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现代主义文学
历史走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精英界出现一个新的修辞令人激动不已，这个词就是“post”：“恶魔现代性已寿终正寝，它的葬礼乃是狂野欢庆的时刻。几乎一夜之间小小的前缀词‘后’成了解放行话中备受荣宠的修饰语。仅仅‘后于……而来’就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特权，它一视同仁地顺应任何对它提出要求的人；一切都值得以‘后’开头——后现代、后历史、后人等等。”心体节要介绍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分外红火起来。
那么，冠以“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是什么呢？说法大多了。我想介绍一种说法，就是上面引用的这本书中的一个界定：“后现代是现代性的一张面孔。它显现出与现代主义的惊人相似（它的名称中仍然带有‘现代主义’），特别是在它对权威原则的反抗中，如今这种反抗既及于乌托邦理性，也及于为某些现代主义者推崇的乌托邦非理性。在此世纪将近之时，后现代主义的精致的折中主义，它对于统一性的质疑，以及它的重部分而反整体，都使得它仍然是19世纪80年代盛行的‘颓废欣快症’中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公然使用的通俗编码，使得它非常近似于媚俗艺术和坎普，它的反对者也有意将它与后二者等同起来。后现代主义偶尔与先锋派有着孪生子般的相似性，尤其类似于先锋派的非极简主义形式（从德·席里科的形而上学派到超现实主义者）。我把这些不同面目看作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它们都与一种较广泛的现代性及其精神有着联系。如果不是有这种更广泛的现代性，这些面目之间的部分相似和表情差异将消失净尽，意义全无。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只要我们还在比较和对比这些不同面目，现代性就依然存在，至少它会作为一种文化上的家族相似性的名称而存在；好也罢，歹也罢，我们会继续在这种相似中认识自己。”这段话有一点难懂，有一些不熟悉的名词，大体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第一，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延伸和“转型”，但是它又反对现代主义的“乌托邦非理性”，把世界如实地视为破碎的，并且努力适应这种破碎的现实。
第二，它是颓废派的延伸，但属于“颓废欣快症”，即用游戏的心态对待绝望和痛苦。
第三，它不像现代主义那样，对通俗文化不屑一顾；而是借鉴某些通俗文化的语言和形式，表现现代主义的哲理。
下面，我再从较为直观的视角作些解释。
在托尔斯泰写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有个领口开得很低的风流女人叫培脱西，她劝告安娜说：“你知道，同一件事情可以从悲剧方面去看而变为一种痛苦，也可以单纯地甚至快活地去看。也许你太偏于从悲剧的方面去看事情了。”这段很有点相对主义哲学味道的议论可以帮助我们区别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当我们读《荒原》时，劈头的题词西比儿（先知）就说：“我要死。”从波德莱尔、斯特林堡一直到战前的萨特、加缨、海明威，几乎都是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世界的荒诞的。他们一股劲儿地挖掘世界的荒诞，带着绝望的神情把它显示给读者（观众）。战后的现代派（后现代）面对的几乎是战前所表现过的主题，但他们转换了一个视角，用荒诞派剧作家尤奈斯库的话说就是，人生是荒诞的，认真严肃地对待它显得荒谬可笑。
据说有这样一个科学试验：一群金鱼在水池里乱游，将其中的两条鱼的神经中枢切除，再放人水池，这两条鱼变得出奇勇敢，无所畏惧，因而成为群鱼的首领。
贝克特在1950年代写成的荒诞派名剧《等待戈多》中说：“最可怕的是有思想。”还说：“我们说了半个世纪的废话。”后一句话是对前现代主义的否定。现代主义是有思想的人特别追求对人类深层意识的探索。这种对深层意识的追求有四个思维模式对现代派影响最大：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辩证法（现象——本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存在主义，索绪尔的语言学（所指——能指）。现代主义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掘着重于“恶”。精神分析学说提醒我们，有一种无意识活动谓之“反应生成”，即一个人对某事物爱之甚烈就可能以憎恨它的形态表现出来，现代主义对“恶”的展现乃至赞美，其内心深处却是对“善”的绝望的热爱。当尼采狂呼“上帝已死”时，他的内心不是欢乐而是痛苦，这种痛苦蕴含着对上帝的热爱。因此，现代主义顽强地向着人类心灵深处的污浊掘进时，内心却在呼喊善良。
