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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主题是各国人民和人类的生活。而要直接了解和记录——是直接描写人类的生活，甚至描写一国人民的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古代的历史家们常常只采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去描写、去了解那似乎难以捉摸的东西——人民的生活。他们描写那些统治人民的个别人们的活动；他们认为这种活动就是全国人民的活动。
个别人们怎样地使各国人民按照他们的意志去活动，而他们自己的意志又是被什么领导的？历史家们回答的时候，对于第一个问题，认为上帝的意志使各国人民顺从某一被选定人的意志，对于第二个问题，认为上帝领导这个被选定人的意志去达到注定的目标。
古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相信上帝直接参与人事。
新的历史科学在理论上否认这两种理论。
新的历史科学，既然否认了古人所相信的人服从上帝、各国人民被领导着去达到注定目标的说法，则它所应该研究的，似乎不是权力的表现，而是形成权力的原因。但它并没有这么做。它在理论上否认了古代的史家们的见解，在实际上却效法他们。
新的历史，不说到被赋予神权的、并被上帝意志直接领导的人们，却提出了被赋予非常超人能力的英雄，或者只是从君王到新闻记者各种各样领导人群的人们。新的历史不说到从前的，合乎神意的，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的目标，古代的历史家认为这是人类运动的目标；新的历史提出了它自己的目标——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福利，或者最抽象地说，全人类文化的福利，而全人类的意思，通常是指住在大陆西北一小角上的各国人民。
新的历史否认了古人的信念，却没有用新的见解来代替旧的，而理论的逻辑使历史家们在否认了君主的神权和古人的命运之后，由别的途径达到同一的结论：认为（一）各国人民是由个别人们领导的，并且（二）有一个一定的目标，各国人民和人类向着它前进。
在所有的近代历史家们的、从吉朋到博克尔的著作中，虽然有表面上的意见分歧和各自表面上的立论新颖，可是它们的基础却都是建立在这两个古旧的不可避免的论点上的。
第一，史家描写个别人们的活动，认为这些人是领导人类的；有的只认为君王们、统帅们、大臣们是这种人；有的在君王之外，还认为演说家们、学者们、改革家们、哲学家们、诗人们是这种人。第二，人类所向往的目标是史家知道的：有的认为这种目标是罗马、西班牙和法国的伟大；有的认为它是自由、平等，以及世界上叫作欧洲的那个小角落的某种文化。
一七八九年，在巴黎发生了骚动；它滋长、蔓延，并且由各国人民自西向东的运动表现出来。这个运动向东推进了几次，和自东向西的相反运动发生冲突；一八一二年，它达到了最远的界限——莫斯科，并且明显对称地发生了自东向西的相反运动，并且正像第一个运动一样，带走了中欧的各国人民。这个相反的运动达到了西方的第一个运动的起点——巴黎，然后平静下来了。
在这二十年之间，广大的田地没有耕种，房屋被焚，商业改变了方向，无数的人贫穷了或发财了，迁移了，无数的宣扬爱人类的道理的基督教徒互相屠杀。
这一切是什么意义？这是为什么要发生的？是什么东西使那些人焚烧房屋、屠杀同类？什么是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力量使人们干了这样的事？人类碰到过去那个时代的纪念碑和传说的时候，便会向自己提出这些不自觉的、天真的、最合法的问题。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求教于历史科学，它的目的是使各国人民和人类认识他们自己。
假若历史维持着旧观点，它便要说：上帝为了奖赏或处罚他的人民，给了拿破仑权力，并且领导他的意志去达到神圣的目标。这个回答是完全的、明了的。我们可以相信或者不相信拿破仑的神圣的作用；但是任何相信它的人，便要觉得，在这个时候的全部历史里面，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不会有任何矛盾。
但是新的历史科学不能这样地回答。科学不承认古人的这种上帝直接参与人事的概念，因此它应该作别种回答。
