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代起，“后现代主义”愈加红火。原因是西方社会这个“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艾略特语）仿佛被注入了强心剂。这种现象的出现，固有赖于资本主义在体制方面的调整，更起作用的是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这剂强心针使西方似乎重新变得生气勃勃。从前属于科学幻想小说题材的东酉一个个变成现实。特别是宇航事业的奇迹，使人们又惊喜又迷惑，生命科学中关于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开拓了人工合成人的可能性，新的能源（核能、太阳能）的发现与利用和计算机技术的巨大发展，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物质生活环境，改变着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人们再一次兴奋地获得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体验：人是无所不能的，人应该在时空的新程序中重新考虑对人类、地球和宇宙的认识。
在西方世界里，在科学技术不断给人们创造丰裕空间的同时，更为严重的问题也分明地出现了。这不仅表现为现代化武器的致命威胁和对环境的污染，更重要的是“人”可能被技术所吞噬。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和现代化科学的固有特性把整个西方世界联成一个巨大无比的网络系统，人不再是单个的人，而是整个网络中的一个因子，一个和“机器人”在智慧方面相差无几的“小零件”。因而，人成了巨大网络系统中的一个操作对象。
“他人引导”的观念在今天的发达国家里几乎是无所不在。每一个人，从“总统”到普通工作人员，都有“雇员”意识，都要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他人引导”，以得知自己做什么事和怎么做事，媒体及其操纵势力侵人你的家庭，支配你穿什么服装，喝什么饮料和到哪里去旅游。超越于这个网络的思想是无用的，徒然引起人们的痛苦。当你试图反抗这个“他人引导”的巨大网络时，你就会感到自己是多么软弱无力和微不足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马尔库塞在《单维人》中，揭示了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科学技术所异化的惊人事实，但人们安于此或无力变更它。人们更深切地意识到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种种福利时自己付出了何等代价。举例说，远古时代，人们面对一棵树，“如实”地认为这棵树同他们自己一样具有灵魂，它会思考，有爱心，人置身于森林之间时而感到森林要吞噬自己，时而又觉得处于温暖的爱抚之中，“物我一体”使他们逃避孤独，没有现代人的“荒原”感。进入科学主宰的时代以后，科学帮助人们认识到，树木是没有灵魄的，它是属XX科的植物，它的于可用来盖屋，它的果实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它的叶具有光合作用，它在总体上具有什么什么美可供观赏……总之，树变成了有用之物，变成了我可以利用的对象。马丁·布伯在他的名著《我一你》中，把人生的二重性归结为两种“关系”：“我一它”，指那些把一切存在者视为我体验和利用的对象，是“我”满足我之利益、需要和欲求的工具；另一种关系是“我一你”，指那些非功利的（包括个人高尚功利，如爱的需要）的关系，即“物我一体”的境界。在西方世界中，科学技术的进步把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关系都变成“我一它”关系，即功利关系，凡是被科学技术牢牢地占领的地方，人们再也找不到“物我一体”的“我一你”体验，而陷入孤独、无聊和恐惧。解脱之法，在中国依赖天然的“亲子之爱”，在西方则是上帝。而无论东方或西方，寻求“我一你”关系还有一条途径就是艺术。在优秀的艺术中，人和自然的关系重新变成物我一体。当你置身于变幻不定的灯光下，在激动人心的乐鼓声中，完完全全沉湎于狂热的迪斯科舞步当中时，你会感到，你同周围的一切关系都改变了：摇曳不定的靠背椅，像眼睛般闪着神秘光辉的饮料杯，还有那一明一灭的整个空间，都变成了生命，随你在飞速地旋转。类似吸毒品时产生的幻觉一样，你重新体验了对整个物质世界的超越，进入了另外的一个境界。后现代艺术不再追求深刻，而是追求肤浅，追求使他们逃离沦为“操作对象”的艺术，这种艺术的使命即像毒品一样，帮助人们制造令人兴奋的幻境和神秘主义的快感。
