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海明威
一现实主义概论
当满天乌云、天空有如黑夜时，人们诅咒乌云，期待着太阳光耀大地；但是，当人们一旦发现，他们所期待的太阳不过是一堆高悬在空中的碎片时，人们会怎样？当你阅读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时，你看到书中到处都在猛烈地抨击社会的浊流，但你感觉到，这种揭露黑暗的激情，恰恰来自于对光明的向往和自信。而我们本章将要介绍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却是在他们惊愕地发现太阳不过是一堆碎片以后。他们还会充满自信地去抨击黑暗吗？他们会不会感到恐惧、焦虑、绝望？在这种恐惧、焦虑和绝望的背后，是不是仍然期待着破碎的东西重新整合成为完整的太阳？当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又会嘲笑自己的幼稚，用幽默装点感伤和绝望。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想，破碎的太阳有什么不好？我们为什么不能习惯这种破碎的生活？说不定更好！让绝望、焦虑和感伤滚蛋去！我们要欢笑，用欢笑来嘲弄一切！当他们处于前者的精神状态时，他们属于现代主义，当他们走出了这种阴影，努力使自己习惯于新的破碎的生活时，他们进人了后现代主义。
上述的比喻，也许为专家们视为不够准确，我却常常喜欢使用这类描述方法。对待理论可以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理性主义者。他们需要一大堆术语和反复的逻辑推演，来把这三种思潮界定清楚。而一旦界定清楚之后，立即出现一批理论暴徒说“no”。这些暴徒是从来不建构，只解构。他们知道，一旦试图建构，就是他们的末日。他们对理论的贡献是逼着前一种人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那样不息地劳作。这是第二种态度。还有第三种人，他们认为，思想是不能言说的，只能“像噢到玫瑰花香那样去感知思想”。这句话曾被当做愚蠢的笑话来对待，其实有一定的道理。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即真正深刻的思想是不能言说的，一旦用逻辑的语言说出，语言就背叛了思想。只能用象征和直觉。现代物理学家薛定锷说：
我们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不习惯于把一个形象化的比拟当作哲学洞见；我们坚持要有逻辑推演。但对这种要求，逻辑思维也许能够至少向我们揭示这么多：要通过逻辑思维来掌握现象的基础，很可能根本做不到，因为逻辑思维本身就是现象的一个部分，和现象完全牵连在一起。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妨问，我们是否仅仅因为一个形象化的比拟不能被严格证明，就逼得不能够运用它呢？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逻辑思维引导我们达到某一点之后，就丢下我们，不管我们的死活了。所以，当我们面临的一个领域是这些思想路线直接打不进去，但又仿佛是它们所指引的方向时，我们就可以设法这样地充实这个领域，以使这些思想路线不是随便消失或中断，而是聚集到这一领域某一中心点上；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使我们有了一幅极其可贵的世界图景全貌，其价值是不能以我们开始时的那种严格的绝对不许含糊的标准来衡量的。科学运用这种程序的例子有几百种之多，而且长久以来就被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物理学况且如此，逞论心灵世界乎？但理论界很少承认第三种人的贡献。极少数的例外之一是俄罗斯的宗教自由主义者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这部书的许多结论都是用鼻子“噢”出来的。各位不要笑！“噢”即感知。这是一部阐释19世纪俄罗斯思想的最优秀的著作，有惊人的准确性和深刻性。
当我向各位鼓吹“用象征来阐释思想”的时候，我本人就“沦为”现代主义者了。
任何文学思潮的递变都不是空穴来风。那些自以为全部灵感都来源于一颗聪明的脑袋的理论家，其实都是最愚蠢的。这种不自知，使他们常常沦为时髦思潮的俘虏。文学思潮的变化，其最隐蔽的动力，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心理需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末期，但真正成为洋洋大观的文学潮流，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精神危机相伴相长的。法国在1848年革命以后的衰颓，使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之一波德莱尔发现“整个社会不过是一具腐烂的尸体”。他说：