新的历史科学，回答这些问题时说：您想要知道这个运动是什么意思，它是为什么发生的，是什么力量产生了这些事件的吗？您听吧。
“路易十四是一个很傲慢、很自恃的人；他有如此这般的情妇们和如此这般的大臣们，他把法国治得很糟。路易的继承人也是软弱无能的人，也把法国治得很糟。他们也有如此这般的宠臣和如此这般的情妇。此外，有几个人在那时著了几本书。在十八世纪末，在巴黎聚集了二十来个人，他们开始说到一切的人是平等的、自由的。因此在整个的法国，人们开始彼此砍杀，互相淹死。这些人杀死了国王和许多别的人。那时候在法国有一个天才人物，就是拿破仑。他在所有的地方征服了所有的人，就是他杀死了许多人，因为他很有天才。因为某种缘故，他去杀非洲人，他杀得那么好，并且是那么狡猾聪明，以致他到了巴黎，便命令了所有的人都服从他。大家都服从他了。他做了皇帝之后，又到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鲁士去杀人。在那里杀死很多人。在俄国有一个亚力山大皇帝，他决心恢复欧洲的秩序，因此他和拿破仑打仗。但在一八〇七年他忽然和他友好，在一八一一年又和他争吵，于是他们又杀死许多人。拿破仑率领六十万人到俄国去，占领了莫斯科，后来他忽然跑出莫斯科，那时亚力山大皇帝，由于施泰恩和别人的意见的帮忙，联合了欧洲，武装起来，反对欧洲和平的破坏者。拿破仑的同盟者，都忽然变成了他的敌人，他们的兵力进攻了拿破仑新召集的军队。联盟国战胜了拿破仑，攻入巴黎，逼迫拿破仑退位，把他送到厄尔巴岛上，没有夺去他的皇帝的头衔，并且向他表示各种的敬意，虽然五年之前、一年之后，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不法的大盗。于是被法国人和同盟国一直嘲笑到这时候的路易十八开始执政。拿破仑对着老禁卫军流泪，退了位，被逐出国境。后来，老练的政治家们和外交家们（特别是塔来隆，他能在别人之先坐在某一个椅子上，因而扩大了法国的疆界），在维也纳举行谈判，借这些谈判使得各国人民幸福或不幸。忽然外交家们和君王们几乎争吵起来了。他们几乎又要准备率领他们的军队互相屠杀了。但是正在这时候，拿破仑带了一个营来到巴黎，恨他的法国人，立刻都服从他了。但同盟国的君王们因此发怒了，又和法国人打仗了。他们把天才的拿破仑打败了，并且忽然认为他是大盗，把他送到圣·爱仑那岛上去了。在这里，这个逐客，离开了他所心爱的朋友们和他所爱的法国，慢慢地死在小岛上，把他的伟大事迹遗留给后人。但欧洲发生了反动，所有的帝王又开始压迫他们的人民。”
不应该认为这是嘲笑，是历史著述的讽刺。恰好相反，这是各种的史家——从回忆录和各国专史的著作人到通史和那时的一种新的文化史的著作人——所作的那些矛盾的、不切题的、各种回答的最温和的表现。
这些回答的奇怪与可笑，是由于新的历史，好像是一个聋子一样，在回答无人问他的问题。
假若历史的目的是描写人类和各国人民的运动，则第一个问题便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各国人民？不回答了这个问题，则所有其余的问题都是不可解的。对于这个问题，新的历史费尽苦心地回答说，拿破仑很有天才，或者说路易十四很傲慢，或者说某些著作家写了某些书。
这一切很可能是这样的，并且人类准备同意这种说法。但所问的并不是这个。这一切可能是有趣的，假使我们承认神权；这种神权的基础就是它本身，这种神权总是同样的，通过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历史家们来领导各国人民的。但是我们并不承认这种权力，因此，在说到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之前，必须指出这些人和各国人民的运动之间的实际联系。
假使有别的力量代替神权，则必须说明这个新的力量是什么，因为历史的全部兴趣正是在这种力量里面。
历史似乎假定，这种力量是当然存在的，并且是人所周知的。虽然大家希望承认这种新的力量是人所周知的，但是读了很多历史著作的人，不觉地要怀疑，这种新的力量是否真是人所周知的，历史家们自己对它的了解是那么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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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各国人民呢？
