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史家，按照各人对于什么是人民的运动目标的见解，在法国或别国人民的伟大、财富、自由、教育中找寻这些条件。姑且不说史家们关于这些条件的矛盾的见解；即使我们承认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是存在的，我们也会发现，历史事实几乎总是和这个学说矛盾的。假使权力转移时的条件是人民的财富、自由、教育，那么，为什么路易十四世和约翰四世平安地度过他们的统治时期，而路易十六世和查理一世要被他们的人民处死呢？对于这个问题，史家们回答说，路易十四世的行为，违反这个纲领，影响了路易十六世。但为什么不影响路易十四世和路易十五世？为什么偏偏要影响路易十六呢？这种影响有什么期限吗？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回答，而且不能有回答。这种看法同样地不能说明，为什么集中的意志在数世纪之内保留在统治者和他们继承者的手中，后来忽然在五十年间，相继转移给国民议会，给执政委员会，给拿破仑，给亚力山大，给路易十八世，又给拿破仑，给查理十世，给路易·非利普，给共和政府，给拿破仑三世。在解释这类的人民意志从一个人迅速转移给另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是在涉及国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的时候，这些史家们不得不承认，一部分的这种转移不是人民意志的正常的转移，而是一些偶然现象，这些现象取决于某一外交家或帝王、或政党领袖的狡猾、错误、奸计或弱点。所以大部分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在这些史家们看来，不是人民意志自由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人或数人的错误的意志的结果，这又是权力的破坏。因此这种历史家们也把历史事件看作是违背他们的学说的。
这些史家们好像这样的一个植物学家——他看到，有几种植物从双子叶种籽中生长出来，便坚持一切生长的植物，都只长成两片叶子；认为棕榄树、菌子，甚至橡树充分地长大了，并不像是一双叶子，便都是违背他的学说的。
第三种史家认为，大众的意志有条件地转移给历史人物，但这些条件是我们不知道的。他们说，历史人物有权力，只是因为他们执行那托付他们的人民大众的意志。
但是在这种时候，假使推动各国人民的力量不是历史人物，而是各国人民本身，那么这些历史人物的重要性在哪里？
这些史家们说，历史人物表现人民大众的意志，历史人物的活动便是表现人民的活动。
但是在这种时候便要发生这个问题，表现大众意志的，是历史人物们的全部活动呢，还是只有某一方面的活动呢？假使历史人物们全部活动，如某些历史家所想的，是大众意志的表现，则拿破仑和叶卡切锐娜之流的传记中的全部宫廷丑事的详情，都是各国人民的生活的表现了，这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假使只有历史人物们活动的某一方面是各国人民的生活的表现，如同别的所谓哲学的历史家所想的，那么为了确定历史人物活动的哪一方面表现人民的生活，我们先要知道民族的生活是什么东西组成的。
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这种史家们便发明了最不明确的、难以捉摸的、一般的抽象概念，这种概念可以包括极多的事件，他们说，这种抽象概念就是人类运动的目标。最通常的、几乎是所有的史家们所采用的一般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史家们假定某种抽象概念作为人类运动的目标，去研究那些留下最大多数纪念碑的人们——帝王们、大臣们、将帅们、著作家们、改革家们、教皇们、新闻家们——因为所有的这些人，在他们看来，是助成或阻碍某一抽象概念的。但是因为无法证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又因为群众和人类统治者和教导者的关系，只是建立在这个武断的假定上的，即是，群众的集中的意志总是转移给那些为我们所注意的人们的——所以无数的流动迁移、焚烧房屋、抛弃农事、互相屠杀的人们的活动，决不是十几个没有焚烧房屋、没有从事耕种、没有杀死同类的人们的活动可以说明的。
历史处处证明这一点。西方各国人民在十八世纪末叶的骚动，以及他们向东方的急进，是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他们的情妇和大臣的活动，是拿破仑、卢骚、狄德罗、保马晒和其他许多人的生活可以说明的吗？
