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拿破仑想要进攻俄国并且做了这件事。事实上，在拿破仑的全部活动中，我们决不会找到和表现这种意志相类似的东西，我们只看到一串的命令，或者他的意志的表现，表现的倾向是极其多样、极不确定的。在拿破仑的无数的未被执行的命令中，有一些关于一八一二年出征的命令被执行了，这不是因为这些命令和别的未被执行的命令有什么区别，而是因为这些命令适应那使法军侵入俄国的事件。正如同在镂花作品上出现了某一种图形，不是因为在图形的某一边上色以及如何上色，而是因为在镂花图形的各方面都上了色。
所以在我们观察命令和事件在时间上的关系时，我们发现，命令决不能是事件的原因，而是在两者之间有某种确定的关系。
要明白这种关系是什么，必须恢复另一个被忽略的条件，即是，任何命令都不是神所下的而是人所下的，并且下命令的人自己也参与那个事件。
下命令的人和他所命令的人的关系，正是所谓权力。这种关系的内容如下：
人们为了共同的活动，总是结成某种团体，在这种团体中，虽然各人在共同行动中的目标不同，但参与行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却总是一样的。
人们结成这种团体，他们之间总是有这样的关系，就是，在他们结合起来所要做的联合行动中，最大多数的人最直接地参与行动，最少数的人最不直接地参与行动。
在人们为了完成共同行动而结成的一切团体中，最明显而确定的一种是军队。
组成任何军队的人员：是低级军事人员——士兵，他们在全军中总是占最大多数；和较高级的军事人员——伍长，军曹，他们的数目比兵少；和更高级的军官，他们的数目更少，这样下去，直到最高军事权力，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军事组织可以完全同样正确地用圆锥体来说明，它的直径最大的底是兵；上面的较小的横断面是军中较高的阶级，如是直到圆锥体的顶点，这个顶点是统帅。
人数最多的士兵是圆锥体的最下层和基础。士兵直接地刺戳、砍斩、放火、行劫，而且总是奉较高级的人的命令做这些事的，他自己决不下命令。数目较少的军曹们的直接行动比士兵少，但是他们已经下命令了。军官的直接行动更少，他们下的命令更多。将军只是命令军队行动，指示目标，他自己几乎决不使用武器。统帅决不会直接参与行动的本身，只发出关于大军运动的一般的命令。人们彼此之间这种同样的关系，也显示在任何从事共同活动的人群中——在农业中、商业中，在任何衙门里。
所以，用不着特别分析一个圆锥体的所有相连的横断面，一个军队的所有的阶级，或任何衙门或公共机关的从最低至最高的阶级与地位——我们便看到一种规律，按照这个规律，人们为了完成共同行动，总是结合成为这样的关系，即是，他们愈直接参与行动，他们愈不能命令，而他们的人数愈多；他们愈不直接参与行动，他们命令愈多，而他们人数愈少；这样的，直到最上层的一个人，他最不直接参与事件，而最会把他自己的活动用在发布命令上。
这便是下命令的人们和他们所命令的人们的关系，这是所谓权力这个概念的本质。
我们承认时间的条件——一切的事件都是在时间的条件下发生的，我们便发见，一个命令，要在它和相符的一串事件有关系的时候，才可以执行。我们承认下命令的人和执行命令的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必要的条件，我们便发见，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命令者参与事件的本身最少，而他们的活动完全是在颁布命令上。
7
当一个事件发生时，人们表示他们对于这个事件的各种意见和希望，而因为事件是许多人的共同行动的结果，所以在表现出来的许多意见和希望之中，必然有一个会实现的，即使是近乎实现的。当所表现的一种意见实现时，这个意见在我们看来是和事件发生了关系，好像是事件之前的命令一样。
许多人拖一根木头。人人都表示他自己的意见：怎样拖，向哪里拖。他们拖开了木头，结果是，这件事做得正和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所说的一样。他下了命令。这是原始形态的命令和权力。
那个用他的双手工作愈多的人，便对他所做的事想的愈少，对共同活动所能产生的结果考虑愈少，下命令也愈少。那个下命令愈多的人，由于他的语言活动愈多，显然用他的双手工作愈少。
在一大群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的人里面，有很显著的一部分人，他们愈不直接参与共同活动，他的在命令方面的活动愈多。