1950、196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上帝已死”，而且马尔罗说，“人已死”。也就是说启蒙时代人所以为人的骄傲是他有理性，他能掌握这个世界。但是，到了1960年代，人们已经丧失了这种信心和观念，堕人一种无可奈何的沮丧状态。这种变化典型地体现在阿瑟·密勒在《英雄》中的一句话，大意是：人人都有苦恼，不同的是我试着把苦恼带回家中，教它唱歌。鲁迅的绝望是带有现代气质的，而阿Q的沮丧是“后现代”的。
西方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对于这种反应也有个说法，叫“理智化”，即：一个很容易感情冲动的人，面临一种更大的刺激时，有时反而表现得无所谓、冷漠或嘲讽。这种情况不同于中国的“以理化情”，而是无可奈何。由于情感的频繁发作，有时会突然感到疲惫、软弱而准备屈从于现实，在这一前提之下，他（她）会用嘲讽、冷漠、自慰来宽慰自己求得解脱，用一种愉快的姿态接受本来是很厌恶的东西。由于在这种形式解脱背后有无能、焦灼，所以人的心态形成多重复杂结构。
反映战后西方这一心态变化的典型事例是关于“性”的观念。现代人通常把“性解放”运动归罪于弗洛伊德，这是不很公正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能量集中于性（后期还提出“死亡意识”），并认为现代文明造成了对这种原欲本能的压抑，导致精神病。但弗洛伊德同时认为，放纵性本能是罪恶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提法本身就带有原罪色彩，因此他认为对性欲予以适当的压抑和疏导是必要的。他并没有笼统地否定理性、道德的必要性，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乱伦者、同性恋者，都带有某种绝望的负罪色彩。
但1950、1960年代的情况大不相同。斯金纳提出的行为主义彻底反对传统的人文主义关于人应自我控制的理想。艾尔弗瑞德·金西提出了两篇统计性著作：《人类男性的性行为》（1948年）和《人类女性的性行为》（1953年），完全从生物学的观点把“性”作为“行为”——不是作为感情，仅是一种肉体的活动——加以精密的统计和考察。他调查了1.8万个男人，提出9类性发泄根源。尽管报告声称它只是告诉读者“人们在做什么，而不回答应该做什么”，事实上它表明：性的乐趣是一种自然的好事，一种不损害别人的享乐形式，使人们在这方面徒增苦恼的是传统的道德和宗教观念，也包括弗洛伊德理论中渗透的负罪意识。当人们把“性”不再看作是某些受意识（思想）制约的行为，而只看作一种健康的、肉体的自然需要时，人们就不会有那么多苦恼了。那些年代，“性解放”的旋风就是在这种新观念影响下风靡欧美的。戴维·里斯曼认为，这种观念变化，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他认为，人类行为的支配因素经历如下变化：“传统引导”、“内心引导”和“他人引导”。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结束了中世纪那种按照某种统一的权威性传统生活的历史（那个时代的人认为，如果行为违背了传统，就是一种羞耻和犯罪），开始“内心引导”的阶段。现代主义者是反传统的，但他们的内心依然有各自的信仰、理想，他们依照这种“内心”的航标行事。1960年代以后，这种“内心引导”也开始崩溃了。人们倾向于反对“深刻的思想”，反对艾略特式的“晦涩”，反对前面提到的那些“深层模式”，企图“消解”它，追求一种肤浅的、更逼近自然人的“粗俗”的艺术。
文学革命往往是思想在先，文体革命在后。如在18世纪启蒙主义先把自己装在古典主义艺术形式的壳子里（如伏尔泰），直到19世纪初，才对古典主义艺术的形式发动攻击。20世纪的例子则是存在主义：在萨特、加缀的多数作品中，存在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思潮，它把自己装在传统的文学形式里，用高度清晰、逻辑严谨的说理去表达人与世界的荒诞。卡夫卡是为西方世界本体的荒诞性寻找合适艺术外衣的第一个人。二次大战后的“荒诞文学”（特别是荒诞派戏剧），为荒诞的世界创造了一整套完全不同于传统戏剧的模式，因此，它成为战后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1950年，巴黎上演了尤金·尤内斯库的《秃头歌女》，引起戏剧界大哗。它的荒谬性在于：第一，文不对题：剧名叫“秃头歌女”，全剧根本没有这么个人物，也没有谈到她的事，只是消防队长下场时突兀地问了一句：“倒忘了，那秃头歌女呢？”第二，时空倒错：舞台上的钟，一会儿敲七下，一会儿敲三下，一会儿半下也不敲；第三，夫妻不识：一对老年人互不相识，攀谈中发现他们坐同一趟火车，住同一条街，同一幢楼，同室而居，同床而卧，还生有一个女儿——原来他们是夫妻，但仆人进来说，马丁先生的孩子左眼是红的，而马丁夫人的孩子有眼是红的——他们不是夫妻；第四，视听混乱：听见门铃响，开门却无人；第五，人兽结婚：消防队长给大家讲了一个牛犊吞下玻璃碴又生了个母牛，而后又同人结了婚；第六，语言断裂：场上人讲话无逻辑、不连贯，人们相互间对话常失去内在联系；第七，情节散乱：无传统戏剧中的那种戏剧冲突，更无“展开”、“高潮”、“解决”的传统形式，找不出情节的发展序列；第八，历史循环：戏剧结尾时，马丁夫妇一成不变地念另一对夫妇在本戏开场时的台词，戏仿佛又回到了开场处。这出戏对以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为代表的传统戏剧模式实行全面的反叛，使它成为了“荒诞派戏剧”的开端。