审视分析所有自然的事物，以及纯自然人的所有行动和欲望，你能找到的只会是可怕的东西。所有美与高贵的事物都是理性与思想的产物。犯罪出自天生，人形动物在娘胎中就获得了对它的爱好。相反，美德是人为的和超自然的……恶无须努力，它自然且必然地到来：善往往是艺术的产物。
波德莱尔不过是说了《圣经》早已说过的话，但是，《圣经》告诉人们，上帝可以拯救一切，而波德莱尔却对此提出质疑。对社会与人的绝望构成了现代主义的重要特征。
这种绝望到20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加剧而大大地膨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肮脏的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战争，把整个欧洲投入灾难之中，无数人被驱赶到前线，遭到屠杀，而后方的人忍饥挨饿。在法国，小麦涨价三倍，日用品涨价一倍，而薪水毫无增加。社会的严重危机使支撑整个19世纪文学大厦的那种乐观的理性支柱崩塌了。高度发展的理性如果遭逢危机，会使人跌人更深的绝望。当人们自以为登上极乐仙境之时，却猛然发现眼前出现的是悬崖和深渊，那种悲哀是可以令人发疯的。尼采宣布说：“上帝死了！”一个又一个作家发疯或自杀：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写于疯癫状态；杰克·伦敦像他的主人公马丁·伊登那样自己结束了自己，只是采用了服毒自杀的方式；意识流巨匠伍尔夫投了河；海明威用枪打碎自己脑袋；奥地利的茨威格则使用了煤气；“苏维埃最有才华”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用的是手枪；叶塞宁步其后尘；他们的心灵如脆弱的芦苇，没有风时还颤抖不停，待寒风骤起，便一个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更多的作家陷入悲观主义的深渊。以拍格森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其势滔滔，席卷思想文化界。法国诗人韩波面对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世界，无比怀念那个死于鸦片的诗人波德莱尔，认为波德莱尔和美国作家爱伦·坡开辟了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文学流派，并由此开始了对理性精神的讨伐。1886年9月，不很出名的诗人让·莫雷阿在巴黎《费加罗报》上提出“象征主义”这个称谓，由此开始了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象征诗派是现代主义文学中生命历史最长的一个流派，它突破理性精神的坚硬外壳向着人的内心深渊驶航，探索被理性桎梏着的非理性王国。沿着这条航线向前的还有象征主义在小说、戏剧领域中的表现——“表现主义”文学以及“意识流”文学等。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柏格森的生命流动意识、尼采的哲学都大大地支持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然而，现代主义最为强大的精神支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学说。
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是一个由外向内、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人由认识外界进而认识自己，由认识自己的肌肤进而认识自己的心灵，由建构清醒的理性进而开始露出对无意识和潜意识的兴趣。
对于无意识和潜意识的探索，文艺家要比心理学家早得多。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人物之口谈论“无意识”时，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尚未诞生。然而，当19世纪末弗洛伊德提出他的精神分析学说时，在文艺界所引起的震撼依然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说，有了弗洛伊德，才有了现代主义文学。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把人的心灵视为一个多层次的、相互作用的系统：
超我：实行道德原则；
自我：实行惟实原则；
本我：实行惟乐原则。
这是一个动力系统，能量多储于本我之中。就意识的层次而言，本我相当于潜意识，它的活动规律完全不遵守理性的逻辑的法则。弗洛伊德从对梦的分析中得出潜意识活动的三个法则谓之“原本性思维”法则：
第一，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任何事情都可能跳跃时空而发生联系。