俄国人民向东方、向卡桑、向西比利亚的运动，是伊凡四世病态性格的详细情况，是他和库尔不斯基的通信可以说明的吗？
十字军时代各国人民的运动是高德弗利之流、路易之流，和他们情妇们生活的研究可以说明的吗？我们还是不了解那次的各国人民自西向东的运动，它没有目的，没有领导，只有一群流氓和彼得隐士。更不可解的，是在历史人物们明白地提出了那次远征合理的神圣的目的就是解放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运动却中断了。教皇们、国王们、武士们鼓动人民去解放圣地；但是人民不去，因为从前鼓动他们参加运动的那个未知的原因，不复存在了。高德弗利之流和行吟诗人们的历史，显然不能包括各国人民的生活。高德弗利之流和行吟诗人们的历史只是高德弗利之流和行吟诗人们的历史，而各国人民的生活和感情冲动的历史，仍然是未知的。
著作家们和改革家们的历史，更没有向我们说明各国人民的生活。
文化史向我们说明著作家或改革家的感情冲动、生活条件、思想。我们知道，路得发过暴躁的脾气，说过一些什么话；我们知道，卢骚多疑，他写过了哪些书；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宗教改革之后各国人民互相屠杀，在法国革命时期人们互相杀头。
假若我们像最新的史家们所做的那样，把这两种历史合并在一起，这便是君王们和著作家们的历史，而不是各国人民的生活的历史。
5
各国人民的生活是少数人的生活包括不了的，因为还没有找出来这些少数人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有一种学说认为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建立在人民集中的意志转移给历史人物之上的，这种学说，只是一个假定，并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
人民大众的集中的意志转移给历史人物的学说，也许在法律科学的领域内可以说明很多东西，也许这对于法律科学的目的是不可少的；但是应用在历史方面，一旦发生革命、征服、内战时，即是，一旦历史开始时——这个学说便不能说明任何东西。
这种学说，似乎是不可驳倒的，正因为人民意志转移的事实是不能证实的，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过。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件，无论谁领导这个事件，这个学说总能说，某某人领导事件，因为集中的意志转移给他了。
这种学说对于历史问题所作的回答，就好像一个人看着移动的一群畜牲，没有注意田野各处牧草的不同的性质，没有注意牧人的鞭策，便认为，某一走在畜群之前的畜牲就是这群畜牲朝某一方向行走的原因。
“畜群朝那个方向走，是因为走在前面的那只畜牲领导它们，所有其他的牲畜的集中的意志转移给这个畜群的领袖了。”承认无条件的转移权力的第一种史家们这么回答。
“假使领导畜群的畜牲有变动，这是因为全体畜牲的集中意志从这个领袖转移给另一个领袖了，而这是以这个畜牲是否领导它们走向全体畜群所选定的方向而定的。”史家们这么回答，认为大众的集中的意志是在他们认为已知的条件下转移给统治者的。（用这种观察的方法，便常常发生如此的情形：观察者按照他所选择的方向来判断，认为在大众改变方向时，做领袖们的不是那些在前面的人们，却是站在旁边，甚至有时是在后边的人们。）
“假使领导的畜牲不断地改变，整个畜群的方向不断地改变，则这是因为，为了要顺着一定的方向前进，畜牲们把它们自己的意志转移给我们所注意的那个畜牲了，因此，为了研究畜群的运动，我们必须注意在畜群各方面走动的那些显著的畜牲。”第三种史家们这么回答，他们认为一切历史人物——自君王到新闻家——都是他们的时代的反映。
人民大众的意志转移给历史人物的学说，只是一种意译——只是把问题换了别的字眼表达出来。
什么是历史事件的原因？权力。
什么是权力？权力是转移给某一个人的集中的意志。
人民大众的意志是在什么条件之下转移给一个人的？那条件就是这个人必须表现全体人们的意志。这便是说，权力就是权力。就是说，权力是一个名词，它的意义是我们不了解的。
假使人类知识的领域只限于抽象的思考，则人类批评了科学对权力所作的解释之后，就可以获得结论，说权力只是一个字眼，事实上并不存在。但是为了认识现象，在抽象思考之外，人类还有一个工具——经验，人类用经验证实思考的结果。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权力并不只是一个字眼，而是确实存在的现象。
