弱，以便使这一被禁止的梦的意义难以辨认。这便是对梦的歪曲（dream—distortion）的解释。这也可以解释“显梦”的那些最显著的特征。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宣称：梦是一种（被压抑）愿望的（伪装的）满足。大家现在便会清楚：梦的构成很像一种神经症症状，它是在一种被压抑冲动的要求与自我的一种稽查力量的抵抗之间妥协的结果。因为它们起源相同，所以同样地晦涩难解，同样需要解释。
做梦的一般功能不难发现，其目的是通过一种抚慰性行动，而挡开往往唤醒睡眠者的内外刺激，以此来保护睡眠不被扰乱。外部刺激是通过赋予其一种新的解释，并将其编造成为某种无干扰的情境被排除的。本能要求所引起的内部刺激的被挡开，则是由睡眠者给其充分的自由，并允许其以梦的形式得到满足，只要那种潜梦的思想服从稽查的控制。但是，如果潜隐梦念有逃脱的危险，而且梦的意义变得太明显时，睡眠者便会中止做梦而惊醒（这种梦通称为“焦虑的梦”anxiety—dreams）。如果外部的刺激太强烈而难以挡开时，做梦的这种功能也会同样失败（这种梦就是所谓“唤醒的梦”，arousal—dreams）。我把这一过程称作“梦的工作”（dream—work）。这一过程在稽查的合作之下，把那种潜隐梦念变成梦的明显的内容，它包括一种处理这种前意识思想材料（the preconscious material of thought）的特殊方法，以便使其组成成分得以压缩（亦译“凝缩”，condensed），将心理重点得以置换（displaced），并使其整个地被改装为视觉形象或被戏剧化（dramatized），并且通过一种骗人的润饰（secondary revision）而使这一过程得以完成。梦的工作是发生在心理潜意识深层的那些过程的极好范例。它与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正常的思想过程差别甚大。它也表现出了一些古老的特征，例如借助于象征作用（symbolism，主要与性欲方面有关）。因此，象征此后已有可能也在其他心理活动领域内得以发现。
我们已经解释过，梦的潜意识本能冲动与日间残余有关，与某种没有解决的觉醒时的生活兴趣有关，并因此赋予了由它制作而成的梦以对分析而言的双重价值。从一方面看，经过分析之后，梦原来是一种被压抑愿望的满足；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前一天的某种日间的前意识活动的继续，并因而可能包含了这种日间活动的各种各样的主题，并表达出一种意向、警告、思考，或者再一次表达出某种愿望的满足。分析工作必须同时在这两个方向上对梦加以利用。首先，把它作为一种了解病人的意识内容及其潜意识过程的一个手段；其次，也从如下这一事实获益，即梦可以接近那些被忘记的儿童时期的材料，所以幼儿时期的记忆缺失，在释梦工作的配合下，大部分都可以克服。在这方面，梦完成了一部分以前由催眠术来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从未坚持过人们常常归之于我的这样一个主张，即梦的解释工作证明，所有的梦都有性欲的内容，或者都来自性欲的动力。很容易看出，饥、渴或者是排泄的需要等，也都可以产生满足的梦，正如同任何被压抑的性冲动或自私冲动能产生满足的梦一样。在这方面，小孩子可以给我们的梦理论之有效性，提供一个便利的检验。在小孩子身上，各种心理系统还没有明确区分，那些压抑还没有深化，所以我们常常发现，他们的梦，只不过是觉醒生活中留下来的愿望冲动的毫无掩饰的满足。在某些急需的影响之下，成人也可能产生这种幼儿型的梦。
精神分析不仅利用释梦，而且还以与释梦同样的方式利用关于人们所犯的无数的小失误和错误的研究资料——这些小失误和错误，通常被称作症状性行为（symptomatic actions）。我写了一系列论文来调查这一课题，这些文章以《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为书名，第一次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于1904年。我在这一广为流传的著作中指出：这些现象并非偶然，它们需要超出生理学之外的说明，它们是有意义的，是可以进行解释的。人们完全有理由从中推断出一些被抑制或被压抑的冲动和意向的存在。然而，构成释梦及后面这种关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研究的极大重要性的，并非在于它们给予分析工作的那种帮助，而在于其另外一个特征。以前的精神分析只关心解决病理学现象，并且为了对其进行解释，还常常被迫提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与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些实际材料的重要性完全不相称。但是，当它涉及到梦时，它就不再是去处理一种病理学症状，而是要处理可能发生在任何健康人身上的一种正常的心理生活现象。如果梦能被证明其构成与一些症状相似，如果对其所作的解释同样需要这些假说——如冲动压抑、替代形成（substitute—formation）、妥协形成（compromise—formation）、把意识与潜意识划分成各种心理系统等——那么，精神分析就不再是精神病理学领域内的一种从属性科学了。确切些说，它是一种对于理解正常人的心理活动同样不可或缺的新的深层心理科学的起点，其假设和研究成果可被带入其他心理事件领域之内。从而，一条道路展现在这门科学的面前，并远远地朝着具有更广泛兴趣的领域扩展。
五
在这里，我必须暂停对于精神分析内部发展过程的叙述，而转向其外部历史。到目前为止，我对精神分析的发现所作的描述，绝大部分与我自己精神分析工作的成果有关，但我也在自己的故事中补充了很多后来的材料，而没有把我本人的贡献和我的学生及追随者的贡献区别开来。
自从同布洛伊尔分手之后，约十多年时间里，我一直没有追随者，完全是孤立的。在维也纳，大家都回避我，国外也无人注意我。1900年出版的《释梦》，专业刊物上几乎没有任何评论。我曾经在《精神分析运动史》这篇论文里，提到过与那个诊所（我在这里讲过学）里的一位助手的一次谈话，把它作为维也纳精神病学界所持态度的一个例子。这个助手曾经写过一本书，反对我的理论，但他从未读过我的《释梦》。诊所里有人告诉他说，这本书根本不值一读。就是这个人，从那时起就成了教授，他竟然拒绝承认我所提到的那次谈话，企图使人们从根本上怀疑我的记忆的准确性。我现在只能说：我仍旧坚持我当时那一陈述的每一个字。
