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家们是完全追随他们的原型——通史家们的，因为，假使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怎样地对待某些人来说明，为什么不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呢？这些历史家，从大量的和每个重要现象同时存在的迹象中选择了精神活动的迹象，说这个迹象就是事件的原因。虽然他们极力证明，事件的原因是精神活动，但是要非常勉强，我们才能承认在精神活动与各国人民的运动之间有任何的关系；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够承认精神活动领导人们的行动，因为这一类的现象——例如人类平等的宣传所引起的法国革命时期的最残忍的屠杀，仁爱的宣传所引起的残忍的战争和死刑——是和这种见解矛盾的。
但是即使承认充满这种历史的一切狡猾捏造的理论都是正确的，承认某种所谓主义的难以确定的力量统治着各国人民——历史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在从前的君主的权力，在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们和别的人们的势力之外，又加上了一个新的力量——主义，而主义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尚待说明的。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拿破仑有权力，所以发生了事件；相当勉强地，还可以了解：拿破仑和别的势力在一起是事件的原因；但是《Le Contract Social》（《社会契约》）这本书怎么会使法国人互相淹死——若是没有这个新力量和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说明，是不能够了解的。
无疑，在所有同时代的人们之间是有关系的，因此可以找出人们的精神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之间的某种关系，正如同在人类运动和商业、工艺、园艺，以及随便您举出的任何东西之间，可以找出某种关系。但是为什么人们的精神活动，在文化史家看来，是一切历史运动的原因或表现——这是难以了解的。史家们的这种结论只可以用下面的理由来解释：（一）历史是有学问的人写的，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这个阶层的活动是全人类运动的基础，正如同商人们、农人们、军人们，也理所当然地持有同样的想法。（这个意思没有被商人们、军人们表示出来，只是因为他们不写作历史。）（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主义——这一切都是不明显、不确定的概念，在它们的旗帜之下，极其便于运用意义更不清楚的、因此很容易被应用在任何学说之中的字眼。
但是，且不说这种历史的内在价值（也许，这种历史对于某种人、对于某种事是有用处的），各种文化史（一切的通史都开始越来越和它们相近）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把各种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学说当作事件的原因，详细地、认真地加以分析，每当它们要描写实际历史事件时，例如一八一二年的出征，他们便不觉地把它写成权力的产物，直率地说，这个出征是拿破仑的意志的产物。文化史家们这么说，不觉地和他们自己矛盾，他们证明，他们所发明的这种新的力量并不说明历史事件，而解释历史的唯一方法就是用他们似乎并不承认的权力。
3
火车头走动。有人问，它怎么会走动？农人回答：鬼使它走动。另一个人说：火车头走动，因为它的轮子在转动。第三个人认为运动的原因是那被风吹走的烟。
这个农人是难以驳倒的。他想到了一个圆满的解释。要驳倒他，就必须有人向他证明，鬼是没有的，或者另一个农民向他说明，并不是鬼，却是一个德国人在开动火车头。要到那时候，由于这些说法的矛盾，他们才会知道他们两人都不对。但是那个说轮子转动是原因的人是不攻自破了，因为他既然走上分析之途，他便应该继续前进：他应该说明轮子转动的原因。在他没有找出火车头运动的最后原因是汽锅中蒸汽压力的时候，他没有停止寻找原因的权利。那个人，用被风吹回去的烟来解释火车头运动，显然注意到轮子的转动不是原因，便抓住了他所看见的第一个迹象，并且把它作为原因。
可以说明火车头运动的唯一的概念，是那个和所见的运动相等的力量。
可以说明各国人民的运动的唯一的概念，是那个和各国人民的全部运动相等的力量。
然而，在这个概念之下，有各种各样的史家所提出的，和所见的运动完全不相等的、各种各样的力量。有些人认为它是英雄们直接的固有的力量，好像农人在火车头里看到鬼一样；又有些人把它当作几种别的力量所产生的力量，例如轮子的转动；还有人把它当作智慧的影响，例如被风吹走的烟。
在史家写的是个别人们的历史，无论他们是凯撒之流、亚力山大之流、路得之流，或是福尔泰之流，而不是全体人们的历史，不是全体参与事件的人们的历史的时候，便不能不把人类运动的力量归于个别的人们，这种力量强使别人把他们的活动推向某一个目标。史家所知道的这种唯一的概念，就是权力。
这个概念是唯一的工具，可以运用它去处理现在所说到的历史材料；谁损坏了这个工具，像博克尔那样，而不知道别的处理历史材料的方法，便是使他自己失去处理历史材料的唯一的可能的方法。为了解释历史现象，权力概念是不可少的，这一点已由通史家和文化史家们自己最充分地证明了，他们表面上否认权力的概念，却又不可避免地在每一步骤上利用它。
历史科学，在处理人类的问题的时候，直到现在，好像流通的货币——纸币与硬币——一样。传记的和各别的民族的历史好像纸币。在没有人问到它们保证金的时候，它们可以行使流通，完成它们的任务，对任何人无害，甚至有益。只要忘记了英雄的意志怎样产生事件这个问题，则提埃尔的历史便会是有趣的，有教益的，并且还会有点儿诗意。但是，正如对于纸币的实际价值会发生疑问，或者是因为它们容易制造，制造太多了，或者因为人们要用它兑换现金——同样的，对于这种历史的真正价值也会发生疑问，或者是因为这种历史出现得太多，或者因为有人在直率地问道：拿破仑用什么力量做了这个？就是，要通用的纸币兑换真正了解的纯金。