第二，思维方向在情感和欲望的支配下进行，不遵守逻辑法则。
第三，常以“浓缩”、“转移”、“象征”等形态表示。
弗洛伊德还认为，人的潜意识区是一口黑暗的充满欲望骚动的沸腾的大锅，其中起重大作用的能量是性本能。人的任何被压制的欲望都是由泛性欲产生，包括艺术创作都是性本能的宣泄与升华。弗氏的泛性论具有明显的荒谬性。在后期他自己曾有所补充和修正，他的弟子荣格和阿德勒对他的泛性论也有严厉的批评。但无疑，弗洛伊德建立了一个关于人类心理结构的新模型。几乎任何一个现代主义流派都不能否认弗氏理论从根本上摧毁了“近代人”的模型，为他们开拓了一个新的心灵世界，甚至现实主义文学也不能不承认它对自身的影响。超现实主义流派的领袖布勒东公开宣布自己是弗洛伊德的崇拜者，要用解放性的“魔鬼——肉欲——潜意识”的概念对抗压制性的“上帝——灵修——意识”的概念；未来主义者则热衷于表现潜意识中那种强烈的破坏欲；意识流派小说家们笔下的人物几乎都失去了清醒理智和道德荣辱观念，内心深处充满莫名的喧哗与骚动，一任模糊的、黑暗的、堕落的欲望所支配。
尽管弗洛伊德本人不应该对“性解放”负责，但他的理论诱发了人们对性心理的强烈兴趣，推动了家庭的解体，这终究是事实。艾略特的《荒原》借用《金技》的研究成果从为“圣杯”喻女性，骑士的剑喻男性，骑士寻找圣杯暗喻男女媾合。全诗犹如那淹死腓尼基水手的欲海，人们只有皈依基督，才能获得拯救。用现实主义手法写现代心理小说的DH劳伦斯则是弗洛伊德泛性论的最坚决的理论支持者和艺术实践者，他的主要作品都是以此为核心的。早在1913年出版的《儿子和情人》中，儿子保罗就是一个被“俄狄浦斯情结”所纠缠的病人，他同母亲之间那种类似异性恋爱的奇特关系完全同弗氏理论吻合。他的《虹》和《恋爱的妇女》通过描述各种不同人物对性关系的实践的探索，表现了作者的性爱观：人的欲望和本能并非罪恶，压抑这种欲望和本能才是罪恶，人有权利追求自然和谐的性关系，实现性的自我解放。后期作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丧失性能力的查泰莱爵士象征失去生命力的英国统治阶级，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工人梅勒——及其生活于其中的生机盎然的森林象征英国生命力之所在；查泰莱夫人正是与梅勒之间的性结合使她重获新生。这部小说把尖锐的社会矛盾归结为“性”，并用性解放来解决社会矛盾，这种观念反映了西方社会文化上的贫困。书中以诗的语言多次描写性生活的过程，因此被英国当局查禁。在现代主义作品中性描写极为流行，遭到不少严肃作家的反对。例如表现主义大师卡夫卡就认为，靠性描写成不了大师。他和海明威都不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性行为作细节描写。
对人的潜意识中的黑暗王国的揭示，标志着西方审美理想的沉落。从对内心世界的揭示上说，现代主义比现实主义更为真实。从审美的角度说，它开辟了新的视角，满足了新的审美需要，也是有重要贡献的。
从19世纪中后期的波德莱尔、爱伦·坡开始，西方艺术家对近代资产阶级理性精神的怀疑，历经本世纪初的后期象征主义。意象派、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未来主义等流派的冲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形成了一个高潮。战争的灾难无疑是对近代理性精神的致命一击，加速了“近代人”的衰亡。1922年问世的长诗《荒原》，就是对战后欧洲社会图景的象征主义描绘，也是近代理性主义危机的集中表现。它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使它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里程碑。艾略特因他的这部杰作而获诺贝尔奖。
二艾略特
艾略特是位学者型作家。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和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是同学，而且同宗一位导师，即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欧文·白壁德。白壁德是上个世纪初最有影响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艾略特在理念上也是鼓吹古典主义的，但是，他的诗歌却属于现代主义。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是统一的。现代主义的先锋意识，有许多来自于逝去的历史，是最为古老的、被近代理性抛弃的东西。吴宓在西南联大讲授英美浪漫主义诗歌课程时，总要讲到他的这位同学的《荒原》，但是，吴宓的诗歌主张与艾略特相差甚远。在文化人中问，这种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现象很多，不能简单化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