当认识到这一理论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反对时，我的敏感程度便大大降低了。而且，我的孤立也渐渐结束。首先，维也纳的一小部分学生聚集在我的周围；接着，1906年后，传来这么一个消息说，苏黎世的精神病医生布洛伊勒（E.Bleuler）、他的助手荣格（C.G.Jung）以及其他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开始了彼此之间的私人交往。1908年复活节，因为这门年轻的科学而走到一起来的这些朋友们在萨尔茨堡见了面，一致同意今后定期举行类似的非正式会议，并商定出版一个刊物，由荣格负责编辑，刊名为《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研究年鉴》。该刊物在布洛伊勒和我的指导下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停办。同时，瑞士的精神病医生也加入了这一运动，整个德国也开始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精神分析成为大量评论文章和科学会议上的热烈讨论的主题。但它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过友好的欢迎，甚至连持有仁慈的中立态度的人也没有。在对精神分析进行了最短暂接触之后，德国的科学界开始团结起来反对它。
甚至直到今天，关于精神分析是否将会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及一般而言的精神科学具有如何重大的价值，我当然也还不可能预言后世的最终评价。但是我相信，当人们撰写我们所经历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德国科学界将没有理由因为它的那些代表人物而感到骄傲。我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过精神分析这一事实、或者他们反对精神分析时所采取的那种武断的方式而耿耿于怀。这两件事情很容易理解，它们只不过是预料之中的事。不管怎么说，他们并没有给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的名声带来什么疑点。但是，就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傲慢的程度来说，就其无道德心的不顾逻辑性来说，就其攻击的粗鲁和无礼来说，绝无原谅可言。也许有人说，在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之后的今天，我这样随意地发泄自己的感情太幼稚可笑。如果不是因为有几句话要补充，我也不会这样生气。几年之后，在世界大战期间，当敌人群起谴责德国民族的野蛮时——这种谴责概括了我上面谈到的全部内容——想到自已的经历不允许我对这些谴责进行反驳，我的感情还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一个反对者夸耀说，当他一与患者谈论任何与性有关的事情时，便使患者马上沉默不语，而且，他显然还认为，这一技术使他有权利评价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的作用。除了情绪抵抗外——情绪抵抗可以如此容易地由精神分析理论进行说明，以致于它们不可能引起人们的任何误解——在我看来，妨碍取得一致认识的重要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反对者们把精神分析看作我的推理想象的产物，而不愿意相信那种促使这一理论得以形成的长期、耐心和没有偏见的工作。由于他们认为，精神分析与观察或经验无关，所以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完全有理由不需要通过经验而对它加以否定。而其他那些不太相信这一理论的人，在他们所进行的抵制中也重复了那个传统的伎俩：不用显微镜观察，以免看到他们以前所否定过的东西。当被迫对某一新的主题形成自己的判断时，大部分人的举动竟然如此荒谬，这实在令人吃惊。多年来，一些“仁慈的”批评家一直在劝告我，甚至今天还能听到这样的劝告，精神分析如果不是从那儿开始毫无理由地进行夸大和泛化的话，它肯定已经发展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个阶段了。我知道，尽管最难不过的就是确定这一阶段究竟在哪儿，但是这说明，这些批评家就在几周或几天之前还对整个这一主题完全无知。
官方对于精神分析的强烈谴责的结果，是使得精神分析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1910年于纽伦堡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根据弗伦茨的建议，分析家们成立了一个“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这个协会分成一些地方分会，但是共同接受一个主席的领导。协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今天仍然存在。现在共有这么一些分会：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瑞士、英国、荷兰、俄国和印度，美国有两个。我安排让荣格担任第一任协会主席，但这一决定后来证明是最错误的一着。同时，第二个精神分析刊物创刊，刊名为《精神分析中央学报》（Central Journal for Psycho—Analysis），由阿德勒（Adler）和斯泰克尔（Stekel）编辑。不久又创办了第三个刊物《意象》（Imago），由两位非医学界的精神分析学家萨克斯（H.Sachs）和兰克（O.Rank）编辑，其目的在于把精神分析应用到心理科学中去。不久之后，布洛伊勒发表了一篇捍卫精神分析的论文。尽管这篇文章曾以忠诚和明确的逻辑参加了那场辩论而使人感到安慰，但我对这篇文章还是不十分满意。在以公正的面目出现之后，他非常急切地起来斗争，而我们的科学把“矛盾情绪”（亦译“矛盾心态”，ambivalence）这一有价值的概念归功于他也并非偶然。在后来的一些论文中，布洛伊勒对精神分析的理论结构采取了如此一种批评态度，反对或怀疑精神分析的那些最基本的部分，以致我不得不吃惊地问自己：精神分析中到底还剩下多少东西是他所赞同的？然而，他后来不仅强烈地为拥护“深蕴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而辩护，而且他对精神分裂症的全面研究正是以此为根据的。尽管如此，布洛伊勒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的会员资格还是没有能够长期保留下去。因为同荣格发生了一些误会，他辞职而去，精神分析从此与苏黎世国家精神病院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