当一个人单独活动时，他总是有某一类的理由，他似乎觉得，这些理由曾经领导他的过去的活动，为他的现在的活动作辩护，指导他去计划他的将来的行为。
一群人所做的事也完全是这样的，他们让那些不直接参与事件的人们对于他们的集体活动找理由、作辩护、提建议。
由于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理由，法国人开始互相淹死、互相斩杀。那配合和伴同这个事件的辩护理由就是人们所表现的意志，认为这是为了法国的福利、为了自由、为了平等所不可少的。人们停止互相厮杀，而伴同这个事件的辩护理由就是必须权力集中，对抗欧洲，等等。人们从西方到东方去，屠杀同类，而伴同这个事件的言论，是法国的光荣，英国的卑鄙，等等。历史向我们指出，关于事件的这些辩护理由，都没有任何常识，而且都是自相矛盾的，例如说杀人是由于承认他的权利，而在俄国杀死无数的人，是为了使英国屈服。但是这些辩护理由在当时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
这些辩护理由使造成事件的人们免除了道德责任。这些临时的目的，好像是为了扫除轨道上的积雪而安置在火车头前面的扫帚一样，扫除了人类道路上的道德责任。没有这些辩护理由，便不能回答人们研究每个历史事件时所自动出现的最简单的问题：即是，无数的人怎样地犯了共同罪孽，打仗，杀人，等等？
在现在的复杂的欧洲政治社会生活方式中，能够想出来，有任何事件不是君王、大臣、国会、报纸所规定、指令、命令的吗？有任何共同行动不能够拿政治统一、国家主义、欧洲均势和文化作为它的辩护理由吗？所以，每个发生的事件，不可避免地符合某一个表示过的希望，并且得到辩护，显得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意志的产物。
一只航行的船，无论向哪个方向行驶，在它前面总是可以看见被它分开的波浪。在船上的人看来，这些波浪的运动是唯一的可以看见的运动。
只有时时刻刻密切地注意这个波浪的运动，并且比较这个运动和船的运动，我们才能相信，波浪的每一瞬间的运动是船的运动所引起的；要认为我们自己也是不知不觉地在运动，就会使我们发生错误。
我们若时时刻刻注意历史人物们的运动，（即是，承认一切事件的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间中的连续性，）而不忽视历史人物和大众的不可少的关系，我们便也看到同样的情形。
当那只船照着一个方向航行时，在它前面的是同样的波浪；当它常常改变方向时，在它前面的波浪也常常改变。但是无论它向哪一边转动，在它的运动之先总有波浪。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总似乎是，那正是所预见的、所命令的事。无论船向哪里行驶，波浪既不领导也不加速它的运动，却在它前面激荡着，并且远远地使我们觉得，它不但是自动地在运动，并且领导船的运动。
历史家们只研究历史人物意志的各种表现，而它们对于事件的关系是命令，便认为事件是以命令为转移的。但是在我们研究事件本身以及历史人物和大众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历史人物和他们的命令是以事件为转移的。这个结论的无疑的证明就是，无论有多少命令，假使没有其他的原因，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但事件一旦发生时——无论是什么事件——则在各人的不断地表现出来的一切意志之中，总会发现一些意志，它们在意义上、在时间上对于事件的关系是命令。
我们获得了这个结论，可以直接地肯定地回答历史上的这两个主要的问题：
一、什么是权力？
二、什么力量产生各国人民的运动？
一、权力是某一个人和别的许多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个人愈是表现进行中的共同行动的意见、预料和辩护理由，便愈不直接参与行动。
二、产生各国人民的运动的，不是权力，不是精神活动，也不是两者的结合，如史家所想的；而是参与事件的一切人们的活动，并且他们总是这样地结合的，即是，最直接参与事件的人，负的责任最小；反之亦然。
事件的原因在精神方面是权力，在物质方面则是那些服从权力的人。但是因为精神活动，离开了物质活动，便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事件的原因，既不在此，亦不在彼，而在两者的结合。
或者，换言之，原因的概念是不能应用在我们所观察的现象上的。
