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讲完舜帝的优点和他的地位，下面我们该来看舜帝的缺点了。而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要提到老子在《道德经》中讲过的两句著名的话。第一句是“治大国如烹小鲜”，第二句是“圣人出，大道废”。用这两句话来印证舜帝的得失，我觉得再恰当不过了。
尽管舜帝是旷古绝今最伟大的君主，但舜帝并不是最成功的君主。在黄帝列朝，最成功的君主只有两位，也就是那两个生下来就能说话的，一个叫黄帝，一个叫帝喾。黄帝奠定了500年的繁荣，而帝喾则最终决定了500年的繁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注意细节。不是执着于一隅，而是关注所有的细节。所以黄帝才能任用那么多的后妃贤人，帝喾更是以注重细节著称。他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但对于不良的苗头注意尽早以柔软的手段扑灭。尤其是帝喾，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君主，不仅延续了黄帝列朝的繁荣，还给后世留下了可以借鉴的风范，黄帝列朝的新道德也正是在帝喾朝走向成熟，再也不可挑战。
而跟黄帝和帝喾相比，无论尧舜禹还是皋陶，都要逊色得多。尧帝一上台就没有自信，舜帝一开始根本不知道会成为君主，大禹在上位之前虽然做了一点事却“不务正业”，皋陶就更加不伦不类了。基于这些原因，“上古四圣”都缺乏政治学修养，重视道德而轻视行政，更或者无意或者有意忽略了人才的培养。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尧舜禹三朝耗光了帝喾朝积累的人才资源之后，整个黄帝列朝也就必然面临寿终正寝的结局了。
回到舜帝，我们可以发现，尽管舜帝在一定时期曾经注重过细节，但他那只是自发的注重。大多数时候，舜帝对细节是大而化之的。而在对于政治的理解上，更是一塌糊涂。他做了很多事情，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最终所有的事情都跟他的期望背道而驰。而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像尧帝那样培养出一个真正能够接自己班的人。这也许跟他觉得自己当时还能干一点时间，不太注重这个问题有关。
而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尧帝留给他的“人才”实在太多了。尧帝临死之前，搞了一大堆人进京，一个个都没有职位，偶尔放出去增长增长名望。结果等到舜帝完全当政的时候，这一堆人就成了遗留问题。由于这些人都经过尧帝的培养，一个个眼睛都长在后脑勺上，舜帝当然不可能将他们打发回家，否则将成为社会遗留问题。最终在诸侯大会上，舜帝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将这些人都派了工作。而普天之下的职位只有那么多，派了这些人，自然就不能给其他人机会。
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舜帝，遗留问题的解决办法有很多。而舜帝采用的“民主”办法，则是最糟糕的一种办法。因为一“民主”，舜帝辛辛苦苦等了二十三年的最终决定权，又拱手让给了诸侯。而诸侯推举人才，自然是推举有名望的，而根本不看这个人是不是适合干这个工作。君主如果要任用自己喜欢的人，还得自己提拔，这一点尧帝看得很透。而舜帝却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天下人经过道德一浸泡，自然就能够像他舜帝一样，蹦出几个圣贤来。而他倒是给后世留下了大禹和皋陶两个“圣贤”，只可惜这两个“圣贤”跟他貌合神离。
提到用人的问题，我又想起了诸葛亮。他的情况就跟舜帝类似，也是刘备留下一大帮人，最终这些人死了后，就没人能够接班，唯一一个马谡还被他杀了。还有魏延，活着就不用人家，死了也把人家害了。诸葛亮和舜帝同为悲剧人物，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己当政的时候，人才结构不合理。高端人才貌似很牛，却都是前代留下的，只知道用前人，而不培养后人。对待人才，眼睛长在天上，只喜欢用合用的。
这正应了老子那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你做着做着菜，却不去买作料，当然这盘菜最后非常难吃。