操作主义对人的威胁首先被法国的一些小说家意识到了。他们自称“新小说派”，并认为，传统小说以“人”为中心，掩盖了世界的本来面貌。客观世界是“物的世界”，应该用对物的描写取代对人的描写。因此，在“新小说派”的作品中，除纳塔丽·萨洛特致力于精微的内心下意识描写外，其他人大多强调对外界物与人的语言、动作情景作客观记录。在他们的作品中，物象的描写具有精细性，甚至流于繁琐，而人物丧失了一切权利，仅仅是一个视觉影像，带有浓重的模糊性和恍惚性。例如“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阿兰·罗伯一格里耶的处女作《橡皮》，写一个掌握重要秘密的杜邦教授被杀，内政部长派密探瓦拉斯去现场侦破。按照一般侦探故事的写法，当然应描写瓦拉斯如何细心调查、周密布置，并同暗杀集团展开搏斗……但读者在《橡皮》中全然看不到这些，只看到瓦拉斯在不断地问路、与行人闲扯、去商店买东西、到餐馆吃饭，待他潜人杜邦书房，准备缉拿再来窃取文件的恐怖分子时，却误杀了回来取文件的杜邦——原来杜邦上次受刺未死，这次反而被杀了。格里耶的另一部小说《在迷宫里》的主人公，也带有这种精神恍惚的特性：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士兵，他在大雪纷飞的城市里迷了路，小说写他经过的街道、房屋、咖啡店，但却不写他的思想活动，读者觉得他只是个毫无思想、不可理解的梦游者，后来偶然被机枪击中，死了。
这种对心灵世界“迷宫”般的恍惚性的揭示，是“新小说派”的重要贡献。传统小说只描写清晰的内心活动，“意识流派”则企图把潜意识通过艺术描写清晰地揭示给读者。“新小说派”用自己的作品告诉读者：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清晰揭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这种观念使我们联想到当代数学、物理学的革命，即由概率论、相对论和“测不准”理论所勾勒出来的新的世界图景，偶然性和机会重新引人注目。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使“新小说派”对人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人正在被新技术所淹没，变得一钱不值，人不可能主宰这个世界，不可能有作为，而被一系列的“偶然”和“机会”主宰着自身的命运。这种应该否定的悲观主义中所包含的真理因素则是对心灵世界的“不确定性”的确认，这种确认是现代物理成果在心灵领域的折射，它加深了人们对自身的认识：人在某一时刻，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人只有在“不是什么”上有确定性，而在“是什么”的问题上，是不确定的。
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大奖的影片《去年在马里安巴》，是根据格里耶的电影小说改编拍摄的，它具有浓重的不确定性。当男人M果断地向女主人公A说“去年我们曾在此幽会，并且你曾答应今年此时跟我走”时，女主人公A认为M是疯了，她断然否定有此事，但随着M出示的证据（照片）和对幽会细节的回叙，她开始变得恍惚，断然否定的事像一个焦点很“虚”的镜头逐渐调整得清晰起来，最后竟然准备离开她的丈夫x，在一个夜里和M私奔，但她带着整理好的手提箱站在大厅里的时候似乎又在等待她的丈夫加西装整齐也不像出远门的样子……整个影片按传统眼光来看疑点很多：M与A去年是否在马里温泉幽会？他们有无一年后私奔的约言？影片中出现的两人幽会的照片是真的还是A的幻觉？她爱不爱男人M？她是想同他私奔还是等她丈夫？M为何而来？他是否真想约A私奔？……所有这些都是无答案的。照作者看来，有了答案即是作品的失败。他的意图就在于这种不确定性。观众撇开这些问题才能够感受到影片所提供的那种性爱情感的模糊性。这种情感在特定条件下常把幻觉变为真实，把真实变为幻觉，还没有别的影片如此充分地显示了性爱生活中这种腚胧的特色。格式塔美学中的一个原理提示我们：传统小说都试图把人的内心描绘得明确，包括意识流小说也试图把潜意识用语言描绘清楚，这种作法犹如画三角形时，把三个边都画出来。而“新小说派”则只画出一部分。
