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前面提到的缺点，尧舜还有一个重要的缺陷，那就是用道德情感代替理智。这一点，同为大知识分子的颛顼也有。当一个人被崇高的道德所吸引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优先选择道德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不顾这样做的后果。这个缺点跟他们“道德至上而下”的错误结合起来，产生的危害尤其大。例如在对于三大势力和四个凶族的处理中，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这些部落未必就是十恶不赦。但尧舜进行一刀切，无疑为自己树立了过多的敌人。甚至他们树立的敌人，有可能是道德上的盟友，只是大家对道德的理解不同，就受到了清洗。
而舜帝相对于尧帝，还多了一个缺陷，那就是用政治情感代替理智。我们在前面说过，舜帝跟尧帝不同，他不仅有道德追求，同时也有自己的政治智慧。但舜帝的这种政治智慧是有限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的政治情感在作祟。当他迷恋于一种政治手段，他就难以从这种政治手段中脱身出来，从而影响自己的判断力。这是很多热衷于手段的政治家很容易碰到的问题。他们的政敌往往从这中间发现他们的弱点，从而取得翻盘。
更加严重的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舜帝也存在这样的弱点。长期的成功的人际关系，让他对自己的交流方式也深信不疑，不害怕发生问题。但恰恰就是在他这种大而化之的态度之中，出现了在朝堂上的两个致命错误，让本来可以争取到的盟友皋陶倒向了大禹一边。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可以找到舜帝在这些问题上更加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缺乏情商。当然，舜帝并不是一直缺乏情商，他在前期的努力也表现了他卓越的情商。可惜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地位的稳定，事情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对自己的情商进行锻炼了，任由自己的感情到处乱跑，结果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最终毁灭了他的政治前途。
而尧舜两个人对情商的缺乏，也是影响到他们不注重细节的原因。在这一点上面，黄帝和帝喾同样比他们做得更好。从黄帝来说，战争给他造成的痛苦肯定是很深的，但他能够超越自己的痛苦，给与对手以新生的机会，这就是情商高的反映。同样，帝喾对每件事都要反复研究，低调做人，不稀里糊涂就做出决定，这也是情商高的反映。
但黄帝和帝喾，并没有将高质量的情商传播给后世。因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提炼出“情商”这个东西，人们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一些细枝末节，这些细枝末节又被另外的有形的道德和理论掩盖了。所以到帝喾死后，尧舜的情商不仅比不上黄帝和帝喾，甚至连颛顼也不如。
这也是有原因的。尧帝11岁就死了老爹。他的母亲们和哥哥们又背上了宫廷谜案的包袱，所以没有人会来告诉他情商是什么。那些负责教育他的大臣，也因为他拥有热血这种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特质而不忍心让他丧失这种特质，所以他的情商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直到蒲衣学派的介入，尧帝在许由等人的影响下，才稍稍好了一些。
而舜帝的情况就更加糟糕。他有着风声鹤唳的童年，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活过了战战兢兢的20岁，直到族中的前辈对他进行培养，他才摆脱了每天梦魇一样的生活。而此后直到他成为尧帝的继承人，他还受到最亲近的人的谋害，这种心理的压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我前面也说过，他能够挺过来，绝对是一个异数，放在其他人，要么精神失常，要么性格失常。但尽管舜帝是一个异数，他照样是一个平常人，这些早年的心理阴影虽然被他的大我压制，却一直在他的潜意识之中有着位置。这就造成他一方面希望给所有人服务，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很好，另外一方面却又对所有人都不信任，也不敢轻易去寻找盟友。与相信人相比，舜帝宁愿相信制度。因为人是不确定的，而制度是确定的。
这样，舜帝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与人交往的缓冲力。就算在彻底掌握国家之后，他也没有安全感，常常神经过敏。尽管他将自己的神经过敏尽量压制下去了，却总是在不经意之间蹦出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只有当事人更加清楚。
尧舜的这个重要缺陷，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单单依靠道德和政治的教育，也许可能教出一个圣人，但这样的圣人只会距离“大道”越来越远。在这一点，我同意朱熹那个被鲁迅先生批臭了的观点：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喜欢《红楼梦》的朋友也可以跳过这一段，因为贾宝玉就非常不喜欢这两句话。但这两句话在分析尧舜的时候的确非常重要。道德让他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以他们既不能洞明当时的世事，也不能练达当时的人情。尽管他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们对国家的掌控力也越来越松弛，就算大禹和皋陶不来结束他们的盛世，也会有其他人来做出最后一击。
可以说，在这点上面，朱熹先生做出的贡献超越古今，直追黄帝和帝喾。如果南宋不灭亡，知识分子政治得到延续，继续沿着朱熹先生指出的道路走下去，李约瑟也许将没有机会提出那个难题了。因为终于有人抓住黄帝列朝盛世的实质，对两宋纠结了一百多年的知识分子争端画了一个句号，对道德和利益进行了最大可能的协调。
而后世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诠释，就是南方文化的兴起。今天，在南方广大的地域，由于长期接受朱熹学说的浸染，尽管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一直在精神文明上依旧领先于北方。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他们都相信，道德和利益，是相辅相成的，任何偏执一端的做法，都是不合时宜的。
而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香港。他们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文化发展之中，一直领先于大陆。直到最近，在对香港文化的“批判”之中，才开始渐渐丧失了锐气。而如果没有这种所谓的“批判”，恐怕香港还会更有活力。这是一种文化被知识分子害了的又一个典型例子。
知识分子尤其是大陆的知识分子介入之前，香港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朱熹文化的延伸。而这个文化的源头，正是黄帝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