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旅行是由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促成的。这种偶然包含着多重维度，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回国后一个月，我就找到了工作。有个卖文章的公司正在创业，我投了简历，入了职。这就是北京。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创业，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卖文为生，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后来无数次反思，知道若不是公司初创，不会招录我这样一个毫无经验的人，又因为没有别的技能，我大概只能走卖文的道路。
最后一轮面试，主考官、也就是后来我的领导大概对我印象不错，为了给我增加对新公司的信心，说：“有应聘者老觉得我们随时可能倒闭，这你是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的。”又问我，“你打算要多少钱？”
我妈说：“这是私人企业啊，你要不要考公务员？要不要读个博？”
我想了想，说钱要够北京生活吧。后来发现，这大概是个伪命题。
这个公司试图在卖文界杀出一条血路，整天召集员工开会讨论构思。我有一群被老板称为“神经病”的同事。他们都是做文字工作的，但你也知道，这种工作有多可疑，既不能挣钱，也不能拓宽人脉，更不能脱离单身。他们都或多或少做过一些别的工作，写写彩票预测，把白羊座的星座走势贴到双子座下面，搞搞婚纱摄影，或者在无聊吃烤串的时候幻想弄个小推车卖鸡蛋仔，和卖盒饭的抢生意。
“真是一群背景丰富的神经病！”老板很满意，还把我们的照片贴到了微博上。
原来幻想能结束单身的同事也彻底死了心。
大概可以这么描述我的同事们：喜欢读书，许多人还喜欢屯书，家里布置得像一个小型的图书馆。热衷于八卦，并且对八卦嗅觉灵敏，而且，这里永远不缺少八卦。他们习惯晚睡，通常午夜之后在社交网络上发状态，早起困难，只能下午上班。老板曾试图纠正这一点，但没有办法，他也是在下午上班。那个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未婚，孩子更是无从谈起，精力旺盛，间歇性焦虑。
他们对佛教有亲近感，算星座很有一套，常常谈论起神秘的力量。这种情结像种子，平日都埋在土里，有时遇到比较重大的事情，或者单单是岁月蹉跎，它便会慢慢长成大树。同事中后来有两人皈依了密宗，一个人开始了塔罗牌占卜。
还有一共通点，就是他们都养猫，至少一只，上不封顶。你可以从他们身上猫毛的数量，来判断他们家猫的活跃程度，有的比较张狂，显然在与人的搏斗中占了上风；有的比较羞涩，只肯在裤脚蹭一蹭。他们经常在微博上发猫的照片，互相交流养猫的经验，像古埃及人一样，把猫视作圣物，并在板子上写下关于它们的诗。
我并不属于这个猫咪俱乐部，但没有关系，我已经习惯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流群体。事实上，我很害怕身边有一个宠物，当在两年内搬过五次家，游荡过十几个国家之后，很难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抛弃的，这就决定了在一开始，我就不会要一个我无法抛弃的东西。无论是宠物，还是信仰。
大体上，我和同事相处的不错。我们聊一些很文艺的话题，也说说老板的闲话，很快我不再计算回国的日子。一天，一个月，三个月，数日子让我觉得心惊胆战。
我义无反顾地扎进了北京的生活，它是一汪深水，也是激流，我都没有什么选择了。但好在北京的褶皱足够多，容许一些人生活在主流的缝隙里。比如，如果你是个写作者，不是个需要解释的丢人事情，任何一个咖啡馆，都有人埋头码字。有人开玩笑，当你看见通州的咖啡馆里几个年轻人凑在一起奋力写东西，就知道又有一部电影要上映了。
公司旁边有家电影院，每周二半价的时候，我会去看一场电影。
我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个极其短暂的美好时期。网络对于传统卖文公司的冲击还没有来临，我们都还沉浸在某种创业的激情之中。我足够年轻，能用半天的时间发呆，花四个小时专心读一本书，一个小时坐地铁去听讲座。房价是上涨了，但和当时的我没什么关系，就像遥远的伊拉克战争。
我们毫无疑问处在一场急速的技术变革之中，新的可能每天都会出现，而思想还远远跟不上潮流改变的速度。写文章在这个时代看起来更加值得质疑，世界已经换了算法，我们却只能在用户体验上指手画脚。写作者从来都不是时代的缔造者，他们在很多年后，会成为前一个时代的诠释者，只是滞后了些。我和我的同行很不幸正好处在滞后期，这感觉糟透了，身家本领还没用上，就濒临淘汰边缘。在我失业之前，文字还有余威，仅仅过了一两年的时间，这个世界似乎已经可以被数字、图表和30秒的视频解释清楚。
没过多久，公司宣布倒闭。理由很俗套，投资方撤资了。一伙人去吃散伙饭，战争降临，固然是恐怖的事情，但也不免觉得兴奋，这样的大事竟然被我们碰到了。老板请吃广西米粉，很豪气地包了三个桌，请我们吃了传统米粉、老友粉，还多加了特色的酸笋，一桌子人油光满面。
这时，康夫问我，要不要去东南亚耍一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