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达到了无穷尽的循环，达到了人类的智慧在一切思维领域中所要达到的最后界限，假使人类的智慧不是玩忽自己的主题。电产生热，热产生电。原子相吸，原子相斥。
说到热、电或原子的最简单作用时，我们不能说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作用，于是我们说，这些现象的本性是如此的，我们说这是它们的规律。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历史现象。为什么发生战争或革命？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为了作出这种或那种举动，人们结成某一种团体，而且大家都参加这个团体。我们说，人们的本性是如此的，这是一种规律。
8
假使历史是研究外表现象的，那么发现了这种简单明显的规律便够了，我们也可以结束我们的讨论了。但历史规律是和人类有关的。一粒物质的微粒不能对我们说它并不感到相吸和相斥，不能对我们说这个规律是错误的；但是，人是历史的主题，人坦率地说：我是自由的，因此我不服从规律。
人的意志自由的问题，虽然没有提出来，它的存在在历史的每一步中却是都感觉得到的。
所有严肃地进行思考的历史家都不自觉地遇到这个问题。历史的一切矛盾的含混不清，以及这种科学所走的错误道路，都仅仅是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假使每个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即假使每个人能够随心所欲地去行动，则全部历史将是一系列没有关系的偶然事件。
假使在一千年之间，几百万人当中有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行动，即随心所欲地行动，则显然，这个人的一种违反规律的自由行动，便会破坏全人类的任何规律存在的可能性。
假使有一个制约着人类行动的规律，便不可能有自由的意志，因为那时候人们的意志一定得服从这个规律。
在这个矛盾中存在着自由意志的问题，这问题从最古的时代起就引起了最聪明人的注意，从最古的时代起就被认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问题在于无论从什么观点——神学的、历史的、伦理的、哲学的观点出发——把人当作观察对象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必然性的普遍规律，人和万物一样都服从这个规律。但是我们自己把人看作我们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便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这种意识是自我认识的根源，它是完全独立的，和理智无关的。人类通过理智观察自己，但它只通过意识认识自己。
不意识到自己，任何一种观察、任何一种理智的应用都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理解、观察、作出结论，人应该首先意识到自己是活的。人知道他自己是活的，只是由于人有欲望，即意识到自己的意志。人意识到组成自己生命实质的意识，也不能不意识到他的意志是自由的。
假使有人在观察他自己的时候，看到他的意志总是受同一规律的支配（无论他是观察饮食的需要，或脑力的活动，或任何别的事情），他便不能不把他的意志永远不变的方向看作是意志的限制。假如它是不自由的，也不可能是受限制的。一个人觉得他的意志是受限制的，正因为他意识到他的意志是自由的。
您说：我是不自由的。但是我举起了手又放下来了。每个人都懂得，这个不合逻辑的回答是自由的、辩驳不倒的证明。
这个回答是不服从理性的意识的表现。
假使自由的意识，不是自我认识的、单独的、和理性无关的来源，它便要服从理论和实验；但事实上，这种服从是不存在的，是不可思议的。
一系列的实验和理论，向每一个人证明：他，作为观察的对象，是服从一定的规律的，并且人服从这些法则，他一旦认识了引力或不渗透性的规律，他便决不会反对这些规律。但同样的一系列的实验和理论向他证明：他在内心里所感觉到的完全自由是不可能的，他的每一动作都取决于他的构造、他的性格和影响他的各种动机；但是人决不服从这些实验和理论的结论。
根据实验和理论，人知道了石头是向下坠的，人无疑地相信这个，并且总是期望他所知道的规律是有效的。
同样无疑地，他知道他的意志服从规律，但是他却不相信，并且不能相信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