个人传记的历史家和各国人民专史的历史家，认为这种力量是英雄和君王的固有的权力。据他们的叙述，历史事件仅仅是拿破仑之流的、亚力山大之流的，或者总之，是个人传记的历史家所描写的那些人们的意志所产生的。这种历史家们关于推动历史事件的力量这问题所作的回答，在每个事件只有一个史家的时候，才是令人满意的。但是一旦各国的、各种见解的史家们开始描写同一事件时，他们所给的回答便立刻失去全部的意义了，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了解不但是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十分矛盾。这个史家断言某一事件是拿破仑的权力产生的；那个史家认定它是亚力山大的权力产生的；第三个史家认为它是某某第三个人的权力产生的。此外，这种史家们，甚至在说明同一个人的权力所依据的那种力量的时候，也是互相矛盾的。保拿巴特派的提埃尔说，拿破仑的权力的依据是他的德行和天才，共和党兰夫来说，他的权力的依据是他的奸诈与欺骗人民。所以这种史家们互相破坏各人的立论，因而使人不能了解产生事件的力量，并且对于历史的主要问题没有作出任何回答。
通史的史家，研究所有的各国人民，似乎认为研究个人的史家们关于产生事件的力量的见解是不正确的。他们不承认这种力量是英雄们和统治者们的固有的权力，认为它是各种不同方向的许多力量的结果。描写战争或一国人民的屈服时，通史的史家不在一个人的权力中寻找事件的原因，却在与事件有关的许多人的相互作用中去寻找。
按照这种见解，历史人物们的权力，作为许多力量的产物，似乎不能被看作产生事件的力量。然而，通史家，在大多数的情形中，仍然认定权力是产生事件的力量，是事件的原因。按照他们的说明，有时历史人物是他的时代的产物，而他的权力只是各种力量的产物；有时他的权力是产生事件的力量。例如，该尔维努斯、施洛瑟和其他许多人，有时证明拿破仑是革命和一七八九年的思想和其他原因的产物，有时又坦白地说，一八一二年的远征和别的他们所不欢喜的事件，只是拿破仑的错误的意志的产物，而一七八九年的思想的发展被拿破仑的横暴跋扈所阻碍了。革命思想，时代精神，产生了拿破仑的权力。拿破仑的权力又压迫革命思想和时代精神。
这种奇怪的矛盾不是偶然的。它不但在每一个步骤上出现，而且通史家们的一切著作都是由一连串的这种矛盾所组成的。这种矛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通史家们走上了分析的道路，却又半途而止了。
要使各项分力产生一定的合力或合成力，必须各项分力的总和等于合成力。这个条件从来没有被通史家们注意过，因此，为了解释合成力，他们不得不承认，在不充分的分力之外，还有一个未说明的力量，它影响着合成力。
专史的史家们描写一八一三年的远征或部蓬朝的复辟时，直率地说，这些事件是亚力山大的意志造成的。但通史家该尔维努斯，驳斥专史家的这种意见，极力证明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部蓬复辟，在亚力山大的意志之外，还有许多原因——施泰恩、梅特涅、斯塔叶夫人、塔来隆、斐希特、沙托不利昂和其他许多人的活动。历史家显然把亚力山大的权力分成各项分力：塔来隆、沙托不利昂等人；这些分力的总和，即沙托不利昂、塔来隆、斯塔叶夫人和其他许多人的作用，显然并不等于整个的合成力，即是并不等于这个现象——数百万法国人服从部蓬皇朝。沙托不利昂、斯塔叶夫人和其他许多人，彼此说点什么话，这只影响他们的互相关系，并不能说明数百万人的服从。因此，为了说明从这些分力中怎样地产生了数百万人的服从，即是，从等于一A的各项分力中，怎样地产生了等于千A的合成力，史家又不得不承认一种力量，即是他曾经否认的权力，认为权力是许多力量的合成力，即是，他不得不承认一种未说明的、对合成力发生影响的力量。这就是通史家们所做的事情。因此，他们不但和专史家们互相矛盾，而且他们自己也互相矛盾。
乡下人对雨的原因没有明白的概念，凭着他们希望落雨或者晴天而说：风吹散了乌云，或者风吹来了乌云。有时候，通史家们，当他希望这样，当这样便符合他的学说的时候，也同样地说，权力是事件的结果；有时候，当他们需要证明别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说权力产生事件。
第三种史家，所谓文化史家，走着通史家所开辟的路线（通史家认为有时著作家和妇女是产生事件的力量），却认为这种力量是全然不同的东西。他们认为文化、认为精神活动就是这种力量。