通史家们和文化史家们好像是这么一种人，他们承认纸币的缺点，决定了用一种没有金的比重的金属来铸造硬币代替纸币。货币确实是硬币了，但只是硬币而已。纸币还可以欺骗无知的人，但是没有价值的硬币不能够欺骗任何人。正如同金子要在能够交换、可供使用的时候才是真金。同样的，通史家要在能够回答历史的主要问题——什么是权力——的时候，通史家才是真金。通史家们矛盾地回答这个问题，文化史家却简直是规避它，回答全然一些不相干的话。好像仿金的赝币，只可以在同意把它当作金子的人们之间，在不知道金子性质的人们之间使用。同样的，通史家与文化史家，不回答人类的主要问题，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某种目的，充当大学校和读者大众——他们是所谓重要书籍的爱好者——之间的流通货币。
4
既然否定了古代的观念，不承认人民的意志对于某一被选定者的神圣服从，不承认被选定人的意志对于上帝的服从，那么历史若不选择两者之一：或者恢复上帝直接参与人事的旧信念，或者确定地说明产生历史事件的所谓“权力”的那种力量的意义——便会处处遇到矛盾。
恢复旧信念是不可能的：那个信念已经破坏了，因此必须说明权力的意义。
拿破仑下令征集军队去打仗。我们是那么习惯于这个概念，我们是那么习惯于这个见解，以致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拿破仑说某句话的时候，六十万的人便去打仗——在我们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他有权力，因此他的命令被执行了。
假使我们相信权力是上帝给他的，这个回答便是完全令人满意了。但是我们既不承认这个，便不得不明确一下，一个人统治许多别人这种权力是什么。
这种权力不能够是一个强者对于一个弱者体力优越的那种直接权力——那种优越是建立在体力的发挥或者体力的威胁上的——例如赫叩利斯的权力；它也不能建立在道德力量的优越上，如同一些历史家们单纯地所想的，他们说历史上的大人物是英雄们，即是禀赋了非凡的精神、智慧与所谓天才的人们。这种权力不能建立在道德力量的优越上，因为历史向我们说明，统治无数人民的路易十一之流和梅特涅之辈，都没有任何特殊的精神力量的优点，而且相反，他们大都在精神上比他们所统治的无数人民中任何一个人更加虚弱，拿破仑之流的英雄人物是不用说了，关于他们的精神特性的见解是极为分歧的。
假使权力的来源不在于掌握权力的人的身体特性和精神特性，那么显然这种权力的来源应该离开这个人去寻找——到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与群众的关系中去寻找。
法律科学正是这样理解权力的，这种法律科学的本身就是历史的兑换处，它要使历史上对权力的理解兑换成纯金。
权力是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表现，它以明许和默许的方式转移到群众选举出来的统治者身上。
法律科学是由这种讨论组成的，就是国家和权力，假使可以形成的话，是怎样形成的；在法律科学的范围里，这一切都很明白；但是应用于历史时，这种权力的定义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法律科学对国家和权力的看法，好像古人对火的看法一样，把它们当作一种绝对存在的东西。但从历史上来看，国家和权力只是现象，正如同从现代物理学来看，火不是元素，而是种现象。
由于历史观点和法律科学观点之间的这种根本差异，便产生了这样的情形：法律科学可以详细地说出，按照它的意见，权力应该怎样形成的，以及那超越时间固定不变地存在着的权力是什么；但是对于历史问题——关于在一定时间内变动不定的权力的意义——它是不能回答的。
假使权力是转移到统治者身上的意志的集中体现，那么普加巧夫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吗？假若他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却是代表呢？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部洛涅被捕时是一个罪犯，为什么后来那些被他逮捕的人们又都是罪犯呢？
在有时只有两三个人参与其事的宫廷政变中，群众的意志也移交给新的统治者了吗？在国际关系中，人民群众的意志也移交给他们的征服者了吗？在一八〇八年，来因联盟的意志移交给拿破仑了吗？一八〇九年，当我们的军队和法军结成联盟去攻打奥地利时，俄国人民群众的意志也移交给拿破仑了吗？
对于这些问题可以从三方面回答：
或者（一）认为，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移交给他们选出的这个或那个统治者，因此，任何一种新的权力的产生，任何一种同已经移交的权力的斗争，都只能看作对真正权力的破坏。
或者（二）认为，群众的意志是在一定的、确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的，并表明，对权力的限制、有关权力的冲突甚至消灭权力，这是因为统治者没有遵守权力移交给他们时的那些条件。
或者（三）认为，群众的意志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但这些条件是不清楚的、不确定的，而许多权力的产生以及它们的争斗与衰落，只是由于统治者或多或少地执行了那些不清楚的条件，即群众的意志从这部分人移交给那部分人时的条件。
历史家们便照这三种方法说明群众和统治者们的关系。
有些历史家，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写个人传记的历史家们，由于心灵单纯，不理解权力意义的问题，他们好像承认，群众的集中意志是无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的，因此，这些历史家在描写某一种权力时，认为这种权力本身就是一种绝对的和真正的权力，而任何反对这种权力的别的力量都不是权力，而是破坏权力，是暴力。
他们的学说适合历史的原始与和平时期，若应用于各国人民生活中的复杂的、骚乱的时期（在这种时期，各种权力同时兴起并互相斗争），便有这个缺点，即君主正统主义的历史家将证明，法国的国民议会、执政委员会和保拿巴特只是真正权力的破坏者；共和派和保拿巴特派将各自证明，国民议会和帝国是真正权力，而其余的都是权力的破坏者。显然这些史家们所提出的互相冲突的权力解释，只能满足最年幼无知的小孩子们。
另一种史家，认为这种对历史的看法是错误的，说权力的基础是大众的集中的意志有条件地转移给统治者，而历史人物只在这个条件之下——就是执行人民意志默许地指定给他的纲领——才有权力。但这些条件是什么，这些史家们没有告诉我们，或者即使说了，也老是互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