读者就会用自己的想像力使之完整：
这种不确定性给读者（观众）带来的审美享受是多样的。“新小说派”由于过分模糊，它在十几年内就走向衰落了，但在小说描写上的这种“恍馏性”却被后来的艺术家广泛采用，他们在确定的框架中增添不确定的细节，为人们带来乐趣。
二黑色幽默
如果说“新小说派”揭示了人的存在的不确定性，那么，1960、1970年代崛起的“黑色幽默”则进一步探讨了在巨大的操作系统中人与人的纽带关系。
“黑色幽默”可视为“荒诞剧”的继续，又称“荒诞小说”、“绝望的喜剧”、“绞刑架下的幽默”。美国学者奥尔德曼说，“黑色幽默”是一种把痛苦与欢乐、异想天开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残忍与柔情并列在一起的喜剧。它要求同它认识到的绝望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似乎能以丑角的冷漠对待意外、倒退和暴行。但“黑色幽默”又与“荒诞派戏剧”不同，它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热衷于表现科学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特别是人在“科学技术”这个上帝统治下所受的精神压迫。
早在1940年代，萨特就有“他人就是地狱”的名言。黑色幽默作家更侧重于这种“互为地狱”关系中的“相互依赖，相互控制”，这种关系恰是一个巨大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中每个元件之间的关系。威廉·巴勒斯在《毒品贩子》中把嗜毒者与毒品推销者的关系视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模式。他说：“毒品不是一种刺激，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受制者（嗜毒者）和控制者（毒品推销者）相辅相成。而人体成为权力赌博的场所，这种赌博又在海洛因造成的平静感中求得解决。在《简单的午餐》里，巴勒斯把吸海洛因的“瘾”政治化为一切瘾避的模型——政府对于权力的“瘾”，人对于残酷行为的“瘾”，以及人对异性的“瘾”。“海洛因”成为“在生活中死亡，在死亡中生活”的象征。
性关系，也成为社会网络关系的象征。如前所述，1960年代以来，那种田园浪漫式的爱情已遭到极大贬弃。在黑色幽默派作家看来，就连人的性本能也物质化了。托马斯·品钦所作的《V》中，V本人是女性宁静的化身。一个男人狂喜地梦见她变成了一架年轻的机器，虽然76岁了，但皮肤仍像某些新型塑料表面一样闪闪发光。那双玻璃做的双眼现在则包含有用银电极把其连到视神经上的光电管……这个女人绝不多愁善感，依靠性的魅力她吸引了所有男性的推进力。回报这些力量的方式是：作为母亲她抛弃婴儿；作为女保护人她腐蚀她的托庇者；作为情妇她谋死亲夫；作为女扮男装的牧师她不是祝福而是诅咒别人。在品钦的小说里，男女双方都随时把对方作为自己的性欲的工具，彼此之间既不需要温柔，也不需要爱情。男女双方都醉心于自我保护。他们寻求的是盔甲而不是亲呢合一。性欲在巴勒斯的小说里被描绘为魔鬼细菌，即病毒之神，它用“约翰尼·燕”引诱搞同性恋的陌生男子。约翰尼·燕是一个中性的神，来自金星的最后一段下水道，主管不成功的性。巴勒斯小说里的蹂躏者甚至不是人，而是人的变异体。这种性关系不是性爱，而是性仇恨。它不再是生命的表征，而是走向死亡的象征。《万有引力之虹》中，一个美国军官的情欲同现代科学技术成果V—2火箭之间发生了神秘的联系，性欲成了死亡的原因，死亡成了情欲的影子。“在生活中死亡，在死亡中生活”的主题在这部书中再次获得出色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