没有权力的概念，便不能描写人们协同的活动，这是不待言的；历史，对当代事件的观察，都证明权力是存在的。
在一个事件发生时，总是要出现一个人或者许多人，那个事件好像是按照他们的意志发生的。拿破仑三世下了命令，法国人便到墨西哥去了。普鲁士国王与俾斯麦下了命令，军队就开进了保希米亚。拿破仑一世下了命令，法军便进了俄国。亚力山大一世下了命令，法国人便服从部蓬皇朝。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件，这个事件总是和下命令的一个人或数个人的意志有关系。
史家们，由于承认神意参与人事的旧习惯，想要认为赋得权力的人的意志表现就是事件的原因；但是理论和经验都没有证实这个结论。
一方面，我们的深思熟虑表明：一个人的意志表现——他的言语——只是某一事件中，例如在战争中或者在革命中所表现的整个活动的一部分；因此，要不承认那不可解的、超自然的力量——神迹的作用，就不能承认言语能够是无数的人的运动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即使承认言语能够是事件的原因，历史却表明出来，历史人物意志的表现，在许多场合里，并不产生任何效果，就是说，他们的命令不但是常常不能执行，而且有时甚至发生和他们的命令完全相反的效果。
不承认神意参与人事，我们便不能把权力当作事件的原因。
从经验的观点看来，权力只是个人意志表现和别人执行这个意志之间的一种关系。
为了说明这种关系的条件，我们不得不最先恢复意志表现的概念，这却是关于人的，而不是关于神的。
假使神发命令，表现自己的意志，像古代历史向我们所说的那样，则这种意志的表现是和时间无关的，不是任何原因所引起的，因为神不是和事件连在一起的。但是说到命令——在时间之内进行活动的、互相有关的人们的意志表现——为了说明命令和事件的联系，我们不得不恢复（一）一切所发生的事件的条件：各项事件以及下命令的人在时间之内的连续运动，和（二）下命令的人和那些执行他的命令的人们之间不可避免的关系。
6
只有那和时间无关的神的意志的表现，能够和若干年内或若干世纪中所发生的整串事件有关，并且只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神，能够单凭他自己的意志，决定人类运动的方向。但是人在时间之内进行活动，并且他自己参与事件。
恢复第一个被忽略的条件，时间的条件，我们知道，若是没有前面的命令，使最后的命令可以执行，则没有一个命令是可以执行的。
从来没有一个命令是自发地出现的，或者是包括整串的事件的；但是每一个命令是从另一个命令产生的，并且决不和整串的事件有关，而总是只和事件的某一时期有关。
例如，当我们说拿破仑命令军队去打仗时，我们是一系列的互相有关的、有连贯性的命令，合并在一个单独的命令中。拿破仑不能下命令出征俄国，并且从来没有下过这个命令。他今天下命令写某些公文给维也纳，给柏林，给彼得堡；明天下某些敕令和命令给军队，舰队，军需处，等等，等等——这只是无数的命令，是一系列的命令，适应了把法军引入俄国的一系列事件。
拿破仑在他的整个统治期间，下了许多关于远征英吉利的命令，他没有对于任何别的计划耗费过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然而在他的整个统治期间，他没有一次试图实现这个计划，却作了对俄的远征，在他屡次表示的信念中，他认为和俄国联盟是有利的——这是因为他的第一类的命令不适应、第二类命令却适应那一系列事件。
命令要能切实执行，就必须有人发出可以执行的命令。但是，要知道什么可以执行，什么不可以执行——这是不可能的，不但无数的人所参与的拿破仑征俄之役是如此，而且最简单的事件也是如此的，因为要执行任何一个命令，总要遇到无数的阻碍。在每个被执行的命令之外，总是有许多没有被执行的命令。一切不能执行的命令都是和事件没有关系的，并且是不会被执行的。只有那些可能执行的命令，是和那适应整串事件的整串的有连贯性的命令有关系的，并且是会被执行的。
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概念，认为事件之前的命令就是事件的原因。这个错误的概念是这么发生的，就是，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当无数的命令之中的几个和事件有关系的命令被执行了的时候，我们便忘记了许多别的因为不能执行而没有被执行的命令。此外，我们在这方面的错误的主要的根源，就是在历史叙述中，把一系列的、无数的、各种各样的、最小的事件（例如：造成法军入俄的一切事件），按照这串事件所产生的结果，概括为一个事件，并且配合着这种概括，把整串的命令概括为一个单独的意志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