1951年，尤内斯库又创作了被称为典型“悲闹剧”的《椅子》。这出戏在艺术构思上同本世纪初未来派的《椅子》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未来派的《椅子》着重渲染“物压迫人”的恐慌，而尤内斯库的《椅子》不同。它描写一对生活在四面环水的住宅中的老年夫妇，老头儿打算向世人宣布他在一生中所发现的人生奥秘。为此，他不停地搬来许多椅子迎接各种客人的到来，摆一把椅子，表示到了一个客人。老夫妇分别向一个“美女”和一个“照相师”调情。戏剧过半时，椅子摆满了舞台。老头儿特别邀请的代他宣布人生奥秘的演说家到来后，夫妇双双高喊“皇帝万岁”，跳水自杀。谁也没想到，这位演说家偏偏是个哑巴，当他改用书面方式表达奥秘时，涂写出来的又是一堆乱七八糟、语言不清的文字。作者说，这出戏的主题不是老人的奥秘，不是人生的挫折，不是两个老人道德的混乱，而是椅子本身。也就是说，缺少了人，缺少了上帝，缺少了物质，是说世界的非现实性，形而上学的空洞无物。作品的主题是虚无。
尤内斯库1959年的作品《犀牛》，是一个人变动物的故事。它同卡夫卡的《变形记》异曲同工，都是表现异化主题。两个戏的主人公都是小公务员。《变形记》具体而微地揭示了一个人如何变成甲虫的过程，以及变为甲虫后生活在人的包围之中的悲哀；《犀牛》却是整个世界，所有的人变成了动物（犀牛），作为主人公贝兰吉为生活于牛群之中而自己依然保持人形感到痛苦和焦急；《变形记》使你大体上可以捕捉到一些人变虫的某些原因，而《犀牛》则只声称是一种“传染病”，显得更加带有形而上的色彩；《变形记》基调是悲伤、压抑，而《犀牛》却是闹剧，闹中有悲，闹中有焦虑。
爱尔兰作家塞缨尔·贝克特是荒诞派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作品比尤内斯库“闹”的成分要少，“悲”的意味更深。那个身子已人土半截犹在寻找首饰、精心化妆的老妇（《哦，美好的日子》），那个徘徊在枯树下，等待“戈多”的老人（《等待戈多》）都使人感到凄凉。弗拉基米尔和艾斯特拉冈（《等待戈多》中的人物）自称“咱们就是全人类”。在这荒凉世界上仅存的两个老人的灵魂也是不相通的，一个人处在形而下（总是想把脚从靴子里解放出来），一个处在形而上（念《圣经》，思考人生），相互说话时总是“打岔”，得不到对方的回应，就像对方不存在。为了证实对方和自身的存在，他们不能不说话，但又苦于无话可说，于是对骂，苦于无事可做，于是“上吊玩玩”，当波卓锁着“幸运儿”上来时，四个人抢骨头，像四堆活动的垃圾在台上爬，所有这些细节和剧中的对话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尤内斯库擅长于从总体构思上勾勒人生的荒诞，但未免失之粗疏，贝克特却能在细处落墨，他对西方世界的荒诞感、灾难感、孤独感的展示显得深入骨髓。由于《等待戈多》等作品，贝克特于196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贝克特在他的《结局》中让主人公从垃圾里伸出头来说：“没有什么比不幸更可笑了。”
从传统观念看，“不幸”与“可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与“不幸”相联系的是“痛苦”、“怜悯”、“憎恨”、“哀伤”等语词系列；与“可笑”相联系的则是“滑稽”、“嘲讽”、“愉快”等语词系列。前者用悲剧、正剧的艺术形式予以表现，后者则属于喜剧、闹剧的内容。
“悲剧”在于一种历史力量行将被毁灭而主观上仍认为自己具有合理性；喜剧则是一种历史力量已不相信自己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求助于另一种假象（伪善、诡辩）来掩盖自己。西方文学中的“悲剧”、“喜剧”就其本质来说也是如此。悲剧的主人公引起的审美效果往往是怜悯和崇仰；喜剧主人公引起的感受则是鄙视、嘲笑。但公元前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多芬的作品就带有悲喜剧交融的特点。文艺复兴后期问世的《堂吉诃德》又一次打破了悲喜剧的界限，塑造了一个既荒诞可笑又令人崇仰的人物。本世纪初的现代派大师卡夫卡杰出地把悲喜剧交融在一起。不过塞万提斯作品中那种令人崇拜的精神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绝望的痛苦。这种极端的痛苦、恐怖和极端的可笑、滑稽交融在一起，构成卡夫卡的特殊风格。这种风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大大地发展了。作为一种复杂的美学结构，它几乎成为二战后的现代主义（或日“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共有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