而老子说的第二句话：“圣人出，大道废。”更是可以恰当地使用到尧舜头上。关于这句话，老子还说过相关的话：“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很多人将这句话附会到经济上，实际上这是有关做人的道理。老子的意思其实是说，在每个人的思想行为中，总有优点和缺点，优点再优，只要缺点够大，也足以害死人。所以每个人在生活的过程中，宁愿伤害自己的优点，也要千方百计补救自己的缺点。这就是“天道”，是“大道”。而现实生活中，一般人都喜欢将自己的优点拼命发挥，而不管缺点在背后所起的反作用。结果往往是，在发挥优点的同时，缺点也逐渐明显地暴露，最终影响了自己的人生。在国家大事上，也是这个道理，你老朝着一个方向走，必然忽略其他重要的问题。
而尧舜这样的“圣人”，正好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的统治道德有余而政治不足。宁愿牺牲政治利益，也要去维护自己的道德。最终他们的名声当然是打出去了，但国家政治也搞得一塌糊涂，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他们总是以为道德和法制推行下去，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依靠想象是做不好事情的，当大禹这个掘墓者出现的时候，尧舜的道德也就分崩离析了。
所以到最后，舜帝是优点非常突出，缺点也非常突出。大禹在朝堂上对他的攻击，也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强迫犯罪的人去帮他宣传道德，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别人之所以跟你离心离德，正是观点的不同，现在你不但要人家同意你的观点，还把你的观点传播给别人。这是一种非常霸道的做法。而舜帝只顾废除肉刑的“仁义”而不顾每个人的思想自由，这种做法必然带来很大的伤害。而大禹对于舜帝的恨意，也许并不是私仇。大禹从自己父亲的遭遇而推广到天下人，已经深切感到，这个制度再也不能推行下去了。
而皋陶生活于朝堂之中，对外面的事情了解的比较少。他的很多观点也跟舜帝比较相似，才会在朝堂上跟大禹掐起来。
而“圣人出，大道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尧舜一直认为，道德是自上而下的。他们以为黄帝和帝喾两个圣人造就了道德，然后再推广下去。一定意义上来说，的确是这样。但尧舜只看到了表面，而没有达到实质。黄帝的新道德，我们在前面说过，是对黄帝朝以前利益和道德长期冲突做出的道德总结。并且传到颛顼帝的时候，这个新道德还出了大事。帝喾同样是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才能因势利导管好国家。黄帝和帝喾的道德来源，其实是自下而上的。他们综合平衡了各方的利益，并提炼出最基本最有创造力的思想，才能形成自己的盛世。
而尧舜却不同，他们的道德直接来源于知识分子的研究。任何象牙塔中的理想在未曾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前，都是空中楼阁。偏偏尧舜还认为这样的空中楼阁最为坚实。由于他们对黄帝和帝喾的误解，也让他们这种道德自上而下的理论非常坚持。他们这种坚持不但害了黄帝列朝，还害了此后数千年，甚至如今。
一当“圣人”开始宣布道德自上而下，并且在象牙塔中批量生产道德产品的时候，“大道”其实也就废掉了。因为每个人的思考能力是有限的。用有限的思考能力固然在某个问题或者某些问题上偶然会走在认识的前列，但在全局性的关照中，仅仅依靠这些有限的思考力显然是不够的。只有经过了众人的反复权衡，甚至需要千百年的积淀，人们才能让自己的认识更加接近“大道”。当“圣人”宣布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的时候，“大道”也就不存在了。他们首先欺骗了自己，然后又欺骗别人，最终受到伤害的是所有人。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尧舜对于“天地之纪”和“幽明之占”的废弃。道德是人发明的，也是人突破自身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对于道德过于的痴迷，甚至以道德来代替一切，就是盲目自大。因为在道德这种人类实践上面，还有“天地”，还有“幽明”，这些“大道”，是道德所不能代替的。任何道德，都必须合乎“大道”，否则这样的道德一定会走进历史的垃圾场。
而从尧舜两个方面来说，舜帝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比尧帝更加糟糕。由于他来自民间，他更加相信人而不相信天。他提倡鬼神，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这从他在朝堂上跟大禹的对话就可以看出，他更重视人的创造，而不重视“大道”。道德是“我的道德”而不是大家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